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致力于研究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海派书画篆刻名家钱瘦铁帮助郭沫若归国的历史事件。按照日本立法规定战后启封战争年代部分军方、警方绝密文件与档案的机会，当年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得以解密，不少扑朔迷离的问题得以解读，其中就涉及了著名作家、革命烈士郁达夫之死的历史悬案。
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郁达夫因从事抗日工作而上了日本警视厅黑名单
1937年7月24日，郭沫若在钱瘦铁等人的帮助护送下，秘密从日本神户登上邮轮“皇后”号归国。为此，日本警视厅于8月7日逮捕了反法西斯抗日谍报战士钱瘦铁等人。据战后揭秘的日本《外事警察3·昭和12年（1937）》载，日本警视厅于8月10日破获了一个由中日双方反战抗日人员组成的“日支（中）人民战线”的谍报组织，并绘制了一份颇为详细的《日支人民战线谍报图》。在这份被尘封了几十年、而今亮相的谍报图上，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而且他垂直联系的正是旅日的郭沫若及金祖同（郭沫若的学生）。
由此来看郁达夫之死，也许从这张《日支人民战线谍报图》中可获取有价值的信息。1945年8月29日，流亡印尼苏门答腊西部市镇的郁达夫在家中被人带走。尽管8月15日日本天皇已发布了投降诏书，但9月17日，日本宪兵还是将郁达夫秘密处死于苏门答腊的丛林深处。日本宪兵为何要对郁达夫痛下杀手？这就涉及到了郁达夫长期以来的反法西斯抗日生涯。
郁达夫与扶桑之国日本是颇有历史渊源的。1913年，17岁的郁达夫就随长兄郁华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及东京帝国大学，并开始小说创作。1921年，郁达夫与留日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等成立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郭沫若出版了诗集《女神》，郁达夫出版了小说集《沉沦》，均成为新文学运动的经典之作。1922年，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1928年后到上海主持创造社的出版工作。同年加入“太阳社”，主编《大众文艺》，并和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4年任浙江省政府参议，1936年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1月，郁达夫访问日本，与日本文学界反战进步作家频频会晤，引起了日本警视厅的注意，上了其黑名单。后来他到早稻田大学演讲时，愤怒而激烈地抨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东三省的入侵，被警视厅强行缩短行程而勒令回国。此后，他抱着“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的信念”，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44年，郁达夫怀抱儿子郁大亚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留影
郁达夫参与了帮助郭沫若归国的谍战行动
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吹响了全民抗战的号角。日支人民战线的中方具体负责人钱瘦铁与金祖同，以及日方负责人田中中夫与佐野袈裟美等开始帮助掩护郭沫若回国，郁达夫则在国内进行联络策应。当时的日本警视厅对郭沫若进行了宪兵与便衣的双重监视，郭沫若就在《我是中国人》一文中说：“我的行动以后一直是受到了两重监视：一重是刑士（便衣），一重是宪兵。”再加上还需要瞒着妻子及儿女等，郭沫若的归国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危险多多。尽管由钱瘦铁负责的帮助郭沫若归国计划于7月10日就启动了，但在7月20日还未最后敲定。郭沫若由于诸多问题没有落实，如国民政府对他的通缉令还未正式撤除、出走及安抚家属所需的大笔资金尚未落实等，因此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正在这关键时刻，负责国内联系的郁达夫给郭沫若寄来了两封至关重要的信，一封信曰：“沫若，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日今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今之天经地义。”另一封信谓：“沫若兄，南京蒋氏有意招兄驾回国，我已先去说过，第一，要他们办好取消通缉手续，第二，汇大批旅费去。此事当能在十日内办妥”[殷尘（金祖同）《郭沫若归国秘记》]。通过以上两封信，可知郁达夫作为日支人民战线的成员，是参与了帮助郭沫若归国行动的，并且担任着高层联络员的身份。
从郁达夫当时的身份来看，他不可能直接与蒋介石发生联系，当时主要是通过国民军事委员会直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给郁达夫指令的。该所主要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展开情报工作。王芃生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6年留学日本，和郭沫若、郁达夫均是东京帝国大学同学，后又与郭沫若一同参加北伐。他是日本问题专家，多有专著，曾任驻日大使参事。
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命他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该所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等重大情报均作了准确的预测与及时传递。王芃生还是日支人民战线谍报组织中方的领导者，殷尘（金祖同）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一书中写道：“他（钱瘦铁）告诉我他在（1937年）五月里回国的时候，在南京遇见了王某某（王芃生），知道这时国内国共合作的声浪已渐渐地高了，王某某在最高当局面前提起过鼎堂（郭沫若）先生。”由此可见，郁达夫信中所提的“因接南京来电”，应该是王芃生。而郁达夫1936年11月赴日时所频繁接触的日本反战左翼作家如田中中夫、佐野袈裟美、冈部信次等，都系日支人民战线的负责人及骨干。惟其如此，一个从未被披露或是揭晓的历史悬案浮出了水面，即作为著名作家的郁达夫，在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英勇地参加了抗日谍战工作。为此，日本军国主义者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将他在1936年11月提前驱逐回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警视厅的情报收集及侦察能力也是很厉害的，据战后揭秘的日本警视厅档案记载：1928年2月25日，郭沫若为躲避国民党通缉，在相当保密的情况下悄然在上海汇山码头登船离开上海赴日本。几乎同时，日本在上海的密探就将郭沫若赴日的情报发给了日本警视厅，即新揭秘的日本警保局编《外事警察概况·昭和12年篇》中的《上内警发秘第七十四号雪怿事务官通报》。由此可知，日本警视厅对郁达夫参加反战的谍报工作情况是相当清楚并对此立案的。
日本东京法院1939年9月13日对钱瘦铁的三审判决书中文翻译影印件
郁达夫之死的真正原因
郭沫若归国后，即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郭即邀请郁达夫参加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任政治部设计委员，郁达夫同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及《抗战文艺》编委。郁达夫还曾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1938年，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赴新加坡担任该报主笔，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他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1942年6月，郁达夫和胡愈之等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亚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酒厂作掩护。日本宪兵发现这个“赵廉”能讲能写日语，遂胁迫他当了七个月的翻译。郁达夫在此期间救助、掩护了大量文化界抗日人士及当地居民。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宪兵开始注意并调查郁达夫的真实身份，郁达夫不得不转移流亡到苏门答腊岛西部的小市镇巴爷公务，1945年8月29日晚被人带走，9月17日被秘密杀害于当地丛林。
郁达夫之死作为一个历史悬案，历来说法颇多，但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写的专著《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早在1966年他就开始了对郁达夫流亡南洋生活的研究，他曾到印尼苏门答腊等地作了实地调查，后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他承认是他下达了命令杀害郁达夫。这个宪兵班长所说的下达命令，应当是转达命令。他一个小小的宪兵班长，是不能操生杀大权的，无疑是他上司下达的命令他转达一下而已。至于为什么在战败投降后，日本法西斯分子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杀害这样一位中国著名的大作家，铃木正夫并没有在书中回答。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日本战后部分军方、警方绝密文件与档案当时尚未揭秘，因此，也无法解开郁达夫之死的真正原因。
前面说过，实际上早在1937年8月，郁达夫就上了日本警视厅的“日支人民战线”黑名单，存有谍报档案。其后郁达夫在国内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到新加坡后，他又成了南洋文化界抗日的领袖人物，日本军方对其恨之入骨。新加坡沦陷后，他化名流亡到苏门答腊，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军方开始对他进行真实身份的调查，通过和日本国内警视厅的联系，日本军方掌握了郁达夫的相关情况。日本警视厅的情报收集是无孔不入的，据《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一期武继平（日）在《“日支人民战线”谍报网的破获与日本警务对郭沫若监视的史实》一文中披露：“郁达夫这样引人注目的人物当时两次私访须和田郭宅，金祖同1936年暂居市川时起就经常走访郭家，自然会引起警方的注意。金虽然没有言及在频频走访郭宅时曾碰见过便衣警察或有过被跟踪监视的感觉，但他的名字写在警视厅所掌握的‘人民战线运动及谍报网’黑名单上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而郁达夫上黑名单也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另据战后揭秘公开的日本东京法院1939年9月13日对钱瘦铁的三审判决书第四条裁定：“在日本亡命之中国共产主义者郭沫若，因支那事件爆发，国共提携，对之逮捕令已撤销，企图回国，而穷于旅费，被告（钱瘦铁）在日本与左翼分子多交游，归国后可推进中日人民战线运动，于同年7月22日在中国大使馆，与郭沫若弟子金祖同约会，以500元托金充郭之旅费，并设法予以方便，使郭得于同月25日潜行回国。”由于此份判决书是针对钱瘦铁的，因此没有提及郁达夫。但钱瘦铁与金祖同在中国大使馆秘密约会的情报都被日本警视厅所掌握，所以郁达夫参与郭沫若归国的谍报也在日本警视厅掌握之中。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早在1937年8月，郁达夫就上了日本警视厅《日支人民战线谍报图》黑名单的事实。
日本警视厅《日支人民战线谍报图》
郁达夫自1945年8月29日晚被带走至9月17日遭毒手，日本宪兵正是利用这20天的时间，通过调查，核实了郁达夫的身份。郁达夫不仅是位抗日谍战的高层人士，而且是文化艺术界抗日宣传活动的领袖人物，他还是中国著名的大作家，他在战后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指控将产生相当重大的社会影响。因此，日本法西斯分子在最后时刻垂死挣扎，令郁达夫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中倒下了。为此，著名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愈之曾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记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记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