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李显龙曾经在一次演讲说过，早期新加坡的很多华人先辈，与自己的原先的祖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参与中国革命和经济活动，并为此付出了生命。

当时在推翻满清政府时，新加坡华社出人出力。当30年代日本侵华时，新加坡华社再次组织起来，加入抗日运动。华人领袖陈嘉庚带头筹钱，并号召华侨支援中国抗战。

在新加坡，福建闽南地区*（厦漳泉等传统地区）人数占新加坡华人的近一半。是新加坡华人社群中，人数最大的群体。以至于在新加坡的福建人，是特指闽南人。福建话就是特指闽南话。

这也是为何网上，有不少人认为福建话就是闽南话的一个出处。由于闽南人的文化和经济，在当地的具有强势的地位，以至于来自福建其他地区的莆田或者福州等地区的人，都不会自称福建人，而是用福州人或者兴化人之类的称谓，来辨识自己的身份。日常沟通，也逐渐使用闽南语系。

在古代中国以农业文明为主流文明的情况，这种四处自动、大规模扩张的情况是极其少见。而福建闽南地区的文明，源自中原文化，在长久的演变过程中，发展成中华文明分支中的海洋文明的源头。

波兰尼在其著作《人类的经济》和《认知与存在》等书中都有指出，古代的长途贸易得以顺利开展，是依靠国家的力量，并由国家官员或者以此相当者负责承担。也就是说他们是以“身份动机”进行的长途贸易，而不是单纯的“利润动机”。

1、身份动机和利润动机的长途贸易

其实，国家也是在根本上存在“获利动机”，或者确切地说，从事此活动的官员利用此类活动的主持，可以从君主处那里获得财宝和土地。

在中国古代以“身份动机”进行的长途贸易，规模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莫过于明朝的“郑和下西洋”。

古代的长途贸易是有巨大风险的，如果没有国家的军事力量进行支持是无法开展，除非私人贸易者通过商团组织起自己的武装，但这本质上已经可以算是小型都市国家了。

这一点在古代表现最明显的区域就是长期“下南洋”的福建泉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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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末元初开始，福建的泉州地区就有大量的私人或者私人贸易者，在无国家军事力量支持的背景下，通过自身的商团组织起稳定的海商武装集团，对其海上贸易进行保护。

这也是为何明朝的郑成功能有力量组织起抗击在台湾盘踞多年的荷兰国家正规军。在古代的福建闽南地区，一直以来都有为了保护长途贸易的海商利益而组建自己武装力量的传统。

当然，这种海洋文明的力量在背靠强大的大陆文明的时候，长期是受到压制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那些不受规约的武装集团就会转化为为祸一方的海盗。

2、在大陆文明夹缝中生存并开枝散叶的海洋文明

在东南亚会馆中，通常供奉着的是海神妈祖。原来是福建闽南地区的地方神的妈祖，随着众多福建移民被带到了海外，成为众多华人精神世界的凝聚力，慢慢地成为跟海商相关的保护神。

例如在新加坡，地位显赫的福建人通过捐资助学的形式建立海外最早的华人学校，为传统和自身的传承带来了保障。而近代南洋的福建华侨也把这种捐资助学和兴办实业的传统带回了国内。

近代福建华侨致富仍不忘本的有很多，如在厦门拥有别墅最多的黄奕住，他的传奇不单是因为他从一个剃头匠，通过闯南洋成长为印尼一代首富，更是因为他建起远东第一水厂、厦门第一家电话公司，还利用资金捐助多所学校、医院、为国培养各类人才以及多种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还有“毁家兴学”的陈嘉庚更是我辈华夏子女的楷模。

近代中国革命的早期启动资金，很多都有福建华侨的影子，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为国为民”战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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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福建地区，长期在没有官僚机构统制的情况下发生海外贸易，他们的海外足迹上至日本，下至南洋全境，远至欧洲、非洲部分地区。

本来古代国家对于私人贸易者是小看，何况这种长期游离于正统的海外贸易。

明史记载闽人闯南洋的情形“先是闽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当时的记载是以“政治事件”的角度来记载的，而不会以商业的视角来看待。

这也是为何古代朝廷对于海外华人被外国殖民者屠杀也是以“非我天朝子民”为由，拒绝提供保护。

泉州中山路，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据资料记载万历和崇祯年间，当地华侨就分别被屠杀过两次，一次二万五千人，一次是杀了一万多人，而作为明朝廷也只是简单记载了事。

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闽人下南洋多是为自己私利自动冒风险的个人行为，而非像西欧国家那样，海外事业既是个人行为，更是政府行为。

想期待封建专制王朝有经营海外事业的远略是不可能有的。如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西欧，那么则是以“开辟”之类的积极视角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