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因患十二指肠癌等多种病症而亡，终年87岁。日本内阁决定于2月24日为裕仁天皇举行“大葬之礼”，届时邀请世界各国的政要代表参加。
作为裕仁政府时期邪恶侵略罪行的主要受害国之一，中国是否出席此次葬礼，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中日政府之间经过重重磋商，最终选定了外交部长钱其琛代表中国参加此次葬礼。
在这次的“葬礼外交”之上，钱其琛部长面对毫无悔意的日本政府终是霸气回应，扔下了意味深长的告诫：“正视历史。”
“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裕仁天皇从不无辜
自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去世后，日本全国掀起了一片悼念裕仁天皇的哀泣，甚至有4名天皇的崇拜者当即就选择了自杀，意在“至死追随天皇”。对此，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受害国冷峻以对，尽量做到不辱不踩。
然而，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无法忍受的是日本媒体在裕仁天皇去世后，持续不断地报道裕仁的生平事迹，极力渲染出裕仁天皇关心日本和平繁荣发展的“崇高美德”。甚至有激进蒙昧的日媒和政客宣称——“裕仁天皇之于战争，自始至终都是无辜的。”
二战结束后、裕仁去世后，这两个时间节点，日本掀起了“为裕仁天皇翻案”的狂潮。
裕仁天皇无辜吗？在日本媒体高超的“洗白”手法下，裕仁天皇显然成为了一个木讷、懦弱的生物学爱好者，一个笑容可掬的邻家太爷，他壮年时期那副冷酷无情的战争狂魔形象反而被封存藏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时，突然传出，裕仁天皇是一个傀儡，他不应该对战争罪行付出半点责任。傀儡皇帝并非没有，就连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也不过是吕不韦手中的一个傀儡。
但若说裕仁是傀儡，这无疑是对成千上万因侵略战争而惨死的百姓和将士的侮辱。1926年，裕仁上台，一上台后，他就以雷霆手腕推行了“昭和新政”，1927年，他又立即举行了旨在吞并中国的“东方会议”。
裕仁只是政府好战派的傀儡吗？在裕仁的书房里，刺目地摆放着两尊半身铜像：拿破仑和达尔文。前者激励其着一步步地野蛮扩张，后者则从年幼起便时时鞭策他——“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1928年，为了进一步推行自己在国内外的军国主义政策，裕仁利用日本亲年将校，组建了“王师会”，这个由各大海陆军青年将校组成的“王师会”，为裕仁一步步拔除了日本议会中的各民主政党、元老和重臣，使得裕仁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元首权力。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这背后都少不了裕仁精心策划的身影。而在二战之中，日本是唯一使用细菌战的国家——用活人做实验，在长春驻100部队，在哈尔滨设731部队，在南京建立1644部队——这都是裕仁下的敕令。
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裕仁依旧把“投降”称之为“暂时停战”，甚至明晃晃地按时日本人民，要“忍其所难忍，堪其所不堪”。这一番别有用心、死不悔改的发言，也为日本50年代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直至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猖獗叫嚣埋下了祸根。
这样一个心机深沉、冷酷好战的军国主义者，怎么会落到一个“傀儡”的名号呢？关键在于战时占领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元帅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此后利用了裕仁的天皇身份推行民主政策，裕仁表现得恭敬而顺从，令美国占领军十分满意。
如果裕仁被审判处死，那去哪儿再找一个这么“温顺”的“傀儡”呢？思来想去，麦克阿瑟对裕仁百般包庇，一方面，他表明日本有前途被改造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另一方面，他极力为裕仁开脱，称其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傀儡。
所谓“手无缚鸡之力”，似乎在二战结束后，日本报纸刊登的麦克阿瑟和裕仁合影足见一二：麦克阿瑟双手叉腰，昂首挺胸，精神奕奕；反观一旁的裕仁，却是一副愁眉苦泪，双手下垂，无可奈何的模样。
为此，日本的“天皇派”随即立刻引爆了日本民众的愤怒，但在美军的占领之下，这种愤怒显得格外轻贱，于是日本民众开始化愤怒为悲怜，加倍尊敬心疼那位“忍辱负重”的裕仁天皇，以朝野一和竹下登为首的日本政要于是达到了卸掉裕仁战责的阴险目的。
1989年2月14日，竹下登作为日本首相，竟然在国会答辩时声称：“上次大战（二战）是不是侵略，应该交由后代历史学家评判。”言下之意昭然若揭，无非时对日本侵华战争矢口否认。
同样是2月14日，日本内阁法制局长官在国会答辩时大言不惭道：“不管是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堪，裕仁天皇都没有战争责任。”
身为战争的主要受害国，中国无法容忍日本这种随意“洗白”罪魁祸首的言行。
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第一时间警告了日本政府：“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时日本不能也无力否认的事实。日本应该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正确态度。”
这是中国在裕仁天皇去世后第一次告诫日本“正视历史”。然而，1989年2月16日，日本国会答辩恶意否认历史一事过去两天后，日驻华大使奉命约见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表示：竹下登首相自那日对侵略战争进行明确表态后，至今仍没有任何回应。这无疑是一件令人齿寒的事情。
“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此时的日本，似乎依旧不能参透这句话背后的告诫与隐忧。
迫于形势，无奈低头：竹下登承认侵略罪行
1989年2月，眼看着“大葬之礼”将近，中方却依旧对竹下登在国会答辩上的言行无法容忍，对日本政府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表示强烈不满。
火急火燎之下，竹下登于2月21日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召集了主要成员商讨对策——毕竟，他们面对的不只是中国的怒火，更是国际社会的唾弃。
一时间，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无论是本国群众还是海外侨胞，都纷纷来电、来信至母国，要求本国代表出席日本裕仁天皇的葬礼规格不要太高，部分激愤的群众和侨胞甚至建议不要派人出席。
按照计划，163个国家、27个国际机构受邀代表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美国、西德、法国、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国的总统，泰国、新加坡、韩国、巴基斯坦的总理、英国女王王夫、比利时国王都参加了此次葬礼，其中共有元首、总理级政要55位。
但鉴于竹下登在国会答辩众矢口否认裕仁作为侵略者的罪行，一时间，英国舆论纷纷指责伊丽莎白女王派遣她的王夫菲利普亲王参加葬礼，并声讨道：“这是对二战期间被日本侵占的远东国家死去的数以千计的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侮辱。”
在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35年韩国，最大的日报《朝鲜日报》就卢泰愚总统打算参加天皇葬礼一事尖锐抨击道：“总统代表韩国和韩国人民去悼念这样一个灵魂是不可想象的。”
新西兰的国防部长鲍勃·蒂泽德更是咬牙切齿道：“这种人（裕仁）应该在战争结束后就被立即枪毙，或者公开将他碎尸万段。”
在澳大利亚，鲍勃·霍克总理原本打算参加葬礼，但因为一个退伍军人组织群情激愤地将裕仁天皇比作希特勒，迫于舆论，他只好临时宣布不参加葬礼。
显然，国际上如此强烈的反应是竹下登未曾料到的。
他自是认为，全世界遭受苦难的民众都和手持屠刀的日本军国主义一样健忘，可以容忍他大肆发表“裕仁无罪”言论，可以容忍他举行盛大国葬悼念裕仁天皇，可以容忍他堂而皇之，好似参加一场最平常的晚宴一般，毫无愧疚地对世界各国提出邀请。
思及裕仁天皇葬礼上冷落的景象，竹下登只觉得骇然冰冷——那还叫什么“大葬之礼”呢？自己原本是想为裕仁天皇操办一场近代以来最大的国葬，如果各国领导人都不出席，那届时，投入的钱再多、仪式再繁琐又有何用，不过是一场盛大的笑话。
“既是葬礼，亦是外交”——钱其琛代表参加裕仁天皇葬礼
2月21日，竹下登采取了紧急外交渠道向有关国家说明情况，以求能够得到谅解。其中，日本驻华大使再一次就竹下登在国会答辩上地事宜向中方表态。这一次，竹下登主动表示：
其一，日本过去发起的战争给邻近各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害，国际上认为日本的行为是侵略战争，并对此进行严厉批判，这是事实，日本会充分认识这一事实。
其二，日本政府对过去行为的认识，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就表述过，日本不会、也不能否认这一事实。
其三，日本作为和平国家，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将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为世界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
鉴于竹下登这一番陈词态度较为恳切，国际上裕仁天皇葬礼一事言辞稍稍缓和，中方考虑派遣代表出席此次葬礼。
2月23日至25日，钱其琛作为外交部长，以“中国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远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的葬礼。
这一次前来，钱其琛肩负着参加葬礼、开展外交活动的双重使命，事实上，参加葬礼只是外交活动的一种手段。
2月24日上午，裕仁天皇葬礼在东京新宿御苑举行，这一处国家公园坐落于东京涩谷区和新宿区之间，整个御苑内有日本式庭院、西洋式庭园、儿童游乐场和温室，为了操办裕仁天皇的葬礼，天皇葬仪委员会专门在新宿御苑内专门搭建起了一座巨大的黑白双色帐篷，作为葬礼主会场。
上午7时30分，葬礼正式开始。仪式分为两大部分，先是宗教仪式，上午9时30分，灵柩车开始从皇宫出发，经过了国会议事堂、赤坂御所，于10时10分抵达了新宿御苑。
现场使用了一大块幕布隔开，这一仪式只有皇族人士才被允许参加。随后才是盛大的国葬，这一环节，由继任的明仁天皇、首相、众议长、参议长、最高法院长官先后致悼词，外宾开始悼唁，随后灵车驶向东京皇族武藏陵入葬。
为了保证葬礼的顺利进行，日本警方总共出动了3.2万名警察，2500名自卫官，24架直升飞机，全副武装，四处戒严。在东京街头和葬礼主会场的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灵车驶向武藏陵的道路，是漫长而拥挤的。
面对这场号称天皇家族“史无前例“的国葬，日本政府可是投入了血本。1989年，大藏省为天皇葬礼拨款7400万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用于为前来吊唁的外国宾客采取安全措施，2100万美元用于建造裕仁天皇的陵墓。
其中，日本政府选取了100件裕仁天皇生前喜爱的物品随同一起下葬：植物、海洋生物标本、领带、餐具、用了将近五十年的显微镜、帽子、鞋子、最喜欢的著名相扑运动员名单等等。
大多数日本民众在竹下登等日本政要的“洗脑”之下，早已经将裕仁视作“一个无辜病弱的傀儡天皇、一个在好战派的威逼下时刻为日本和平着想的奋进者，一个在美国侵略之下忍辱负重的老人。”但依旧存在部分势力极为抗拒裕仁天皇“无罪论”和这场盛大的国葬。
当日，从上午8时30分至下午3时30分，日本社会党没有出席“葬场殿之仪”，日本共产党拒绝参加葬礼，公明党表示自己参加葬礼是“不得不行之的待机行为”。日本广播协会等电视台出动了上百辆电视转播车，对葬礼全程进行实况转播。
与此同时，反对裕仁天皇的团体也筹划着秘密的活动：一些团体在露天电影院放映揭露日军暴行的老电影，一边播放一边呼吁民众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更有甚者要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
2月24日下午，在裕仁天皇灵车驶向墓地途经东京中央高速公路的深大寺之时，发生了爆炸事件。另一头，日本所谓的“支持喧乱，反对天皇同盟”组织在葬礼进行以及全国默哀一分钟之时，早早稻田大学举行了一场激烈的“哭丧日著名集会”——一场摇滚音乐会。
正是因为反对、嘲讽的社会舆论仍旧存在，且于当日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故而日本政府在葬礼举行时只能“在盛大中寻求简单”：神道仪式被大大削减，传统的牛拉轿车搭载灵柩被加长的尼桑灵车所取代，原本的炭火灯笼被拍摄电视的灯光所取代。
2月24日，钱其琛在东京饭仓公馆会见日本外相宇野宗佑之时，宇野宗佑代表日本政府，再次对竹下登首相在国会答辩时，关于过去战争问题未能表达“真实意图”——或者说是事实真相，表达了歉意和遗憾，并特别强调了日本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已经写进了中日联合声明。
钱其琛沉默片刻，先是再次重申了那千斤之重的四个字：“正视历史。”他望向了表情凝重的宇野宗佑，说道：“中日关系发展至今，来之不易，务请珍惜。中日之间的一些敏感问题，应当慎重对待，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开辟未来，避免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当天晚上，竹下登首相在赤坂迎宾馆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对前来参加葬礼的各国政要表示了感谢。8时50分，裕仁天皇的葬礼结束，共历时13小时20分钟。
是夜，日本政坛元老伊东正义专程独自一人来到了中国驻日本使馆来和钱其琛会谈，在会谈中，这位老人再一次表达了钱其琛能够代表中国参加葬礼的感激，并表示，自己在有生之年愿意为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尽力。
2月27日，竹下登首相在新一轮国会答辩中修正了他上一次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不当言论，他明确表示：“上次战争（日本侵略战争）对邻国造成了重大伤害，这一侵略的事实不容否认。”
裕仁在位64年，亲身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从发动“二战”到战败投降，他对于战前日本发动的影响恶劣、危害深远的侵略战争需要负直接的、无可推卸的最高责任，这是日本永远无法否认的事实。
究其根本，仍旧是美国在占领日本之后，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进行彻底清算，从而导致日本全社会对于侵略战争的性质未能彻底厘清，军国主义的幽灵，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飘荡着。
参考文献：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年警示录》[M].2015.上海远东出版社
- 《外交十记》[M].2003.世界知识出版社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上下）》[M].1994.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