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风华：国民拒毒运动
中华国民拒毒会
779卷档案文件：
1、辽宁省教育厅为中华国民拒毒会推行拒毒教育请速送康平县全县小学名称地址等项册事给康平县教育局的训令，发文时间1931年7月7日。
2、康平县教育局为造送康平县全县小学名册请鉴核事给辽宁省教育厅的呈（附康平县教育局所属全县小学名册），发文时间1931年7月16日。
3、辽宁省教育厅为康平县教育局造送康平县全县小学名册请鉴核事给康平县教育局的指令，发文时间1931年7月30日。
这三个档案文件，是同一件事情的接续。第一条是辽宁教育厅给康平县县政府的训令，转发了中华国民拒毒会给各省教育厅的函，函请将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名单报送拒毒会做参考。同时令将各小学名称、地址等项分别造册，报送教育厅存档。第二条是康平县教育局报送的全县小学名册，包括校名、地址。第三条是辽宁省教育厅令康平县教育局核实全县小学名册的指令。
诸位细看下就知道，我捡拾的3条档案，是省、县各政府机关为协助中华国民拒毒会工作发的训令、呈、指令。
简单的三个文件，会不会激起你探究的欲望：中华国民拒毒会到底是什么来头？他们调查这些干嘛？
中华国民拒毒会于1924年8月5日在上海成立，以“肃清国内鸦片之种植、国外鸦片及一切复制毒品之输入”为宗旨。由30余个团体联合组成的，这些团体以教育、宗教、卫生组织为主。骨干人员都是上海上流社会人士，或有留学经历，或有宗教背景，或是知名人士。因而，拒毒会走的是精英路线，落地就自带高贵的血统，具有超凡的影响力。
拒毒精英的影响大得超乎想象，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全国禁毒运动的主角，而非以配角的身份呼应运动。
拒毒会凭借公众舆论与政府博弈，一度赢得了极高的话语权。其分会从1924年的188个，到1930年发展到450个，辽宁拒毒联合会就是其中之一。其触角还伸展到国外，先后在新加坡、爪哇等地组建分会。
继承总理遗训
1924年12月，西装革履、内着白衬衫的孙中山应邀北上，风尘仆仆地抵达天津召开茶会，在会晤中华国民拒毒会代表时现场发言，后被称为“总理拒毒遗训”
：“鸦片营业绝对不能与人民所赋予权力之国民政府两立，中国之民意，未有不反对鸦片，苟有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鸦片之恶势力表示降服者，均为民意之公敌。对鸦片之宣战绝对不可妥协，苟负责之政府机关为自身之私，便对鸦片下旗息战，不问久暂，均属卖国之行为。欲达禁烟之目的，必须由国民政府采定全国一致遵守之计划但在军阀未经打倒民治政府未能统一全医以前，拒毒团体须奋斗不懈，千万不可放弃坚忍与不妥协之奋斗决心永远抱定彻底不降服之政策。”
孙中山历来痛恨鸦片，大力主张严厉。1912年中华民国初建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伊始，就向全国发布了严禁鸦片通令，强调对国民进行教育，以“永雪东亚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
在孙中山严禁的政令下，革命党人掌握的地区禁烟顺利。期间，以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禁烟运动影响最大。柏都督在1912年9月查货英商毒品7箱，就地进行了销毁。英政府竟然向中国政府提出索赔25100两白银的无耻要求，并无赖地公然出动两艘军舰进行威胁。柏都督毫不退缩，集中炮队，严阵以待，英舰不得不黯然退走。此举受到孙中山的称赞，谓“贵省禁烟办法，实可谓各省模范也。”
孙中山在政权未稳之际，即大力推行禁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的禁烟决心和政策，给后世留下了深刻影响，正如他的政权虽仅有3个月的短命，却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命运，在中国永绝封建帝制的阴霾一样，无论是后来的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继承了他的禁毒政策。
鼎鼎大名的“总理拒毒遗训”，是孙中山禁毒思想的集中体现，如同明亮的灯塔，为民众拒毒运动指明了方向，如同利剑，成为拒毒会与民国政府抗衡的利器。
拒毒会清楚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始终以“督促政府严厉禁烟”为己任。
1925年4月，北京政府内务部提议鸦片公卖。拒毒会致函国务总理顾维钧、总统段祺瑞，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10月，鸦片公卖之说再起，拒毒会又电请段祺瑞“明令通止”，通电号召全国各界一致反对。压力之下，北京政府终于取消公卖。
1927年8月，拒毒会在上海召开全国禁烟联合大会，南京国民政府禁烟处处长李基鸿成为大会抨击对象，用的就是“总理拒毒遗训”。
12月，财政部次长郑洪年会晤拒毒会代表钟可讬、黄嘉惠，道出实情：“目下禁烟计划，仅为筹款之计……本部屡思修改，因军费紧念，未遑计及。”拒毒会没谅解政府的“苦衷”，于1928年2月，又致函新上任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谓“以党治之政府，而征款及于鸦片将留万古莫涤之恶名”，规劝政府“禁烟事业应认真从禁入手”。
同年4月国民政府禁烟当局被暴出从事鸦片征税业务的丑闻，被称为“土贩之巨魁、漏网之毒犯”。5月1日，拒毒会再次发表宣言，要求“当局诸公，遵从总理遗训，采纳本会主张切实禁烟，努力除毒”。
6月，国民政府采纳了拒毒会草拟的禁烟方案。8月，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成立，拒毒会领袖钟可讬、李登辉皆进入委员会的权力核心，钟可讬被选为常委，李登辉任委员会副主席。
1932年，鸦片公卖之议又起，拒毒会再次坚决反对；1934年拒毒会又向政府上书，敦促政府采取禁绝政策。
拒毒会以总理遗训为利器，对政府禁毒起到了积极影响，并起到了监督作用。
发行《拒毒》月刊
2782卷档案文件：
1、辽宁省民政厅为请即便查照令各县政府及所属各机关尽量购阅拒毒月刊以广宣传而利烟禁事给康平县政府的函，发文时间1929年10月1日。
2、辽宁省政府秘书处为通令各县政府及各机关按月订购拒毒月刊以利宣传请查照径行订购事给康平县政府的函，发文时间1929年11月14日。
第一个文件是辽宁省民政厅给康平县长文子铎的函。内容首先引用了拒毒会的来函，表扬了辽宁的拒毒运动：“贵省禁烟状况为全国之冠”，还请长官继续提倡。来函随后陈述了拒毒会发行的《拒毒》月刊的巨大影响，销售数年来，年发行25万份以上，恳请订阅。最后辽宁省民政厅令县政府及所属各机关尽量购阅《拒毒》月刊。
第二个文件是辽宁省政府秘书处发给康平县长文子铎的函。内容首先引用拒毒会的函，说明拒毒会的贡献：和毒品奋斗六年，奔走呼号，力竭声嘶，幸而稍有成绩。《拒毒》月刊年发行20万份（与上一条数字25万份不符—作者注），特函按月订购，以利禁烟。省政府秘书处同样令县政府及所属各机关订购《拒毒》月刊。
这两条档案，充分说明了《拒毒》月刊的广泛影响。
《拒毒》月刊，共出版100多期，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禁毒刊物。创刊于1926年5月，到1928年以后，发行量已经超过20万份。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月刊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非常受海外华侨的欢迎。
月刊内容丰富，且图文并茂，文章质量高。内容包括各种法规、新闻通讯、学术文章等，更包括一些与禁毒有关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既有一定的权威性，又雅俗共赏。
从《拒毒》月刊的发行数量可见，拒毒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公共舆论这一调节机制。
争取国际同情
那年那日，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开始在东北大地穿行，他是拒毒会干事戴秉衡，独行几千里之外，潜伏到东北的日租界，冒险完成《东北烟况实祸的报告》，用大量充实饱满的事例和数据向全世界报告，日本毒品正在大肆祸害中国同胞，中国人正饱受摧残。此报告一出，国内外一片哗然，中国的禁毒运动开始赢得国际同情。
原来，在1924年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上，中国政府未能向大会报出禁烟详情，遭到与会各国的严厉批评，国际威望一落再落，处境十分尴尬。于是，拒毒会配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毒品调查活动，外争国权，内拒毒祸。
拒毒会还曾多次派人到各地甚至海外调查毒情。发放调查表，并且通过其他组织进行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拒毒会干事曾到过北京、张家口、山东、安徽、厦门等省调查，编辑了《中国烟祸年鉴》《全国烟祸特刊》等，公开发布各地毒况。
与此同时，拒毒会还向政府、群众广发表格，调查各地流毒实况。
1435卷档案文件：
1、奉天禁烟善后局为奉天省政府准中华国民拒毒会请查填禁烟成绩各项表请照办事给康平县公署的函，发文时间1929年1月3日。
2、中华国民拒毒会为民国十八年三月国际复将举行禁烟会议现拟大举搜集禁烟成绩及麻醉药品流毒实况检送表格式样请依限填送所有附件证据如照片布告等希挂号寄下事的函（附各地禁烟成绩简明报告表式；办理禁烟案统计表式），发文时间1929年2月5日。
2782卷档案文件：
1、中华国民拒毒会为请各县迅速依式填报民国十八年度各地禁烟成绩统计表事的函，发文时间1930年9月15日。
2、辽宁省民政厅为催令填送民国十八年度禁烟成绩表请即便遵照办理事给康平县政府的训令，发文时间1930年9月25日。
3、中华国民拒毒会为请查填各县禁烟成绩表并连同照片及捐款径寄中华国民拒毒会事给康平县县长文子铎的函，发文时间1931年2月2日。
档案2697卷档案文件：
辽宁省民政厅为中华国民拒毒会搜集民国十九年度全国禁烟成绩统计请遵限依式分别填报事给康平县政府的训令，发文时间1931年5月26日。
以上文件，均是中华国民拒毒会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的禁烟成绩、麻醉药品流毒实况的统计表、简明报告表。
档案中现存的搜集年限为1926-1930年。还有两份催报令（函），因为康平县逾期未报，中华国民拒毒会直接给康平县长文子铎发了催报函、辽宁省民政厅给康平县政府发了一份催报训令。
这些扑面而来的调查表，是拒毒会认真调查的活写真，不但有函、训令，还有催发函、催发训令。偏远的康平尚且如此，大城市工作的细致程度可想而知。
持续的毒品状况调查，使得拒毒会掌握了充分的数据、权威的信息，这成为其凝聚社会公信力的基础，也为政府在国际上迎来了一定的威信。
此外，在国际会议及外交纠纷中，拒毒会始终积极地利用其国际影响力为国民政府的政策进行宣传。
1927年，拒毒会向国联请愿，请国联顾问委员会采用中国政府禁绝鸦片的原则，责成各国政府限期肃清烟毒。
1928年，日内瓦禁烟大会召开之际，拒毒会致函外交部长黄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为政府提供了极为需要的资料。对此，黄郛亲自给拒毒会领袖李登辉、钟可讬回信表示感谢。
会上，远东鸦片调查团禁止中国代表参加，且声明不调查鸦片以外的其它麻醉毒品。为抵制这一不公平的调查，拒毒会公开发表《反对调查远东鸦片宣言》，与政府几乎在同一时间采取了抗议行动。
1929年国联副秘书长艾文诺来华，拒毒会设宴欢迎，积极宣传中国的禁烟政策，并指出治外法权、租界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影响。拒毒会还拟具了对国联的说帖，请艾文诺转交国联。经过艾文诺的努力，说帖被西方各大报刊转载，国际舆论开始同情中国，支持中国政府的禁烟主张。
诟病“白案”
拒毒会本不是政府机构，拒毒的阻力会更大，甚至精英人士还会遭到迫害。比如1931年黄嘉惠在赴台湾调查时，就曾遭人诬陷，这就是中国禁毒史上大大有名的“白案”。
3月中旬，黄嘉惠与夫人白芝英赴台湾考察鸦片专卖制度。他们刚到台湾，上海媒体就发表了香港海关发现白芝英的行李里夹带毒品的报道。
3月21日，拒毒会电召黄嘉惠夫妇回上海申明真相。在真相未明之前，由王景岐、李登辉、钟可讬等人代理黄的事务。
4月3日，拒毒会常委会听取黄的报告后，发表声明“经本会各委员详细查询，多方研究之结果，认为白女士事件之谣言无据”。
随后，黄嘉惠亦发表声明，认为“此事全无根据。予等此次并未赴港，有护照上基隆警察署印章为证……鄙人从事拒毒多年，触忌各方，树敌甚多，被人陷害，早在意料之中……谋我者之处心，其目的非仅在内子及鄙人也”。白芝英亦公开表示，“现已获得诬陷之证据甚多，在必要时将择其公表，以明真相”。
与此同时，禁烟委员会派员赴香港调查，并由外交部照会英使，饬令香港海关将查获经过详细答复。而黄嘉惠亦委托
律师向香港政府调查此案。
4月15日香港海关证明，“近来并未查获任何私运吗啡案件，与中国妇女有关系者”，而律师的调查结果亦显示，“并未得有白芝英医师私运吗啡之任何证据”。
事情至此已真相大白，由于黄嘉惠为国民党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十八分部的预备党员，该党部亦认为他是被诬陷。
此后，拒毒会职员全体声明，要求政府查办诬告人并致函各组织团体，要求公众主持公道，施以援手。辽宁、天津、太原、福州、兴化、杭州、苏州、新加坡、巴达维亚、金华、溧阳、济宁、哈尔滨、西安、成都等地拒毒分会，纷纷要求当局查办诬陷之人。
“白案”最终不了了之，拒毒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自此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似乎“白案”的发生并非一个孤立事件。之后，拒毒会的财源及黄嘉惠本人的安全均受到威胁；党政机关不再积极支持《拒毒》月刊的订阅；“拒毒运动周”被改为“拒毒宣传周”……
1937年拒毒会以解散的方式，表达了精英们不向政府妥协的态度。
中华国民拒毒会为禁毒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精英们所采取的宣传方式，至今仍被沿用，他们不畏艰险的灼灼风华，仍在激励后人。
选自康平文史资料总第二十三辑《追寻历史的足迹——民国档案中的康平》；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陈雅琴，辽宁省传记学会会员，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沈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专著《烽火三年》，任《中国共产党康平县历史（第一卷）》执行主编、《艰苦卓绝 奋斗不息（李涛同志革命工作生涯）》《康平地名概览》执行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