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天，37岁的老舍辞去了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的教职，成了一名“全职作家”。那年，以北京洋车夫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杀青面世。这距离他第一部“京味”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发表刚好10年，此时的老舍居于青岛黄县路12号。
老舍是个地道的“老北京”。而中青年时期丰富的履历让他分别在伦敦、新加坡、济南、青岛等地求职和居住过。在这10年中，他居住和生活过的寓所不下10处。光是英国伦敦就有4处，其中位于伦敦西部荷兰公园区圣詹姆士花园街31号的那座黑色3层小楼，还在1998年年底，被英国文化部正式列为伦敦“名人故居”。
也是在这10年中，他的作品《二马》《小坡的生日》《济南的冬天》等都带着对居住地环境和文化碰撞的体悟。
当然，老舍最熟稔的人和事还是在北京。写《骆驼祥子》前，有一位友人与老舍闲谈，聊起自己在北平时曾用过的一个人力车夫，那人买车卖车，前后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食不饱腹，居无定所。老舍当即获得灵感，拟写一篇小说，因为话题中的北平、车夫、穷人都是他了如指掌的。对于北平的熟，他信手拈来道：
“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得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一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能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至于人力车夫和穷人，在老舍早年的亲戚、朋友和邻里圈里可谓比比皆是。
出生在北京城内一条窄小胡同里的老舍，可谓生不逢时，不惑之年的母亲在艰难生下这个末子的第2年，身为八旗军护军的丈夫，为抵御“八国联军”入城，在守护京城正阳门的战役中喋血殉国了。寡母带着未成年的4个孩子艰难度日。
7岁那年，老舍遇到了“善人”刘叔。刘叔一生乐善好施，常救助穷人。老舍的曾祖母曾在刘府当过女佣，刘叔感念这份旧情，专程来到舒家，把童年的老舍送进了一所改良版的私塾接受教育，并负担了他的全部学费。后来，勤勉的优等生老舍一举考取了极难考上的公费师范生，入读北京师范学校。学费、膳食和校服全免，无疑让这个极贫家庭喜上眉梢。5年后，19岁的老舍成为小学校长，还因工作成绩突出被任命为京师郊外北区专司学务管理的“劝学员”。两年后，为穷人做有益事的理想让他放弃了这份“肥差”，转而入教会从事普及大众教育的工作。25岁那年，他经人引荐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并在那里连续工作5年。回国后的他先后在济南和青岛的大学任教。
北京老舍故居（纪念馆）——“丹柿小院”院内
生于穷巷、长于穷巷，为穷巷大众服务的心，驱使老舍在写《骆驼祥子》前，做了大量的功课，如通过信函、走访等方式，向生活在北平的朋友、同学等请教，向做过洋车夫的哥哥、表哥讨教。加之他常年对洋车夫群体的观察，故而能了解他们的内心，感悟他们的艰难。
他早年在英国教学之余的练手之作《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就是他长期浸润于京城底层生活的积累。前者描写了京城里身兼商人、教员和军人的市侩老张，为满足金钱占有欲，活活拆散两对热恋青年的悲剧故事；后者描写的则是北京城里大学生们的众生相，其中既有浑浑噩噩者，又有为非作歹者，也有立志上进、舍身济世者。
待到他从欧洲归来，又在国内多所大学担任文科教职后，阅历和文化的碰撞让他的思想更趋丰满。《骆驼祥子》中不擅言谈的祥子，以健康朝气出场，经历了买车卖车的起起落落后，生性正能量的壮小伙，在社会的挤压中人性扭曲，以灵魂崩溃结局。而虎妞，是又一个让读者过目不忘的形象，老舍通过对北平个性化方言的“长袖善舞”，使这位既害了祥子，自身又是受害者的市侩女子，活现于读者眼前。《骆驼祥子》也被誉为现代庶民文学永不褪色的经典大作。
在《骆驼祥子》面世的次年，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开始了。老舍辞别妻小，只身前往武汉，并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全面负责该组织的各项会务开展。7年中，他协调文艺界各派力量在后方共同致力于抗战。
在繁忙的会务间隙，他又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偷生》、第二部《惶惑》等。以写小说见长的老舍，此时为动员全民一致抗战，深感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对于鼓舞民众更具有普及性和感召力，于是他又不遗余力拓展自己的创作门类，诞生了多部相声和话剧，还曾与梁实秋搭档，在北碚各机关团体劳军晚会上自告奋勇表演相声。
他领导协会多年为抗战奉献的勇气，感动了各方朋友。1944年，重庆各界特为他庆贺45岁生日暨从事文学创作20周年，黄炎培、沈钧儒、邵力子等各界数10位翘楚到会祝贺，郭沫若在赠给老舍的祝词中写道：“20年文章入冠，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老舍因大家的赞扬而倍感鼓励，他在会上泣不成声地应道：“20年，历尽艰苦，很不容易，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也不容易，我定要用笔写下去，写下去。”
抗战前中期，老舍只身在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务工作，寄居于北碚区城中心的一栋屋内，此屋系1940年5月林语堂携家眷由美返国定居时所购。不久，奉命出国的林语堂，在临行前将整栋物业赠给“抗敌协会”作办公用房。老舍就在该屋办公兼居住，直至完成抗战使命返京。因当时屋内鼠患不绝，经常拖走书稿，偷食啃物，故被老舍无奈地取名“多鼠斋”。1943年年底，他的夫人和孩子们由北平辗转来到他的身边，一家人分别多年后得以团聚。
在战时陪都重庆与老鼠为伴数年后，老舍写下了随笔《住的梦》，他在开篇写道：
“在北平与青岛住家的时候，我永远没想到过：将来我要住在什么地方去。在乐园里的人或者不会梦想另辟乐园吧。在抗战中，在重庆与它的郊区住了6年。这6年的酷暑重雾，和房屋的不象房屋，使我会作梦了。我梦想着抗战胜利后我应去住的地方。 不管我的梦想能否成为事实，说出来总是好玩的……”
既然是“住的梦”，当然可以天马行空地规划理想中的居所。综合各地物候的考量，老舍按四季轮回分别择地方做梦。春天，老舍想要住在杭州。因为20年前到过杭州的他，虽然只住了两天，但在西湖上看见的嫩柳与菜花，碧浪与翠竹，让他可以断定杭州的春天必定是生活在诗情画意中的。夏天，他认为都江堰的青城山是最理想的地方。该地方虽无奇峰巨瀑，也没有多少古寺与胜迹，可是在老舍看来，它的幽静足已拴住心灵，它的绿色已足使人感到这是仙人所应住的地方了。即便是做梦，也念念不忘写作这一头等大事。老舍还想着在青城山住上一个夏天，必能写出一部10万到20万字的小说。冬天，老舍钟情的是成都或昆明。相比成都的旧书铺和小吃，让他觉着在昆明光看花而无书读似乎差了点什么。总之，文人读书那点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小觑，而北平毫无悬念地成了他秋天的理想居所，对乡情的眷念让老舍把天堂的美誉毫无悬念地赐给了秋天的北平：
“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论天气，不冷不热。论吃食，苹果，梨，柿，枣，葡萄，都每样有若干种。至于北平特产的小白梨与大白海棠，恐怕就是乐园中的禁果吧，连亚当与夏娃见了，也必滴下口水来！果子而外，羊肉正肥，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下市，而良乡的栗子也香闻十里。论花草，菊花种类之多，花式之奇，可以甲天下。西山有红叶可见，北海可以划船——虽然荷花已残，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即使没有余钱买菊吃蟹，一二毛钱还可以爆二两羊肉，弄一小壶佛手露啊！”
北京老舍故居（纪念馆）室内陈列
地方选定后，自然要规划一番房屋的布局和功能：
“一所中式的小三合房，自己住三间，其余的留给友人们住。房后起码是二亩大的一个花园，种满了花草；住客有随便折花的，便毫不客气的赶出去。”
文章最后，老舍特别强调：
“各处的小宅，不管是什么材料盖成的，一律叫作“不会草堂”——在抗战中，开会开够了，所以永远“不会”。 那时候，飞机一定很方便，我想四季搬家也许不至于受多大苦处的。假若那时候飞机减价，一二百元就能买一架的话，我就自备一架，择黄道吉日慢慢地飞行。”
抗战的日子让中国人特别向往安居乐业的日子，过了6年会场与居家合二为一的日子，让老舍连做梦都渴望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
抗战结束，卸下“会务”后的老舍继续《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创作，并应邀到美国去讲学。近百万字的《四世同堂》是老舍一生中所创作的规模最大的一部小说。这部以抗战为时代背景的作品，发生在北平这座古城中一条叫作“小羊圈”的小胡同中， “亡国奴”们含悲忍痛地生活在高悬着“太阳旗”的北平城，那些善良无辜的小巷市民，没有一家能够幸免于大大小小的灾难，众多有爱国心的市民，或消极避祸、息事宁人，或逐渐遁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且状态。为此，老舍忧心忡忡地写道：
“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他有显然的缺陷，就是，他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城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
他把《四世同堂》定义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1949年年底，老舍由美国回到故乡北京。他爱北京的秋天，也爱北京的小胡同。不久，他购下了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的小院，这里也是他生命中最后16年的居所。小院是典型的北京二进三合院，与他抗战后期“住的梦”相当吻合，院中有正房3间，西间为客厅，东间是夫人的卧室兼画室，西耳房是老舍自己选定的卧室兼书房，他说这是全院中最安静的地方。这也正是他梦想的 “不会草堂”。数年后，热爱花草的老舍先生在这个小院中亲手栽下了两棵柿子树，每到秋天，沉甸甸的柿子让小院别有风景，夫人胡絜青美其名曰：“丹柿小院”。他还在这个小院里写下了《龙须沟》《茶馆》等作品以及未竟稿长篇小说《正红旗下》。
1999年2月，小院被挂牌“老舍纪念馆”对外开放，在老舍生前最后的故居里可看到《四世同堂》在国内外的各种版本、1936年《骆驼祥子》的手写稿，还能看到北京市人民政府1950年颁发给老舍先生“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作者系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副处长、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理事、九三学社上海文化委员会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