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实践教授）
世界秩序能否跟上变化的世界
文/马凯硕
发于2020.1.6总第931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世界转了个弯。但问题在于，世界秩序并没有相应转变。这一断裂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全球层面最大的变化是“亚洲世纪”的开启。如今，世界上最大的四个经济体中，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三个都在亚洲（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一地区的GDP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和欧盟。
美国甚至不再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这一头衔如今归属于中国。对大部分国家来说，中国已是比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在签署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有可能成为史上规模最大自贸协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相反，美国正在放弃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续牵头维持着该协定。美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正持续下降，世界秩序已经无法跟上经济发展动向的变化。
但另一方面，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美国和欧洲仍然控制着两个最重要的全球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而安理会这样一个唯一能够做出对联合国193个国家有约束力决定的机构，则被少数几个正在衰落的大国所控制。
理论上，这些冲突中最容易解决的应该是中国等新兴力量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影响力不足的问题。毕竟，美国和欧洲都承认，包括在2006年和2007年的G20公报中也都提到，IMF和世界银行高级管理层的遴选应该基于才能，以确保所有成员都能得到广泛的代表。
不过，传统的“君子协定”虽然已经有些不合时宜，却十分顽固，让美国人和欧洲人一直分别把持着世界银行和IMF的领导人岗位。2007年，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成为IMF总裁，他的继任者是2011年上任的另外一位法国人克里斯汀·拉加德。6年后，拉加德宣布，如果到2027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保持不变并反映在IMF的投票结构中的话，IMF总部可能将迁往北京。毕竟， IMF章程要求，该机构总部要设在成员中的最大经济体。
但是，当拉加德从IMF总裁岗位上离职去履新欧洲央行行长时，接替她的仍然是一位欧洲人：保加利亚经济学家克里斯塔林娜·乔治耶娃。类似地，世界银行行长职位在2012年从罗伯特·佐利克变成金墉，接着在今年变成大卫·马尔帕斯。未来，历史学家可能会惊奇于旧力量顽固不化地拒绝分享全球机构的控制权。
美国和欧盟并非仅有的竭力捍卫自己实力的旧力量。在联合国安理会，很多国家也是口头上大谈改革，实际却一直从中作梗。让情况进一步复杂的是，试图获得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新晋国家面临着邻国的抵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将比IMF和世界银行更加难以改革。
而失败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安理会的构成不更新，该机构可能失去信誉和道德权威性。如果分别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非盟或印度都拒绝遵守安理会决定，这个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机构将没有多少实际影响力。
（2019年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审议委内瑞拉局势。摄影/本刊记者 廖攀）
为了避免这一结果，安理会应该采取“7-7-7模式”。第一个7是常任理事国成员：巴西、中国、欧盟（由法国和德国代表）、印度、尼日利亚、俄罗斯和美国，分别代表不同地区；第二个7是准常任理事国成员，由28国（根据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 轮值担当；剩余160国轮值担当第三个7。
最难解决的冲突是衰落的美国领导力与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矛盾。今天，40％以上的跨境支付和90％的外汇交易用美元结算。这反映了数十年来的信任：美国有深度的市场、强大的机构（包括高效的法庭和独立的央行），并且不用美元作为推进自身利益的工具。
但是，2017年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破坏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任。他施压美联储降低利率，以实现短期经济增长，并利于他连任。他还将美元武器化，给中国贴上“货币操纵国”标签，指示美国财政部将更多国家置于监控之下，其中包括其亚洲和欧洲的紧密盟友。
特朗普的行为不仅激怒了对手，比如俄罗斯领导了去美元化的新潮流，也激怒了重要盟友。刚刚卸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承诺，欧元将成为欧盟主权的“活跃工具”。同样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法国、德国和英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成立了交易所支持工具（INSTEX），以求绕过美国对伊朗进行的制裁。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为世界做了件好事，他让已是显而易见之事变得无可辩驳。如果世界领导人不开始着手去解决可能危害世界秩序的结构性冲突的话，就有可能爆发危机，甚至引发更加危险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