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之一，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在1957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独立之后的马来西亚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排名靠前，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1970年，政府制定实施新经济政策，将经济增长动力从依赖初级产品转向制造业。1977年，从低收入国家跨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至40年后的2017年，马来西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010美元，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的高位而未达到高收入国家人均12055美元的下限。究其根本，马来西亚到底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什么因素制约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只有拨开“陷阱”的团团迷雾，才能获得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有益启示。

高端技术人力资源短缺，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马来西亚在经济发展初期，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来发展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最大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后来又受到来自国外企业竞争的冲击，而且随着欧美国家进口需求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最终导致马来西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由此进入以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但却面临着重重困难，比如人才流失严重。教育发展质量较低，使得国内高端技术人才资源严重不足，阻碍了创新能力提升，导致大部分企业始终徘徊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马来西亚有大约150万左右的人口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国外，达到了总人口的5.3%，他们基本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高等教育供需失衡，产学严重脱节。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马来西亚政府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开始大规模投资高等教育。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278.8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24%，占总人口的16%。但是，2011年却有近230万个高技能职位空缺，由此，出现了高技能人才岗位空缺与大量高等教育毕业生失业并存的尴尬局面。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研发能力非常薄弱，研发经费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64%，远低于亚洲其他新型工业化国家的投入，获得的专利数量更是远低于同时期的新加坡和韩国。高端技术人才的匮乏、低水平的研发能力无法为马来西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转型内生动力不足

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来看，在经济发展初期，投资会拉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随后当经济发展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会明显减弱。紧接着，扩大内需就会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突破口。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动力大致会经历“投资率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变化过程。比如韩国，1970年投资率为25.4%，消费率为94.6%；1990年投资率上升到37.5%，消费率下降到75.4%；2010年投资率下降到29.2%，消费率上升到83.5%。马来西亚在2000—2010年间的消费率大约维持在60%左右的水平，消费率水平偏低，经济增长动力模式未能成功迈入消费主导型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的水平，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严重的贫富分化不仅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加大社会治理成本，而且使得中产阶层难以发展壮大。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的增加要远大于收入的增加，其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贫富差距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使马来西亚经济持续增长缺乏充足的内生动力。

过快的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阻碍了工业化进程

马来西亚在经济发展初期，纷纷推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计划，工业化的蓬勃发展极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马来西亚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工业化速度。1970年，城市人口比重为33.5%，1990年达到49.8%，比1970年提高了16.3个百分点；201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比重达到72.2%，比1990年提高了22.4个百分点；2018年，城市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已超过76%，成为东南亚除新加坡、文莱以外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东南亚国家的城市化属于“后发性”城市化，是一种“追赶”性质的现代化，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依赖于经济发展的自然演变，相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种短期剧变。剧变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与之相配套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同步跟上，同时也出现了交通、环境、贫困、暴力犯罪等社会治理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势必依赖于充足的经济资源作保障，这样就形成一种城市化与工业化互相争夺资源的局面，最终结果就是阻碍了本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言：“西方国家200年甚至更长时间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不到50年的时间里都涌现出来了。在非常紧凑的时间框架里塞入所有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秩序混乱和功能失调。”

腐败问题和族群政治文化凸显，不利于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马来西亚从国家独立直至1969年大选之前实行的是民主政体，但在同年的族群冲突事件发生后，开始加强了对议会选举活动、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控制。到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后，开始出现大量的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市场秩序遭到破坏，严重制约了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马来西亚政治权力渗透到了经济社会各领域，权力泛化滥用的问题较为突出，且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官员腐败掠夺着公共财富，损害着公共利益。权力变成重要的经济要素流入市场，不公平竞争现象越来越凸显，直接恶化了马来西亚的营商环境，严重妨碍了私人资本的增长。另外，马来西亚属于多民族国家，主要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且信仰不同宗教。马来西亚政治文化深受种族文化和族群主义影响，族群主义优先考虑本族群利益诉求，将自身族群利益凌驾于其他族群之上，不利于营造民主团结的社会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环境，阻碍了马来西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临国内外新的经济形势，马来西亚政府意识到了进行经济改革的紧迫性，于2010年开始推行“新经济模式”，提出了三大发展优势、三个阶段目标、四种动力和八项战略改革措施。“新经济模式”的关键是实现经济转型，即产业上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变，提高产业层次，延长产业链，提高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出口比例；经济结构上扩大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新经济模式”实施至今，取得了一定效果，尤其是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效果较为明显。但截至目前，马来西亚并未进行深入的改革，腐败问题依然突出，根深蒂固的族群政治文化容易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要素投入而非生产率的提高，产业仍集中于价值链的中低端，高技能劳动力依然紧缺。所以，马来西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