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泄露有时是黑客的“杰作”，但更多时候，那些被我们信任的企业，往往成为泄露数据的源头。即便在涉及个人信息交易时，我们都会谨慎选择规模较大的正规企业，最后却像是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的隐私。

房屋中介询问租期到了要不要找出租房，招聘网站询问要不要换工作，网校询问要不要考注册会计师，移民机构询问要不要赴海外投资……偶有诈骗电话，情节拙劣让人哭笑不得。显而易见，我们的隐私数据被他人获取了，但是如何获取，被盗或是被买卖，该如何保护这些数据，是否有法可循？对于大众来说，至今仍是无解谜题。

从无到有的法律建设

在今年的315晚会中，电话诈骗产业链被曝光，涉及APP安装（隐私截取）、探针盒子（隐私下载）、大数据分析（隐私数据整理）和AI语音电话骚扰（隐私变现）等一系列对个人信息有组织的侵犯。个人信息问题首次出现在315晚会是在2012年，中国电信被曝群发垃圾短信出售信息通道，之后更是多年榜上有名；2013年，高德地图被曝位置共享服务会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网易邮箱被曝根据用户邮件内容分析用户习惯并发送精准广告；2014年，大唐旗下高鸿等公司被曝向智能手机植入恶意程序等问题，不仅会恶意扣费，还会泄露用户的个人信息；2015年，中国移动、铁通被曝为骚扰电话提供支持，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内部员工被曝泄露出售客户信息……

315晚会上对电信诈骗的报道

被点名的企业不乏知名企业和行业巨头，恰如冰山一角，过去十几年中不为人知的对用户数据的滥用只会更多。这让中国人对企业的信任不断下降的同时，对隐私泄露的不安也日益提升。诺顿的报告显示，50%的中国受访者对政府保护个人信息的能力表示信任，对金融机构只有24%，而对电商只有11%，社交媒体更是低至8%。

虽然互联网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消费者在获得便利的同时，安全感却再在逐渐消失。针对个人信息泄露、骚扰信息泛滥的情况，2014年3月重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其中第29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第3款规定：‘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这一立法显示，隐私保护在我国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民众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了侵犯。实际早在我国立法之前，这一问题在国际上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早在198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颁布了《隐私保护与个人信息跨国流通指南》，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与地区也纷纷出台相应法律，比如2012年新加坡国会发布的《个人数据保护法》，2013年4月25日香港特区发布的《香港隐私保护条例》等。

相比之下，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正从无到有，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仅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少数条款显然不足以覆盖范围越来越大的隐私保护问题。2017年6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网络安全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共有11条条款定义个人信息保护的保护规定。其中第22条、41条、44条和45条，要求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时，要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不得超范围滥用个人信息，不得已非法方式获取、提供和出售个人信息。第43条规定，个人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和更改其个人信息。

不过《网络安全法》大多只是原则性规定，且个人信息保护主要集中在第四章网络信息安全，仍有许多不足。而一年后实施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被认为是史上最严苛的数据保护法案，以及随后在2018年6月28日经加州州长签署公布的《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保护法案》（CCPA），条款都更加全面和细化，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

对比我国《网安》法中相应条款，GDPR和CCPA都对个人信息作了比较广泛地定义，强调个用户对个人信息的自决权，新增了数据可携带权、删除个人信息权等，并规范了企业处理数据的行为，比如要求企业告知用户收集、使用、共享数据的具体信息，强化了企业和数据相关的责任，并设立较为严格的处罚，但也设置了多种合规路径，鼓励数据以合法的途径流通。

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在于，GDPR和《网络安全法》有所类似，都是基于监管者的立场，强调有关责任主体主动规范数据处理的行为，对数据保护的规定更为全面；CCPA更侧重规范数据的商业化利用，基本是消费者隐私保护的内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发点类似。相比较之下，GDPR要更严格和全面，涉及的对象范围也更广，对象是任何拥有欧盟公民个人数据的组织；CCPA主要针对达到相应体量（年度总收入超过2500万美元，或为商业目的购买、出售、分享超过50000个消费者、家庭或设备的个人信息，或通过销售消费者个人数据取得的年收入超过总收入50%）的处理加州居民个人数据的营利性实体。

在规定企业合规使用用户数据的界限上，GDPR在第六条规定，企业需要主动获取数据主体即用户的明确同意，个人对其数据有知情权，删除个人数据、限制处理个人数据等相关权利，同时有‘合法利益’的概念。在预防犯罪、欺诈监测、员工背景调查和收集分析明星数据等情况下，证明‘合法利益’的企业可以不经同意合法处理个人数据；在CCPA中没有‘合法利益’这一概念，消费者有权要求企业披露收集个人信息的类别和具体要求、目的以及信息共享的第三方，并有权选择不出售个人信息和要求企业删除收集的个人信息等。360法律研究院将两者对个人数据使用的法案内容归纳为，GDPR规定个人数据的使用‘原则上禁止，有合法授权时允许’；而CCPA则是‘原则上允许，有条件禁止’。

对于数据跨境，GDPR的有严格的规定，而CCPA没有进行限制，这与美国相对鼓励数据流通有关。但对于违规行为，处罚的力度都很大。GDPR规定企业会面临最高2000万欧元或上一财年全球营业额4%的行政处罚（以较高者为准）；而CCPA规定企业会面临支付给每位消费者最高750美元的赔偿金以及最高7500美元的罚款。

自GDPR开始执行之后，Facebook、Google等巨头都相继收到巨额罚单，对于隐私保护的政策争议也一直未停止。3月下旬，阿里巴巴罗汉堂曾邀请全球顶尖学者进行三天闭门的会议，讨论隐私与数据治理的问题。据《钱江晚报》报道，即使是来自欧美的学者，也普遍对GDPR表达了一些担心。比如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教授JeanTirole就认为，GDPR太过复杂，如果不允许收集数据，就类似于‘想倒掉洗澡水，把宝宝也泼出去了’，甚至有学者将150多年前英国颁布的《红旗法案》与之相比较，《红旗法案》旨在保护汽车司机和乘客的安全，却也让英国错过了汽车产业的腾飞。美国伯克利大学教授JimDempsey则表示，现在针对隐私的政策大多基于假设，‘我们现在缺乏足够的经济学、社会学层面对隐私问题的研究’。亚洲商业法数据隐私项目负责人ClarisseGirot说：‘关于对数据的保护，一个国家单枪匹马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司法管辖区域，共同的相互协作。目前，什么叫相互协作、相互运作、相互运营，这些词眼对我来说也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我相信未来是清楚的。’

博弈中曲折前进

回到国内，在《网安》法之后，我国同样在不断推进相关的制度建设。《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就是目前主要针对个人隐私保护领域，进展较快的标准。虽然不具备强制性，但对处理个人信息和各类组织提出了具体的保护要求，也为制定和实施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奠定了基础。

今年2月初，经过修正，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草案）》针对个人信息面临的安全问题，规范了个人信息控制者在收集、保存、使用、共享、转让、公开披露等信息处理环节中的相关行为。

在这份标准之中，同样充满了利益的博弈和妥协。从标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来看，既有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等政府、学术机构，也有阿里巴巴（北京）软件服务公司、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企业对于个人信息保护责任边界到底在哪儿’，是起草组争论的核心问题，起草组成员、阿里巴巴安全部总监郑斌回忆，这个问题起草组讨论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每两个月左右会开一次讨论会，大概讨论了五六次，每一次这个问题都会提出来。’

争论的重点，是个人信息在数据流转时，企业所要担负的责任。对企业来说，理想的结果是企业只负责自己掌握的个人数据不出现泄漏、滥用等安全问题，而经过用户授权，流转到第三方的数据出现问题时，企业不承担法律责任，即，前普遍的存在授权链即可的观念。

而学术专家更倾向于，企业应该对自身搭建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能力进行充分的评估，并为合作伙伴承担责任。例如剑桥分析曾经利用Facebook上5000万名用户资料进行分析并进而影响美国大选，Facebook就因此遭到美国、欧盟等多方质询。

一个现实是，即使过程完全合规，绝大部分用户实际并不会去看动辄几千字的用户协议，因此‘同意’并不意味着‘知情’。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季旭在《支付宝年度账单反思录》一文中谈到，我国个人信息收集的原则是‘告知—同意’规则，即信息控制者和信息处理者在收集、处理数据前需事先告知用户，并得到用户明示或默示的许可同意。这一规则源于美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认定为线上隐私保护的‘最为重要的原则’。并且有告知成本低廉（只需发布统一的隐私条款），尊重个人意愿，监管模式简单等优点。

但实践证明，很少有用户阅读隐私条款，即使用户阅读了冗长的隐私条款，也很难理解复杂的法律术语以及隐私条款的含义，最后，用户难做出理性的判断。尤其当谈判桌的另一端，坐着的是理性、商业化、法务体系健全的企业时，看似均衡的天平就完全失衡了。

因此，让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类似在追求‘结果正义’，而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风险，是难以接受的。因此，直到最后，争论双方也都没有说服另一方，只能在许多条款中达成妥协。‘所以在《规范》里，并没有很好地去解决数据流转过程中数据保护的责任。’郑斌说。

不过即使如此，在《规范》起草组成员、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看来，这依旧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尽管《规范》是国家推荐性标准，不是强制性标准，不具备法律强制力，缺少实践性，也缺少技术上的可执行性。但至少填补了我国相应体系的部分空白，为判断合规性提供了一个标准，而且可以通过实践不断地改进，也为以后相关法律的起草、发布和实施奠定基础。

中国用户的隐私意识正在不断觉醒。目前缺失的，正是相应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及企业对用户信息保护的重视和积极参与。随着整体生态的不断改善，一个重视用户隐私安全的商业环境，将更有利于良性的商业竞争和发展，也最终将反馈给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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