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限的人生里，为买房赚钱占据我们大部分时间。
一套小200万的房子，加上30年的贷款利息，可能是一个普通工薪阶级一辈子的工资收入。
这是大多数普通人绕不过去的坎，不少人会幻想，如果不用花钱就有房住该多好。
如果不用花钱，每一个人都想啊。但是谁来保障，又怎么保障？
前段时间，在《楼市重逢1998，二次房改走向香港还是新加坡？》里和大家探讨了一下深圳二次房改，二次房改是一次风向标，代表我们很可能将迎来一个不需要钱，或者说很少的钱就能住上公住房的时代。
今天，我们以其他国家为样本，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看看相似的新加坡和香港，又交出了两套怎样不同的答卷。
同一个世界，你的梦想，被其他国家、地区实现了吗？
1
香港—难圆的公屋梦
1953年，大陆刚刚解放不久，新加坡还没有诞生。
彼时的香港发生了一起严重火灾，为了安置火灾中数万无家可归的人，香港成立了徙置事务处和徙置区，帮助安拆寮屋。
这是香港公屋，也就是公住房最初的雏形。没有什么宏伟的蓝图，只是单纯的应急，而这一应急，谁也没想到就过去了60多年。
在这60多年里，香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房子，却始终没有变，遵循严格的双轨制。有钱人住大豪宅，穷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住寮屋，住居屋，住公屋。
香港的制度没有办法打破这样的规律，特首梁振英在其专栏文章中说：“政府有责任确保每个香港人都有合乎一定标准的居所”。
但是，所谓的合乎标准的住宅，肯定不是合乎梁振英居住条件的住宅，因为穷人实在太多，而允许开发的土地却太少。
根据香港的制度，政府将土地免费划拨给房屋委员会，由房委会招标建设并“分配”给有需要合资格的市民租住，每套通常30—50平方米。
2018年，在香港，大约有半数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或者居屋里。
虽然面积不大，公屋还有着不少的问题，比如说环境差，隔音差，有老鼠，但却仍然一房难求。
在网络上看过一个香港人写的公屋申请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年十八，生日那天晚上回家，以为家人会跟我好好庆祝，自己的成人典礼。
谁料，他们只淡淡的送我一份表格，表格左上方，印着香港房屋委员会，旁边还有「公屋申请表」五只。
「你是个大人了，现在可以申请公屋了，再迟就要等十年八年了。」母亲淡淡的抛下这句话。
我在饭桌上默默填着个人资料，看着上面意义不明、于我而言像火星文的字词如「优先配屋计划」、「天伦乐」，时不时问家人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他们只说：「不懂就不用理，反正都不是你要填的资料。」填好的一剎那，我开始幻想要是排到公屋，每月只需交千多元租金，省下不少旅行钱。
填完申请，父母终于把生日蛋糕捧出来，与我庆祝了十八岁的生日。
在那之后，每隔两三年，我都会收到房屋署的信件，每次都以为终于轮到自己；打开信封，却是一份名为「非市区公屋轮候意愿问卷」之类的文件，叫我选一些从未去过的地方，如天水围、青衣，甚至离岛，据说能缩短轮候时间。我却每次都因为这地方不熟路、那地方交通不便，而没怎么填，于是继续等。
今年，我二十六岁，八年间，从来没有收过一封看房子的通知，哪怕是凶宅、偏远地区，也都没有。
根据房委会数未，说公屋轮候人数突破28万，平均轮候时间为4.6年，彷佛创造出什么辉煌壮举一样；
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一个非正式数据，说「（非长者）单身人士要排到公屋上楼，可能要等31年」。
偷偷瞄了一下年事已高的父母，「十年八年十年加八年都未必得！」不禁冲口而出。
在故事里，他等了8年也没有排到公屋，而在香港还有几十万这样的人，他们排不到公屋，住不起商品房，于是只能住劏房。
一个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张双层床，上层住两个小孩，下层住父母；
为什么香港的公屋这么难以保证呢？
香港的土地并不少，目前开发的土地还不到整个岛的1/4。香港不缺钱，更不缺成熟的地产商。
或许某些关于公租房的吐槽可以给我们灵感。
在香港，公住房是可以买卖的，如果补齐地价，就可以在私人市场上卖，而这种买卖政策，给了不少人套利的空间，因为傻子都知道，土地是世界上最稀缺也是最保值的资源。
一个香港人说：
想当日，政府要求的补地价费用不足现时的十分一，所以，现在一般公屋住户都不会卖走他们拥有单位，除非经济出现问题。
即使他们已经拥有私人物业（商品房），已经不在那些公屋居住，政府规定不能出租，他们也不会卖，而这无形中浪费了政府资源。
这种抱团效应使得公屋的价格也像商品房一样不断上涨，初初50万一间的公屋很快涨到90万一间，每一个业主都希望，政府宣布免补地价。
而这种手段，不就是过去疯狂囤地的港商们，惯用的手段吗？
2
新加坡—政府的手
2015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的时候，前往送别的道路两旁民众，在盖上国旗的灵柩出现那一刻情绪激动，有些甚至失声痛哭。
李光耀给新加坡留下的政治遗产颇多，其中和普通人最为相关的就是他的“居者有其屋”房产政策。
这项政策给李光耀带来了近乎“独裁”的统治，因为他真正满足了普通人的需求。
新加坡和香港的大小，人口数量都非常相似，但是居住条件却大有不同，这得益于李光耀的组屋政策。
在新加坡，87%的居民都是通过低价购买或租住政府组屋获得自己的居住权，这87%的人指的并不是少数贫困人口，而是与少数富裕人口相对而言的大多数。
组屋的价格市场价基本是在30万新币到70万新币之间，而这是在二手市场上转售的价格。
政府首次出售的价格会大概打一个6折，也就是说，最低可以以不到20万新币的价格买到一间组屋。
新加坡大学毕业生月薪在3-4千新币，而一般的超市收银员的工资大概是千把多新币，再加上或多或少的补帖以及完全能够cover掉房贷的公积金。
即使是低收入的年轻人，两个人2-3年的工资就可以拿到自己的房子，一般来说，也有90平左右。
但是，任何政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规矩之下的，好处越多，则意味着规矩越苛刻，鱼和熊掌永远不能兼得。
新加坡的组屋，也有着不少这样的规矩，不仅仅包括低收入要求。
首先，组屋是销售给家庭的，也就是说，单个年轻人不可以购买，年轻人要购买组屋的话，必须先结婚。
有个新加坡笑话，说年轻人要求婚的时候，是跟对方说：“我们去买个组屋吧。”
要是找不到人结婚就必须等，等到年满35岁才可以买，虽然看起来对一部分群体很不友善，但是无形之中，保证了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相当于用一个小孩换一套房。
其次，组屋每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要买第二套的话，就要把第一套卖掉，而且下一套没有资格跟政府要6折。
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买组屋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许多年轻人会尽快买一套自己的组屋，住几年后卖掉，赚上一笔。
但是，也仅仅是一笔而已，而且大多数都是新加坡的外地人接盘。
当然，新加坡组屋最大的问题就是，组屋实际上是过去的99年长租房的变形。
也就是说，新加坡人拥有的组屋，产权并不是永久的，只不过是和政府租了99年。
拿到新屋的那一天，屋主就知道，组屋的年契是99年，并且自动延长的可能性极小。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在国会上表示，政府若自动延长高龄组屋的年契，将须做出一些取舍，后代国人也将为此付出代价。
当然，目前组屋屋龄最高也就50年，大多还有超过60年的屋契，因此问题并不迫切。
目前来说，新加坡已经早早的解决了住房问题，不少组屋还在花式创新，甚至拿到了不少的建筑大奖。
（新加坡的圆形组屋，民众反映不太好放东西）
3
我们能走哪条路？
新加坡的组屋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并且可以说是计划经济的奇迹。
新加坡国家小，面积只有广州的1/7，再怎么分配组屋，公平性的问题都不会太大。
这种政策显然无法照搬到中国，在中国，拿到北京组屋和十八线小县城组屋的人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么只能从了香港吗？
很显然，我们并不喜欢香港人的生活，哪怕他的工资再高，再“民主”。
但是，在批评香港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另外一面，香港的市场化经济到底是对是错？
房子的问题如果不能通过公住房解决，那么能不能够通过市场自己解决呢？
或许不少朋友认为，市场化三个字就是炒房，越市场化房子会越贵。
但是我认为，香港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过度市场化，恰恰是不够市场化。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被几大巨头垄断，这能够叫市场化？土地得不到开发，房子满足不了普通人的居住需求，价格又凭什么不上涨呢？
房子是商品，和所有的其他商品并没有什么不同。供给增加价格下跌，供给不足价格上涨。
经济差的时候，不少人会卖房，这个时候供给增加，房子价格下跌。
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买房，这个时候需求增加，房子上涨。
如果足够市场化，房子则会遵循这个规律，直到供需得达到平衡，因为只要有最后一个人想要买房，有钱可以赚，就会有最有一个开放商拿地。
政府可以通过改善交通，增加居住用地，限制炒房等办法调控房价，但绝对不是控制商品房土地供给。
说到这里，虽然我们很明白，新加坡的幸福很难来到中国，但还是希望，能够在有限的将来里，比香港人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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