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朝鲜王朝，曾经长期以“小中华”自居。《李朝成宗实录》称：“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
朝鲜王朝之所以自称“小中华”，是因为他们打从心里服膺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也代表了朝鲜不敢僭越中国天子作为“大中华”统治者的正统性。
这个情况在满清入关后，发生了变化。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宫廷一度不愿奉清廷为正朔，后来虽在武力胁迫下表面屈服，但衣冠仍旧沿袭明制，其内部和民间的记载也依然沿用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的崇祯年号长达两百余年，直到李朝第26代国王李熙于1879年宣布脱离清朝独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为止。尽管在政治上屈服于满清，朝鲜在文化上却始终“义不帝清”。朝鲜儒者普遍认为，满清不具有继承中华文明的正统性，中原的中华文明已经随着明朝灭亡了。
既然满清不能继承中华正统，这项神圣的任务只能由朝鲜当仁不让地承担。于是乎，“中华文明之最优等生的朝鲜理当为正统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朝鲜应当去完成中华的作用”等思想开始在朝鲜发端，朝鲜王朝也认为朝鲜是东方的礼仪之邦、隐士之国，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扬者。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历史背景，所以大韩民国（大韩帝国的继承者）的一些学者，才会宣称炎帝、黄帝的神话出自韩国，主张孔子、西施、李时珍等中国历史人物是韩国文化名人。其逻辑是很简单的，既然从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就已经是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者，那么作为朝鲜正统继承者的现代韩国，自然也是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者，因此明朝以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自然就是韩国的历史文化名人。
韩国学者的这些观点，自然不为中国学术界所认同，也被中国网民批判得体无完肤。然而，这些观点的思想根据却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货”——春秋公羊学。
春秋公羊学认为，“中国”（诸夏、华夏）不是血缘与种族观念，而是文化的正统与道德；“夷狄”是文化边缘的蛮夷，其文化正统、道德尚未进化到“中国”之程度。按照公羊春秋学义旨，“中国”与“夷狄”是可以转化的，如果“中国”的文化、道德退化，就会降为“夷狄”。反之，如果“夷狄”的道德、文化进化，就会升华为“中国”。这二者之别，在于道德、文化，而不是种族、血缘。
这就是儒家思想里面著名的“夷夏之辨”。相信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按照这个思维模式，我们不妨问一问：现代中国人和现代韩国人，在道德和文化的总体水平上，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在国家行为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谁更有中华文明的特色？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以国家行为为例，在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韩国首都首尔的宗庙都会举行“宗庙大祭”。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口传及无形文化遗产杰作”的祭祀仪式，再现了源于中华文化深厚而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精髓，从中可以窥见民以孝为先，王以德政治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而韩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仍沿袭古朴礼仪，尊奉历代国王和王后的神位，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的国家。
类似的国家大祭，在现代中国是找不到影子的。即使是遍布各地方兴未艾的祭伏羲、祭女娲、祭黄帝、祭炎帝、祭尧、祭舜、祭禹、祭孔等等地方性祭祀活动，也多半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绝非真正意义上的严肃祭礼。生前主张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的孔老夫子，如果复活于当代，恐怕也会“乘桴浮于海”，从山东扬帆到高丽，再高呼一声：“吾，东夷之人也！”
此外，从韩剧所反映的韩国人日常生活中，在在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文明的潜移默化。
《新娘18岁》里的权爷爷，并没有因为女方家道中落，而嫌弃和自己的孙子权赫俊定下娃娃亲的尹贞淑，仍然要孙子遵守婚约，迎娶那个教育程度不高，也不大会做家务的小太妹新娘子。这里所要传达的是重义守信的价值信念。
《家门的荣光》里的曾祖父，并没有因为妻子被强奸致孕而抛弃她，还在妻子生下“孽种”上吊自杀之后，把无辜的婴儿当成亲生儿子抚养成才。这是何等真挚的夫妻之情和深厚的父子之爱？在其背后支撑的道德理念，不就是孔老夫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吗？
韩剧承载的深厚传统中华文化理念，是当代中国电视剧里少见的，无怪乎中国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会痛心疾首地说：“现实题材就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作品只看到表象就放大了来表现，未必是社会的本质……在这方面我们甚至不如韩剧表达得更温和、友善、合理。”
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成功“申遗”，令很多中国人自尊心受损，为此而口诛笔伐者有之，呼天抢地者有之，骂韩国人不要脸者有之，认真反躬自省中国到底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多少传统文化形态者却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