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
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说，除了英国，其他任何国家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影响都不及中国来得大。
1949年之后，在新加坡，受华文教育者强烈的爱国情操和自豪感被激发出来，他们期待着强大中国的崛起，可以一雪多年以来在英国和欧洲人殖民统治下所蒙受的屈辱。但是，另一方面，这事则引起了马来人、印度人、受英文教育的华人以及少数支持KMT的受华文教育者深藏已久的恐慌。
1965年，新马合并，中国并不承认当时的马来西亚，认为那是“新殖民主义的阴谋”。
1968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在批评“苏修叛徒集团”时，形容李光耀为“美英帝国主义的工具”；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把李光耀形容为“英帝国主义的走狗”。
从1966年至1976年，中国经历大动乱。在巅峰时期，新加坡一些华文书店进口大量印有“毛主席语录”的邮票，入境的中国海员也带进了数以千计的小红书，在新加坡的中国银行职员则在服务柜台向新加坡本地客户发放宣传册子。
李光耀政府把参与此事的狂热新加坡公民逮捕并提控，对中国公民则不加限制，“为的是继续维持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往来”。
60年代中苏分裂。19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白热化。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由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对新加坡的立场也悄悄发生了转变。
1974年，中国副外长乔冠华在联合国与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会面，问起苏联船只在新加坡维修的事。拉惹勒南说，新加坡的海港是对任何国家船只开放的，但是，他保证，绝不容许任何势力利用新加坡对邻近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其实，关于新加坡港口一事，早在1970年9月，李光耀在苏联会见苏联总理柯西金时，柯西金就提出，苏联有意使用新加坡的船坞，准备派各种船只包括军舰到新加坡进行维修；柯西金也问李光耀中国对新加坡受华文教育者的影响力。
毛主席会见李光耀
1975年6月和9月，泰国首相和伊朗首相分别给李光耀传来周总理的口信，邀请他访问中国，并补充说，“时间不多了”。李光耀决定访华，并且把时间定在1976年5月。但是，李光耀尚未成行，周总理就去世了。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人民日报》引邓小平的话称：“勤劳勇敢的新加坡人民在李光耀总理的领导下，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第二天刊发了题为《发展中新友好关系警惕霸权主义侵略东南亚》的报道。
1980年11月，李光耀第二次访华，《人民日报》的新闻标题是 “李光耀总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1976年首次访华之前，当时正值中苏交恶，为了消除中国人对新加坡是否支持苏联的疑虑，李光耀重申，作为自由经济体，新加坡允许苏联在新加坡设立莫斯科人民银行新加坡分行，以便处理贸易事宜，但绝不允许苏联在新加坡进行任何反华活动。
至于中国人担心苏联人收买新加坡华商领袖以换取对苏联的支持，李光耀向中国保证，“我们不亲苏，也不亲中，我们亲西方，因为着符合新加坡和我们邻国的利益”，对苏联在新加坡和本区域的活动，新加坡完全清楚并且会密切留意；另一方面，新加坡虽不愿触怒苏联，但希望鼓励并扩大与中国的交流合作。
5月12日，李光耀与华国锋会见。华国锋说，支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抵抗美国的侵略是中国的国际任务”，同时，苏联从中进行干预和制造不和，未必会成功，因为这些国家不会把辛辛苦苦争取到的独立主权奉送给苏联。
5月13日，两人又一次会见。华国锋说，中国人和新加坡华人“有着亲戚一般的关系”，希望这种关系能在李光耀本次访华之后进一步改善。李光耀说，《人民日报》刊登了他与毛主席的会见，必定会引起东南亚各国的疑虑；由于新加坡的邻国华人虽属少数，但在经济上扮演重要角色，已经引起这些国家原住民的不满；中国越要以“亲戚国”的身份接触新加坡，越容易让新加坡的邻国起疑心。
在结束首次访华之后，李光耀在200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分析，“我们同华南各省的中国人在外表上这么相似，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对男女关系看法一致，都强调长幼有序的家庭观念，对朋友、对家庭有相同的一套社会准则。”
他接着写道：“然而，我们的世界观，以及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的定位，却大不相同。他们是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有绝对的信心，只要有朝一日回归正轨，登上世界首席之位是必然的趋势。”
他说：“中国在重振文明之后会有怎样的命运和发展，中国人谁也不会怀疑，这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具有延续了4000年不曾间断的悠久历史。我们这些过番客，斩断了自己的根，寻觅另一种气候另一片土地重新扎根，欠缺的正是这种自信。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命运将会做出什么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