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忆远
十多年前，很少有人会预见到蚂蚁集团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蚂蚁最初是阿里巴巴的一项支付服务，它帮助中国晋升为数字交易领域里的全球领导者，让企业家和消费者获得贷款的机会大增，并改变了人们的理财方式。现在它自身已长成一个巨头。2019年，蚂蚁的活跃用户超过10亿；处理了110万亿元的支付交易，是中国以外最大的在线支付平台PayPal的近25倍。
在截至2019年6月的一年内，蚂蚁集团向大约5亿人提供了1.7万亿元人民币（2550亿美元）贷款。它运行着世界上最大的数字支付系统，管理约1730亿美元的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在全球同类基金中规模位居前列。
2020年圣诞前夕，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几乎同时发布公告，前者对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立案调查，后者与其他监管部门将再度约谈蚂蚁集团，要求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
上一次蚂蚁集团被约谈发生在11月初、该公司正为当周晚些时候的沪港两地股票上市做准备。据称是因为蚂蚁被视作金融控股公司，需遵守与银行类似的资本和杠杆监管规定。那次约谈后投资者对其350亿美元IPO仍热情不减。直到第二天，上海证交所正式叫停蚂蚁上市。随后，蚂蚁表示香港上市计划也一并暂缓。
摆在蚂蚁面前的是业务调整的巨大压力。其实，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也由此承压。监管部门已经召集二十余家科技巨头的代表就整治垄断、假冒伪劣进行指导。
全球范围内，大型科技平台确实引发了对公平竞争的担忧，特别是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曾经的支持者也发出警告，指出它们势力过大，可能会利用自身实力来保护和扩大其主导地位，进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这些超级巨头不只是在市场上竞争，它们正日益变成市场本身，为大部分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即“平台”）。许多服务看似免费，但用户在交出自己的数据时实际就在“付费”了。尽管它们已经实力强大，但其巨大的市值表明，投资者期待未来十年它们的规模能再增加一倍甚至两倍。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棘手任务是既要约束它们，又要避免过度约束而扼杀创新。
去年7月底，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和亚马逊、苹果及Facebook老板们一起，接受了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的质询，因为他们担心美国科技巨头的利润过于丰厚而需要加以限制。
美国的反垄断机构对科技巨头使用了无罪推定。它人要先找到消费者受害的证据，但在价格下降、服务“免费”的情况下很难做到。
然而，行业门槛在不断抬高。Facebook不仅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个人数据，还有最大的“社交图谱”——用户名单以及用户之间的联系。亚马逊掌握的定价信息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亚马逊的Alexa和谷歌的Assistant这些语音助手将能让它们更好地控制人们的互联网体验。
中国科技巨头的竞争实力有目共睹，但蚂蚁们与谷歌这类全球巨头远不在同一个量级。
美团创始人王兴表达过这类见解：
“国内的SNS做得有好有坏，但离Facebook差得太远了。一方面，国内有QQ，抢占了不少市场；另一方面，我们与美国整体差距挺大的。做一个顶级公司，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团队能搞定的。从IBM、微软、Google到Facebook，是四代顶尖IT公司。做到这个程度，不是个人和团队的努力，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水平的体现。差距是全方位的，如果我做，我也做不到Facebook那级别。”
亚马逊抢占了美国网购总额的40%以上。Facebook 的月活用户超过20亿，掌控着媒体行业。企业离不开谷歌，在一些国家，90%以上的网络搜索用的都是谷歌。Facebook和谷歌这两家公司控制了美国在线广告收入的三分之二。
Facebook一直在收购那些有朝一日可能会分流其用户的公司：先是Instagram，然后是WhatsApp，接着又是tbh——一个让青少年匿名赞美对方的应用。尽管亚马逊总体而言仍在促进竞争，从食品杂货到电视等行业都可以证明，但它也有可能识别出竞争对手并将其挤出市场。
如果任由这个趋势发展，消费者利益也会因而受损。投向创业公司的资金会减少，大多数好的创意都将被巨头买断，而且，利润总是被巨头收入囊中。
从五、六年前开始，欧盟委员会就一直在指控谷歌垄断，最近的指控包括：谷歌利用其移动操作系统安卓预装自家的应用。
不是所有“精英”都能同意监管方对“垄断”的看法。只要追求经济增长，自由（动态）竞争带来的垄断无法避免。彼得·泰尔就尤其推崇谷歌、苹果这类公司的“创造性垄断”。他反对的是靠政治关系、权力寻租而获得的垄断；“在一个静态的世界里，垄断者只是寻租者”。（详见越竞争，越穷？）
一百多年前，约翰•D•洛克菲勒详细论述过垄断的重大意义，他在几十年时间里发展出了强大的石油托拉斯，成为让同时代的人噩梦连连的八爪“章鱼”，这一垄断实践的成功引发了历史上最早的反垄断监管法案。
然而，1910年的“大企业”在“二战”后只能算条小鱼。1911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信托基金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而被分成14份。不到30年后，1940年这些继承公司中的每一家都比原来的母公司更大——在人员规模、销售额、投资额等方面都是如此。这14家子公司中只有3家是“主要”的国际石油公司（Jersey Standard, SoconyMobile 和 Standard of California），其余公司按1940年的标准只能算是“小型”或“中型”，但又过了30年后，这些公司都只是“小公司”。
过去各国处理垄断企业的办法或是将其拆分，比如1911年对标准石油公司的拆分，或是将它们当作公用事业来监管，例如1913年对AT&T采取的措施。
对互联网科技企业来说，这两种方法都有很大的缺陷。价格管制和利润上限等传统的管制工具难以应用，因为大部分产品都是免费的，而且还会抑制投资和创新，代价高昂。同样，完全肢解将削弱这些平台的规模经济，导致提供给消费者的服务质量下降。而且，即使拆分了谷歌、Facebook这样的企业，由于网络效应无可避免地会重新发挥作用，某个“小谷歌”或“小Facebook”还是很可能再次横扫市场。
人们在思考，是否有更好的反“垄断”方式。首先是更好地利用现有的竞争法规。反垄断机构应该仔细审查兼并案，判断某项兼并是否有可能消除潜在的长远威胁，即使当时兼并对方的规模还很小。以前如果有这样的审查，Facebook可能就不会收购Instagram，谷歌也许就不会收购导航软件Waze了。对内容免责的豁免也必须取消。
同时，反垄断机构需要重新思考科技市场的运作方式。消费者实际上是用个人数据作为货币来购买服务，从这个角度看，科技巨头通过产品获得了关于用户行为、人际关系和购买习惯的宝贵信息。美国在19世纪制定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复杂规则，现在它需要一套新的法律来管理数据的所有权和交换，以便让个人能切实掌握自己的权利。监管机构可以要求平台公司向竞争对手提供匿名的批量数据，换取一定的费用，有点像专利的强制许可。企业越大，要共享的数据就越多。这些做法能把巨头为了抑制竞争而囤积的数据变成可供用户分享、促进创新的数据。
这些事只能一步一步做起来，让科技巨头收敛，同时又不破坏它们带来的好处。用户转换服务也会更容易。股东们则再也不能指望未来几十年都获得垄断利润了。
随着中国全面改革金融科技行业监管规定，蚂蚁集团在2021年重启IPO的机会渺茫。但在一个动态竞争的环境中，蚂蚁仍然不乏其他机会。
一个多月前，蚂蚁集团获得了新加坡数字银行牌照，这为它在这个东南亚枢纽拓展金融服务铺平了道路。作为快速发展的财富管理中心和通往东南亚的门户，新加坡数字银行市场料将在五年内增长三倍。
新加坡跟随英国和中国香港的脚步，向纯数字化的新入局者开放银行体系。新加坡金管局研究近一年后于12月4日宣布发出四张数字银行牌照，其中一家企业就是蚂蚁。预计这几家银行将于2022年初开始投入运营。
尽管如今美国也在仔细审视中国公司，新加坡金管局局长孟文能(RaviMenon)表示，金管局不会受国外各种监管行动的影响。他接受采访时称：“中国收紧监管不会影响到这里的数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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