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会在海南博鳌闭幕。疫情反复、多地封控的当下，一场全球性的高规格论坛如期举行殊为不易。这次有超600名嘉宾聚首博鳌、400名代表线上参会，共话“新冠疫情发生后世界经济复苏”。
尽管今年会期缩短、规模缩小，但许是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难得——中外嘉宾围绕碳中和、科学抗疫、数字经济等热点问题，积极发出“博鳌声音”。
4月20日-22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在博鳌举行。南都记者李玲/摄
回顾本届论坛年会，数字经济是高频词之一。事实上，早在十年前博鳌亚洲论坛就设有数字经济相关的论坛，从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网红经济到元宇宙，博鳌亚洲论坛几乎见证了互联网风口变迁。最近两年更是特别设置主题论坛，集中讨论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时代，下一个风口何在？疫情仍在肆虐的当下，数字化如何为经济复苏带来机遇？数字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怎样兼顾公平竞争与隐私保护？如何加强政策协调，让数字经济有序发展？
南都记者观察发现，作为政商对话的重要平台，博鳌亚洲论坛正在重新打量数字经济，并尝试提出“博鳌方案”。
互联网的下一页篇章，元宇宙离我们有多远？
4月22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迎来议程显示的最后一场分论坛，主题聚焦元宇宙。元宇宙有多热，从这场论坛或许可以窥见一二。
原定10点45分举行的论坛，因等待观众全部入席而推迟了几分钟开始。会场内，主持人不时看向大屏幕和线上嘉宾同步解释现场情况，会务人员则忙着往后增加20个座位。一名看起来年纪稍长的听众抢到前排位置，她告诉一旁的南都记者，“不久前刚买了元宇宙的书籍准备阅读。现在都在探讨元宇宙，我们也不想落后。”
图据博鳌亚洲论坛官网。
近百名观众入座后，各方观点交锋开始了。主持人率先点题抛问：“元宇宙，离我们有多远？虚拟与现实无缝衔接需要10年、15年还是更久？”
从现场举手情况看，更多人认为是15年之后，仅有零星几人选择10年。华为云人工智能领域首席科学家田奇是少数派之一。会后他告诉南都记者，“很多人以为元宇宙是新事物，但其实我们已经身在其中了。很快人们就会意识到元宇宙正在崛起并带来巨大变化。”
深耕人工智能领域18年、小i集团董事长兼CEO袁辉也持类似观点。作为元宇宙的坚定支持者，他基于过往经验指出“元宇宙离我们不遥远”，并大胆预言——“将在三年内爆发”。
先把时间拨回201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当时有一场分论坛上的主题为“移动互联网：热点的‘冷’思考”，主要探讨的是移动商务、移动支付、移动医疗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又该怎么解决商业模式的不确定性、个人隐私保护等隐忧。
那一年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爆发年。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普及、3G网络应用广泛，移动互联和今天的元宇宙一样，成为资本追捧的热宠。
袁辉注意到，当时移动互联网爆发有两个关键指标，智能手机出货量超过1亿台、智能手机价格降到1000元以内，终端App内容大量涌现。当下元宇宙的终端VR/AR设备出货量持续飞跃式增长，随着终端设备的规模普及，服务内容也会大量涌现，所以人们距离元宇宙并不会太远。
是风口还是泡沫？元宇宙潜在风险需提前防范
这一论断并非毫无根据。当一款硬件设备的用户体验度达到一个临界点，那么它出货量会迅猛增长，从而让硬件成本下降。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曾表示，在Oculus设备至少销售1000万台后，才能吸引足够的开发人员。
换句话说，用户数量是实现“内容和生态系统爆炸增长”的关键门槛。南都记者注意到，咨询机构IDC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全年全球AR/VR头显设备出货量达1123万台，同比增长92.1%，其中Oculus份额达到80%。预计2022年，全球VR头显设备出货1573万台，同比增长43.6%。
有人称2021年是元宇宙元年，科技巨头竞相加速入局。去年10月，美国互联网巨头Facebook宣布更名为Meta。扎克伯格直言，元宇宙将是互联网的下一个重要篇章。此次重塑品牌，希望未来公司不再被看作一个社交平台，而是一家元宇宙公司。
不同于袁辉的乐观，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杜兰认为短期来看，“元宇宙的机会和泡沫并存。”一方面，疫情可能会催熟元宇宙的远程办公场景，在线教育、游戏、社交将是元宇宙率先落地的场景；另一方面，元宇宙也会成为创业者的盛宴、巨头的故事素材、资本和币圈的狂欢，最后产生大量泡沫。
杜兰提到关键技术问题，从元宇宙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看，算力是当前最明显的制约因素，影响元宇宙中视觉、交互、AI技术的发展。另外，基于应用和内容的开发门槛较高，人们理想中的高自由度和高沉浸感目前很难兼得。
“现在首要任务是防范元宇宙相关的商业泡沫、投机行为。”但杜兰也表示，有必要前瞻性地思考如何解决影响元宇宙发展的潜在风险——隐私保护、数据安全、过度沉迷、垄断风险等应尽早提上议程。
元宇宙究竟是风口，还是泡沫？论坛上，多位嘉宾各抒己见。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形成特别的共识，但提供了不同层面的思考角度。这场持续超90分钟的讨论，最终在主持人的超时提醒中画下句点。
坐在南都记者旁边的那名听众似乎意犹未尽。临近论坛尾声，还在做笔记的她转头询问记者：“刚才专家说元宇宙的核心支撑技术之一是人工智能，那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是什么，你有记下来吗？”
低成本匹配需求，数字经济提供普惠机会
如果说，元宇宙是仍待触及的未来，那么当下基于现有网络技术，不断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正在显著地改变人们的生活。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教授告诉南都记者，数字经济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条件下，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普及形成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涉及范围广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赋能经济实体以及数字经济规则的建立，都属于数字经济的范畴。
“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服务、云计算、5G等信息技术在经济活动中广泛运用，对推动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起着重要的作用。”桑百川说。
“数字经济：让所有人受益”分论坛现场。南都记者李玲/摄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小涓长期关注和研究数字经济，她在4月22日晚现身博鳌亚洲论坛，参与分论坛“数字经济：让所有人受益”的讨论。江小涓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三种最重要的能力：海量链接、海量智能匹配、塑造信用。数字技术可以帮助能力较低、社会资源及金融资本较弱的人群，以很低的搜索、交易、匹配成本进入市场。
比如互联网企业的移动支付，让中西部农村人群触达金融服务的机会大大增加；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要兼顾家庭的女性现在也多了工作选择，可以考虑当外卖骑手或开网店。“以前这种需求对接是复杂的过程，而且消耗成本很高，现在就业的灵活度发生了变化。数字经济本身就能提供非常普惠的机会。”江小涓说。
在同场论坛上，新西兰贸易和出口增长部部长达米恩·奥康纳则以农业为例谈及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说到新西兰，大家可能会想到乳制品、牛肉和水果。借助电商渠道，我们有很多新西兰品牌在天猫和京东上销售。”奥康纳表示，对于新西兰这样远离主要市场的小贸易国家，数字化能帮助克服其在距离和规模方面的挑战，同时也能更有利地促进中小企业在大的市场上竞争，减少贸易成本。
接着奥康纳的发言，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表示，从数字经济助力传统产业（如农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等）升级换代的案例可以看到，数字技术的价值和效益最终还是落到为实体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提供支撑。
但周小川发现跟以前不一样的是，现在发展出一小部分纯粹数字性的事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思考，它可能是哪些全新的东西。我个人想的是元宇宙。”周小川说。
数字鸿沟、隐私保护等挑战传统治理方式
需要关注的是，人们在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亟须解决多重现实难题。
“今天我们能线上线下参会，受益于数字化技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秘书长小口一彦发现，新冠疫情发生后，数字化趋势明显加强，这场危机也让数字鸿沟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访问和享受数字服务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一些受教育水平和收入较低的人群更是被落在后面。
弥合数字鸿沟成为一项迫切任务。小口一彦介绍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作出的一些努力——比如帮助某些国家构建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为当地人提供快速的宽带服务；支持一些贫困国家的电网发展，让企业加入数字化浪潮中；促进创新，设立数字优先的项目基金，帮助很多国家解决数字化方面的挑战等。
江小涓也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应该尽可能地覆盖贫困地区和低能力人群，使之有接触和使用网络的机会。同时她强调在公共服务方面，应该推进线下与线上同质等效。
不止数字鸿沟，如何协调数字经济监管规则也是全球需要面对的问题。
桑百川告诉南都记者，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很难同步建立起完善的数字经济规则体系。类似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特别是防范数据跨境流动风险，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等等，仍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发了数字经济发展监管的新问题。
以数据交易为例——数据好比数字经济时代的“血液”，只有流通起来才能产生价值，但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难点。
周小川观察发现，一些国家对此感到担心，其顾虑在于如何保障数据跨境贸易的安全性？在不同国家隐私保护理念、规则不同的情况下，数据该怎么分类交易？还有一个障碍是定价——一组数据在挖掘前不知有何用途而以低价出售，但挖着挖着发现有“大金矿”“大宝贝”，此前的价格还适用吗？
数字经济时代，隐私的门槛或许已发生变化。博鳌亚洲论坛咨委、芬兰前总理阿霍表示，“不管承不承认，我们都失去了隐私，或者说它的定义已经发生改变。”如何以更灵活的方式定义隐私，处理数据确权、跨境流动等问题，阿霍认为有必要构建一套全球治理体系，否则任其发展会形成混乱局面。
阿霍进一步解释，目前各主要经济体对数字经济都有着不同的监管规则，但是很多跨国企业提供全球性的产品和服务，“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授信的环境和供求，我们需要有国家之间共通的规则。”
在监管数字经济防止垄断的同时，平衡创新发展
和阿霍的观点类似，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秘书长小口一彦也认同规则协调共通的重要性。他同时提到业界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即公平竞争。数字化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即便是体量小的国家、小型初创企业，只要有好的技术也能在市场上享有一席之地。但重要的是，有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南都记者注意到，当前主要经济体在加强数字经济监管时，不约而同举起地反垄断的监管利器。但在周小川看来，严格按照现有法律规定，要想定义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比较难，说公平竞争更容易。
他谈到公平竞争的几个要点：比如不能侵犯知识产权，不能恶意打压竞争对手，不能实施夸张的虚假宣传。从贸易角度看，要有合理和成本和定价，而不是依赖于大量砸钱进行交叉补贴，拿不真实的价格与他人竞争。
在博鳌接受南都等媒体采访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也提到竞争监管问题。他认为平台规模庞大，不一定是垄断；“二选一”不一定是反竞争行为；歧视性定价也不见得就是欺诈行为。这些行为究竟合不合理，需要有深厚的经济学分析和法律适用分析。
那么，什么样的规则有助于改善市场环境，在合理监管数字经济防止垄断的同时，赋能产业良性快速发展？黄益平指出，监管和治理的目的是让数字经济平稳、健康、有序发展。“监管规范是应该的，但如果一下子走得非常猛，创新很容易就缓了下来。”
黄益平告诉南都记者，为平衡创新与监管的关系，一些可以考虑的做法是，“比如我们能不能不用‘强监管’这个词？因为一提出来，大家就觉得这是当务之急，造成运动式监管和监管竞争，一加上去全变成平台企业的压力。这么多监管部门和相关政策还是要相互协调并综合考虑，尽量形成日常型、回应型的监管。”
江小涓则建议充分发挥企业自治能力，把一些大型数字平台定义为社会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平台合规管理是首要的，其次才是政府外部监管。”
在就任芬兰总理那几年，自称“市场经济追随者”的阿霍发现跨国公司的治理模式越好，越有助于自身发展。因为要取得全球消费者的信任，公司不仅要有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在隐私、数据保护和安全等管理上也要具备高标准。
在国际协调方面，黄益平指出欧美国家对数字贸易已经提出各自的诉求，将来中国要参加这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时，不仅要考虑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订，还要向大多数国家的规则实践靠拢。
为适应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传统监管规则和治理框架确实有必要作出调整。来自新西兰的奥康纳特别提到《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这是全球首个专门的数字经济治理协定。
据南都记者了解，DEPA由智利、新西兰与新加坡于2020年6月12日共同签署，内容涵盖商业和贸易便利化、数据问题、中小企业合作、数字包容性等16个主题模块。2021年11月1日，中国向协定保存方新西兰正式提出申请加入DEPA，表明中国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扩大开放对接国际高水平规则的决心。
受疫情的冲击，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中国正与许多发达国家齐头并进。桑百川告诉南都记者，“数字经济为中国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提供了重要契机。”
当下中国如何把握机遇、不断创新持续发展，怎样探索数字治理框架的最佳方案，争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话语权……聚焦热点问题，博鳌亚洲论坛尝试提出面向多方且具有国际性视角的思考路径，为数字经济发展谋划未来。
事实上，这样的讨论不应只停留在一两场论坛上，人们更期待未来看到中国在数字经济治理的行动方案，如何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采写：南都记者李玲 发自博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