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会馆在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明中叶后 ，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会馆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
潮商作为中国三大商帮之一，不仅在本省各地做生意，活动范围更远跨全国各省和全球许多国家。 因此，潮州商帮足迹遍天下，潮州会馆也随商人林立于海内外活动据点上。
众所周知，“有大海的地方就有潮声，有潮声的地方就有潮州人。”著名语言学家林伦伦曾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一句——“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州会馆”。
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时期已有潮州会馆，建于金陵（即今江苏南京），后于清初康熙二十一年迁至苏州北濠。
“
会馆之设，肇于京师，遍及都会，而吴阊为盛。
——清 杭世骏
注：吴阊借指吴地，今苏州一带。
”
苏州潮州会馆
苏州潮州会馆为清代广东潮州旅苏商人集资创建，在康熙四十七年又迁至苏州上塘义慈巷西首（今苏州市第五中学内），雍正四年增建楼阁戏台。
苏州上塘街
原会馆大厅正中悬挂着潮汕人士所尊崇的昌黎韩夫子像，雍正十一年增建潮州天后行宫，又称关帝殿或正殿、大殿，供奉“关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神位，后多次重修。
苏州潮州会馆内的古戏台
当时，潮商在苏州主要经营洋货、丝绸布料、药材、南北货、海货、烟草、典当、珠宝、玉器、金饰品、银器、茶叶、银楼等，一般从事转运、批发、零售。大多数人在苏州有店号。
苏州潮州会馆是国内现存潮州会馆中保存得最完善、最富丽堂皇的，1982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它以庄严典雅的风骨，向八方来客展示着富有特色的潮州文化，讲述着潮商这一古老大商帮书写辉煌的故事。
会馆头门
会馆的头门与戏台合为一体，通体以磨细方砖斜角贴面，给人以秀雅与豪放兼具之感。大门居中，左右两旁有两边门，大门上额书“潮州会馆”四字。
左右边门上额则分别书“河清”、“海晏”，估计是因为从前潮商做生意以水运为主，为了祈祷“江海平静”而刻下。据说会馆大门还曾立有两只从潮州运来的石狮，如今已不见踪影。
据碑文记载，苏州潮州会馆从康熙47年至乾隆41年所置房产不动产，计房屋共18处，产业约达30665两银子，在当时苏州近百所会馆中占第2位，而就地方会馆来说，潮州会馆的产业更是首屈一指的。
苏州潮州会馆还有一个阴会馆，位于油弄（地名），为潮籍旅吴人士停柩之所。阴会馆规模很小，一共只有七、八间平房，造型皆为长方形，以方便棺木停放。每副棺材都放在两只特制的长条凳上，门口有烧纸钱的地方。每间房屋平时都锁着，只有忌日、清明节和节日才开门，让亲人在门口祭拜。每年都有家属将棺木运回潮州安葬，运棺前三天请和尚念经以超渡亡魂，屋内无人祭拜的孤魂则由会馆派人代祭，以慰客死异地的同乡商友。
北京潮州会馆
北京潮州会馆建于清朝，但主要用于供上京应试的潮籍举子住宿。
潮汕人早在宋代已有上京应试的传统习惯。宋、元、明以至清朝初期，潮汕地区上京赴试的举子都要住宿于客店，但由于科期时间较长，举子们宿店读书、生活环境较差，尤其是贫寒的举子经费的开支难以应付，一旦病亡更无人照顾收尸。
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文治武功显著，国力强盛，善于启用汉人，潮人受封赐也不乏其人，在朝在野皆有名宦。但是，潮籍热爱桑梓的文官武员如林德镛等，经多番努力，创办潮州会馆，供潮籍应试举子住宿。
由于潮人赴京应试越来越多，潮州会馆后来发展到三个，谓之南馆、北馆和西馆，南馆设于延寿街，北馆在宣武门海梅寺，西馆则在丞相胡同。
北京胡同
清朝时期，潮州府许多走向仕途的名宦应试期间都住过潮州会馆，无不喟然慨叹，念念不忘，诸如黄仁勇（武进士，任头等侍卫）、郑大进（进士，任两淮盐使）、曾习经（进士，任大清银行监督）、刘起振（进士，任选庶常）等人居多出身贫寒，到京城应试有了栖身之处，最终得以成就功名。
三处潮州会馆的房子一旦有空余，就招待潮州来客，还租赁给人家，以所得归入经费。
上海潮州会馆
阳朔路（旧名洋行街，今阳朔路105号），位于上海老城厢外围，靠近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据史料记载，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上海潮州会馆就在这条不起眼的小街上。
旧时的上海十六铺码头
如今，这条仅有百余米的小街上却看不到上海潮州会馆的任何痕迹，关于会馆的情况大多只能从历史资料中寻找。根据《潮州会馆祭业勒契碑》，“乾隆二十四年，契买郑国梁市房一所，……即初创会馆遗址”，表明早在上海开埠80多年前，旅沪的潮汕商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地缘性组织。
上海潮州会馆的发起人之一系十九世纪后期上海的烟土业大亨郑介臣。郑介臣是潮阳人，靠做当时合法的鸦片成为上海潮汕人商会领袖，在上海鸦片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孙子正是被誉为“中国电影事业之父”的郑正秋。
郑正秋
最初的潮州会馆，在背井离乡的潮州人之间起着联络同乡、“同郡邸舍”的作用。此后长达近200年的时间里，特别是上海、汕头相继开埠后，两地商贸活动迅速发展，旅沪潮人激增，并在糖业、钱庄、典当、抽纱等行业中占有很大份额，形成了足以与江浙帮、徽帮等鼎足而立的潮州帮。而上海潮州会馆的功能也开始向维护潮商利益、维护正常商业秩序、调解本帮矛盾等方面转化。
旅沪潮商郭子彬创办鸿章纺织染厂，崛起成为近代上海著名的实业家。
1912年，江海关税务司发布关栈新章，将原订货物存放关栈期限由2个月改为15天，对以砂糖、抽纱、什货贸易为重要职业的潮州帮影响很大。上海潮州会馆首先发难，联络烟台同业多次致函税务司表示反对，并往上海总商会等寻求声援，终于迫使税务司作出让步。
该地曾是上海潮州会馆基地，并有马厩，为英国人养马场所。
随着形形色色的求助纷至沓来，上海潮州会馆的慈善、公益色彩也日渐浓厚。在会馆的档案材料中，有不少关于在沪潮商慷慨解囊、赈济广东及其他各省受灾灾民的情况。
民国元年，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名义委派人员向上海潮州会馆及广肇公所等商借经费。两帮会董经过讨论后，向在沪经商的各商号派借，给初创的国民政府以有力的支持。1923年，刚刚平定了陈炯明叛变事件的孙中山又曾致函上海潮州会馆，希望“协助筹饷”。这封由孙中山亲笔签署的公函，成为有关上海潮州会馆参与爱国活动最珍贵的证明。
1923年8月，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在陈炯明于广州发动武装叛乱蒙难一周年后摄于永丰舰。
从民国初年到抗战胜利，在上海的潮汕人已多达20万包括“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女作家冯铿，知名社会科学学者杜国庠、许涤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郑正秋、蔡楚生、陈波儿等。
1954年，上海潮州会馆经政府批准结束，原洋行街馆舍归会馆所设海平小学使用（后改为人民路第一小学）。而如今，当年的潮州会馆旧址作为上海南外滩整体开发的一部分将重新规划动迁，变成黄浦江边新的风景。
俗话说，“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潮汕人最初出外谋生，人生地不熟又不懂当地语言，大多靠同乡会馆帮忙。可以说，如今海内外潮商的不断壮大，得益于潮州会馆的建立，下面就带您看看几个海外的潮州会馆——
马来西亚槟城潮州会馆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泰国潮州会馆
胡志明市潮州义安会馆
澳洲潮州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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