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七事变”之后冀中根据地共事的阶段
孙志远在人民自卫军的身份，是党代表和主内的政治部主任，负责分管部队的党政工作。孙志远看到，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虽属党领导下的部队，但毕竟刚从旧军队脱胎出来，还没有经过认真改造，新编入的战士则带有较重的家乡观念，部队纪律欠整顿，与地方党之间也有思想隔膜。为了把这支队伍训练成八路军式的坚强队伍，孙志远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他组建模范营，专门培训新入伍的青年干部。亲自讲课，讲抗日形势和任务，讲如何发动群众，讲加强部队纪律和同地方的团结。他的讲话，深入浅出，知识性、趣味性很强，大家都爱听。经过半个月的培训，孙志远又将他们分派到连队去做思想工作和整顿纪律工作。
孙志远到了高阳，吕正操立刻同聂司令员接通了电报，报告了冀中的情况。这样，人民自卫军就和晋察冀军区正式建立了关系。吕正操通过电报向聂司令员汇报，这个部队是旧军队，党的、红军的传统都没有，请求带主力部队到路西去见习、受训。聂司令员回电同意了。于是，在1937年冬，吕正操和孙志远率领人民自卫军主力从高阳开到路西整训。
聂荣臻对待吕正操、孙志远他们极为亲切，让吕正操和孙志远就住在他的司令部，这样朝夕相处，可以随时交谈。人民自卫军在路西整训期间，正赶上晋察冀边区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这是宣告成立敌后第一个区域性抗日政权的历史性会议。吕正操和孙志远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临时政府，吕正操和孙志远被选为委员（各界委员只有9名）。
吕正操和孙志远还参加了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听取了聂荣臻司令员对冀中区工作的指示，具体讨论布置了冀中下一步的工作。聂荣臻指着地图，对吕正操和孙志远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冀中，作为一个正式的军事、行政区，就是从此开始的。很显然，聂荣臻对于冀中区和吕正操、孙志远是寄予厚望的。聂荣臻说：“冀中这块抗日阵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根据地，意义非常深远。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出借鉴的经验。”
在阜平，聂荣臻还和吕正操、孙志远等详尽地讨论了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1938年初，孙志远同黄敬、吕正操等率部返回冀中。这时，地方党发展了很多武装，统称为河北游击军，一度与留下的人民自卫军游击司令部产生隔阂，孙志远等做了艰苦 的思想政治工作，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又在省委领导下，与河北游击军配合，迅速解决了几十股汉奸土匪武装，收编了各种杂牌武装。是年3月，孙志远等组织北上先锋队，赴大清河北开辟工作，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开展游击活动。4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并肩作战，胜利粉碎了日军第一次春季“扫荡”，根据地得到很大的扩展。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起平津路，南达沧石路，整个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各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和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人民生活有了改善，群众踊跃参军参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冀中抗战的“黄金时代”。
1938年4月21日，新任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主持召开了冀中区党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统一冀中党的领导、统一编组部队、统一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等问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整编冀中部队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为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并长期兼任冀中区党委常委）。孙志远上任之后，立即着手建立政治工作体制，调配政工干部。政治部成立宣传、组织、锄奸、民运等部，团建立政治处，营、连调配政治教导员、指导员。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同等待遇，并把军饷制改为津贴制，开始实行八路军官兵一律平等的供给制。创办“前线报”和“火线剧社”，活跃部队文娱活动，开展抗日宣传，鼓动群众支援抗战。通过对官兵的思想教育，保证了党的领导，顺利完成把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的任务。自此，这支部队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
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为开创（我党我军）平原上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实践证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进行。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就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孙志远说：“我们有千千万万老百姓做靠山，这就是最好的深山峻岭，比敌人那些碉堡、炮楼厉害得多！”那时冀中军区的工作，可谓是朝气蓬勃，有开创新局面的劲头。从四面八方来到冀中军区的知识分子和工农青年，都有用武之地。也有不少青年在对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1938年7月7日，河北省任丘县城举行了党政军各界纪念抗日一周年大会，孙志远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会后又亲自抬起烈士的灵柩游行，激发了军民的抗日斗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志远身为政治部主任，每天大事缠身，还时时关心着青年的成长和进步。他经常找机会做思想工作，帮助青年学习，教给工作方法，介绍斗争经验，用他的心血培养出一大批有才干的青年干部，让许多青年干部受益终生。当时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李之琏回忆说：“孙志远同志是冀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主要领导之一，他对抗日武装的组建，特别是对各种武装的团结、争取、整编，使其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日，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我的培养和帮助，使我永远难忘。”当时政治部文书科长韩辰回忆说：“孙志远同志是我的首长，也是我的导师，他对我的亲切关怀与谆谆教诲，使我终生永记！”当时的火线剧团副团长王炎回忆孙志远出点子让他们排练演出话剧《夏伯阳》给部队看，对改造旧部队的作用比上几堂政治课还有力。王炎说：“话剧《夏伯阳》的演出，充分体现了孙志远同志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艺术……提起孙志远同志，在我记忆的屏幕上，立刻浮现出两个形象：一个是头戴旧草帽，光着膀子，挽着裤管，赤着脚的＇农民＇形象；另一个是穿戴着八路军灰军装，神情严肃而又和蔼的首长形象。孙志远同志虽然是个大学生，但由于他善于做＇农运＇工作，因此，他是一个和工农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当时的团政委蒋崇璟回忆说：“孙志远同志是冀中八路军中一位很有风度的政治家，是我们27团成长的引路人，是培养我们的革命导师……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吕正操回忆录》《冀中回忆录》和《留给后世的故事——冀中抗战史话》里提到，由于冀中军区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在冀中部队中广泛开展的歌咏活动，成了鼓舞抗日的有力工具。在部队指挥员们来看，教战士们唱会一支歌，等于上一堂生动活泼的政治课。部队干部战士都欢迎宣传队、剧团派人到连队去教唱歌。战士们在整训操练时要唱歌，在开大会集合时也要唱歌。连队与连队之间，常常开展歌咏比赛，互相叫阵、挑战，看哪个连队唱得多、唱得好。如果有的连队不会唱歌，或者有的连队唱得不多也不好，那就会被认为是政治工作落后的表现。这样的连队，战士们有意见，连长、指导员也觉得不光彩。在唱歌时，战士们往往是欢迎首长带头唱。政治部主任孙志远，长言辞，善鼓动，很活跃，具有歌唱的才能，在开会的场合，则多由他来带头唱，而后鼓动大家唱。孙志远经常唱的最拿手的歌，是《国际歌》、《铁骑兵之歌》、《游击队歌》。另据梁茂春所撰写的《<松花江上>忆寒晖》一文记载，“孙志远的嗓子确实不一般，那是天生的黄钟、大吕之声，以前他在苏联远东一个游击训练班学习时，有位苏联声乐专家偶尔听到他的歌声，非常欣赏，想要收他当学生，说要将他培养成男低音歌手。孙志远因为急于回祖国参加革命，没有接受苏联声乐专家的好意。”看来，孙志远还是一位被日本鬼子耽误了的歌唱家啊。
著名作家王林在其《回忆<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同志》一文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事实：“我与孙志远同志是中学同学，又有过组织联系。他常常夸耀他的歌喉。他说他在苏联远东一个游击训练班学习时，苏联有个声乐家听见他唱歌，非常欣赏他的嗓子，要吸收他当徒弟，培养他当低音歌手。他说他还要回祖国革命，就没有接受那位专家的好意。”不过，王林同志在文章中也提到，孙志远同志是歌曲《松花江上》的第一个首唱者和第一个传播者。在“西安事变前，东北军学兵队话剧队的王林拿着地下党员孙志远给张寒晖的便条来到西安二中，向张寒晖索取《松花江上》歌谱。”歌曲在学兵队和东北军中流行之后，王林同志又把《松花江上》的简谱悄悄寄给了北平中共地下市委负责人黄敬同志，并由其印成歌页传抄、传印、传唱而遍及全国的。而王林同志在其《忆人民的音乐家张寒晖》中又说：“我把他的《松花江上》带回我们东城楼上学生队里去。我们学生队是一群’爱国犯和流浪汉’……嫌他的《松花江上》太悲哀，不愿唱。这时却由正在奔走东北军自动停止内战、援绥抗日的孙志远同志，（编者按：他首先在学生队里唱了这首歌曲），在革命朋友中间传播这首歌”。“’七七’抗战后……冀中军事首长是吕正操将军，干部多是东北人，冀中（编者按：原文如此。应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又是第一个传播《松花江上》的孙志远同志。于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哼哼在广大人民和干部的口边上了。”
1938年9月，孙志远到山西省五台参加晋察冀军区工作会议，并向陕甘宁边区慰问参观团介绍了在冀中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情况，分析了在平原打游击的可能性。随团采访的新加坡《星洲日报》华侨女记者黄薇在当时的报道文章中说：“孙主任有着健强的体格，善谈的口才和一种颇带幽默性的风度。”“讲话很有艺术、有系统、有趣味。”
1940年8月，孙志远曾写了一篇题为《在冀中平原上我们怎样和敌人斗争》的全面总结性长文，后来以《冀中平原上的抗日斗争》为题，发表在1940年9月16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115期上。这篇文章对冀中的战略地位、冀中“战局如棋局”的现状以及根据季节河水之变化形成新的斗争形势等作了详尽的分析，对破路斗争、打狗运动、保护收成与破坏收成的斗争、敌我之经济斗争及群众捕捉俘虏等各种抗日斗争形式作了详细的描述，讲了我党政军民在战争中改造着一切，在斗争中锻炼一切，讴歌了“三纵队是冀中人民子弟兵”。文章最后写道：“总之，冀中平原它具有坚持游击战争的困难条件，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更具有着许多有利条件，前者使斗争必然残酷，后者使斗争必能坚持，以达胜利。以上这些具体的斗争，亦就是两方面的具体表现。但无疑义的，斗争已经愈加残酷了，今后还要更残酷；可是残酷不是吓人的，而是锻炼人的，就在残酷的中间锻炼得我们更坚强，只要我们能运用上许多有利的条件，新的斗争会创造出新的斗争方式来。我们说，斗争的残酷是必然的，我们能够坚持也是一定的，并且在坚持全国团结抗战的方针之下，我们的最后胜利，也是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