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春天，一个意大利人每天清晨都会绕着他寄宿的小庙散步，顺着朝阳眯着眼眺望湖州府城里高耸的飞英塔。从留存至今的照片来看，他蓄着漂亮的八字胡，打着领结穿着马甲披着精致的真丝西装外套，手里拿着烟斗，神情凝重。凝重的原因，一是因为他可能是史上第一个来到湖州的意大利人，虽然走到哪里都引起围观，但真要打听什么事儿时却总被敬而远之；二是因为他的生意面临灭顶之灾，来到中国是为了寻求一线生机。
此公名叫卡斯特拉尼（G.B.Castellani），是个丝绸商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从法国爆发的蚕微粒子病席卷西欧，重创当时的丝绸业原料、生产和制衣中心意大利，蚕种大量病亡，生丝供应骤减，导致整个丝绸行业陷入绝境。在这生死关头，濒临破产的卡斯特拉尼想起了丝绸业鼻祖中国，因此带上农技师和摄影师从意大利出发，辗转海陆近两个月，经埃及和斯里兰卡来到中国，再从上海抵达湖州，考察江南的养蚕、缫丝工艺。
飞英观荷 （IC Photo/图）
卡斯特拉尼在湖州东门外的小庙里住了两个月，详细地观察了当地的蚕桑技术，并与欧洲工艺做比较。他在笔记中写道：“中国有巨大的产茧量，但其缫丝方法存在不足。”后来美国生丝专家陶迪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评价：名闻天下的湖州辑里丝，“用上等干茧而缫成最下等生丝……故求售于欧美不得善价，深为可惜”。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向中国蚕农收购蚕茧，再使用欧洲技术缫丝，最后将优质生丝出口到欧洲。
卡斯特拉尼来湖州时为了面见浙江巡抚获得批准而取道杭州，回上海时则走了更为便利的水路：沿太湖南岸航行至吴江，由此顺吴淞江东行，最后经苏州河汇入黄浦江，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他在湖州私下收购了3700多公斤蚕种，从上海装船运回欧洲卖给蚕农救急，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欧洲人不再养蚕，而是直接从中国进口生丝；源源不断的优质蚕茧从湖州通过吴淞江水道运往上海，在那里缫丝出口。
仅仅二十年后，湖州的生丝产量便超过了全国总产量的五分之一，成为蚕丝行业翘楚。湖州人由此大批涌向上海。
富二代的华丽转身
我几乎每年都去湖州南浔镇小莲庄参观叔蘋奖学金展览馆。叔蘋奖学金创始人顾乾麟先生是南浔人，娶了本地刘家小姐，而小莲庄则是南浔刘氏的家庙、义庄和花园，有十亩荷花池，到了夏天接天映日，极富水乡情趣。
小莲庄留得残荷听雨声 （视觉中国/图）
顾、刘两家都是南浔丝商。刘氏名列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墩小黄狗”之首。所谓“象”“牛”“小黄狗”，乃是南浔人按家产多少对于富户的排名，白银一千万两以上为象，五百万两以上为牛，一百万两以上为狗。“四象”指的是“刘、张、庞、顾”四家，居于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因南浔是湖州生丝贸易的集散地，随着湖丝出口额的不断飙升，南浔丝商逐步打通了整个供应链，从乡村收茧到内河航运，再在上海开设缫丝厂、打包厂，最后远销海外，于十九世纪下半叶集聚了惊人的财富。到了二十世纪，刘氏虽然仍在“四象”中居首，但南浔真正的首富却悄然改为原本排名第二的张家少爷张静江。
张静江生于1877年，是“四象”中张家与庞家联姻的结晶，排行老二。他年少时曾冲进火海救人，留下残疾，此后一生被蔑称为“张跷脚”（意为跛子），又是高度近视，戴着啤酒瓶底般厚的圆框眼镜。张家没打算让他继承家业，而是花十万两白银给他捐了个候补道员的虚衔，让他去上海交结官商两道，作为家族生意的一支偏师。其时南浔商帮已在上海站稳脚跟，由单纯的生丝出口加工贸易向其他大宗商品出口业务拓展，而张静江摸熟进出口贸易的路数后，幸运地撞到了一个机会：他由岳父引见，结识了一位官二代好友李石曾，乃是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李石曾正要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前往法国，其实是拿着俸禄去巴黎读大学，便带上了张静江，将其虚衔补为实缺，成了孙公使手下的一等商务参赞。
张静江 （IC Photo/图）
张静江于1902年10月乘坐法国邮轮安南号离开上海，抵达巴黎后次年即悄然退出了外交使团，下海开办了一家通运公司，专营生丝、茶叶、古玩、瓷器，将中国商品出口贸易的销售渠道布设到了欧洲，后来又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开设了通运分公司。他是南浔丝商布局全球贸易的第一人，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开眼看世界”的张少爷不仅把握住了商业机遇，也看清了政治趋势。他与好友李石曾一个是富二代，一个是官二代，却都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捧着清朝的碗想要砸清朝的锅。两人会同好友蔡元培、吴稚晖在巴黎创办世界社，出版《新世纪》周刊，向华人世界宣传革命道理——这四个人后来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
1906年初，张静江专程去新加坡采购办报所用的中文字模，回法国时在邮轮上遇到一个姓孙的广东革命者，两人都满怀救国理想，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下船时，张静江递给对方一张名片，请对方若有经费需要尽管与他联系，届时打个电报即可，电报上只需要写一个字母，写A就电汇一万法郎，写B就电汇两万法郎……以此类推，说罢匆匆而去。
这位革命者刚刚迈入不惑之年，前半生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为革命宣传筹款上，见惯了各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派，对于这位年纪不满三十、一口浙北乡音的商务人士的豪迈承诺不免半信半疑。第二年他到越南河内策划镇南关起义，经费短缺，便请一位姓胡的同志试试，给巴黎发了个电报，狮子大开口地写了个“C”，结果三万法郎真的汇到了账上，两人目瞪口呆，惊为奇人。
这三个人从此成为革命挚友，他们就是孙中山、胡汉民和张静江。常驻巴黎的湖州张静江同常驻上海的文昌宋耀如一起，为孙中山主导的革命事业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甚至在紧要关头，张静江不惜卖掉自己在巴黎的开元茶叶店和上海思南路上的六栋花园洋房，为反清暴动筹措军火资金。孙中山后来回忆道：“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南浔张静江故居中，陈列着孙中山赠予张静江的照片。 （IC Photo/图）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赶回国内就任临时大总统，面对各地革命军嗷嗷待哺的资金渴求，又是张静江发动海外华商捐赠巨款，缓解了革命军的财政危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因此曾将南浔镇升格为南浔市，以此表彰以张静江为首的南浔商帮对于辛亥革命的雪中送炭。
根据为张静江前后管理了三十年账务的李力经先生匡算，仅他所知的张氏对辛亥革命捐款就达到110万两白银，如果按购买力比价折算到2006年的话，大约相当于2000万美元，实际金额还要大大高于这个数字，比如1932年春天，张静江曾指示李力经将二十年前积存的一箱沪军都督府公债票——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革命领袖陈其美向张静江借款的收据——付之一炬，不再向国民政府索付。
1920年，张静江受孙中山的委托，从海外回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为革命筹措经费。孙中山生命垂危之际，张静江在北京协和医院陪伴了一个多月，每日守护在病榻前，并在孙中山遗嘱上第一个签字作证；孙中山逝世后，由他主持将灵柩暂厝于西山碧云寺，并手书赵体挽联：
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瘗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宋庆龄在碧云寺为孙中山守灵，背后为张静江所书挽联。 （王在田供图/图）
北伐成功后，张静江秉承孙中山“实业救国”遗训，主持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从他的老本行进出口贸易向国家建设事业转型，主要投身于电力基建，只可惜他的十年辛劳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就损失殆尽。此时的张静江已年过花甲，辗转经香港、欧洲遁往美国，最后于1950年9月病逝于纽约，终年73岁。
张静江在南浔所住的西式宅院已于抗日战争初期毁于战火，但张氏祖宅尊德堂至今犹存，作为张静江故居向公众开放。其正厅中堂两侧尚有孙中山题赠的对联：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
张静江故居尊德堂 （王在田供图/图）
小学徒的草根逆袭
湖州富二代张静江从上海去法国那年，一个家道中落的湖州小伙子正在一座小县城的小当铺里当小学徒。
多年之后他回忆起当年情形，如此描述：“我15岁那年家父去世，全家生计顿即见绌，无奈只得去当学徒……为客户存放或寻找典当的物件。在善长典，我一直当了12年学徒！”
这一年便是他当学徒的第12个年头，他供养的弟弟从日本留学回国，向他描述外部世界的种种富强情状。他深受鼓舞，决定离开这家当铺，沿着湖州人的传统致富之路前往上海，在南浔商帮开办的一家生丝货栈里当佐理会计。攒了三年钱，他也踏上了留学之路，去日本的东京警监学校深造。
这个小伙子比张静江只小一岁，名叫陈其美，字英士。
陈其美 （王在田供图/图）
不承想，这座“东京警监学校”是个大坑！当时清廷预备立宪，风风火火地派出留学生到日本学习警务，准备等他们毕业回国后建立警察队伍。但日本当时自己都没有警校，临时为中国留学生组建了一座学制两年、商业性质的“东京警监学校”，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教育质量。陈其美同其他中国同学一起学了一年日语，发现上当，又转到留日学生预备教育学校学了一年，于1908年草草回国。
虽然没学到什么干货，但陈其美在东京找到了组织，加入了在此成立不久的中国同盟会，结识了孙中山、徐锡麟、秋瑾等名冠一时的革命领袖，也结交了两个浙东小兄弟，一个叫黄绍麟，一个叫蒋志清，三人回国后结拜为异姓兄弟。黄绍麟日后改名黄郛，曾于1924年北京兵变后组成摄政内阁担任总理，而蒋志清日后则以“中正”为名，世人常以其笔名称作蒋介石。
回国之后，陈其美便留在上海开展革命工作。当时上海是远东第一大港，交通便利，信息通达，五方杂处，思想开放，人文荟萃，财富汇集，加之列强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便于革命者据为渊薮，开展反清活动。然而，陈其美回到上海的1908年正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最为步履维艰的时期：清政府一方面推进预备立宪，欺骗广大国人，一方面加大军力警力，破坏革命组织；同盟会一边与清政府开展武装斗争，一边与立宪派开展舆论斗争，一度落于下风。况且同盟会早期成员以家境富裕的知识分子为主，长于著书立说，传播革命思想，但到了执行环节往往拙于实干，因此在商业都会上海难以开辟天地。
就在这个当口，没喝过多少墨水，没吃过几天饱饭，也没多少道德束缚的湖州破落户陈其美回到了上海。虽然他文化程度不高，不像张静江那样书学赵孟頫画学董其昌，也没有张静江那样高大上的朋友圈，但陈其美长期挣扎于社会底层，善于识人，善于交际，善于鼓动，善于谋划，尤以“四捷”著称，也就是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从而迅速在上海滩乃至今天的包邮区为同盟会打开了局面。
陈其美书法 （王在田供图/图）
如今回顾陈其美最有价值的工作，一是办报，为革命党人抢占舆论阵地，他自己身先士卒担任记者，既深入了解民情又广泛结交五行八作引车卖浆的朋友；二是联络，但凡往来海外或是途经上海前往国内各地的同盟会同志，往往都在他经营的天宝客栈接头，由此结识了海量革命同志；三是加入青帮，团结同样处于社会边缘的帮派会党参与革命，共同对抗清政府；四是创办精武体育会，吸引了大批社会名流与商会首脑参与，从而逐步影响并拉拢原本倾向政府的商会武装。
这段时期，陈其美为结交社会各阶层，壮大同盟会力量，不惜狂赌滥嫖，夜夜笙歌，以至于教师出身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看不下去，曾当着孙中山的面规劝陈其美洗心革面，戒赌戒嫖，种下日下两人反目成仇的祸根。
平心而论，陈其美的行为确有腐化堕落的一面，受到了旧社会恶劣风气的腐蚀，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工作和自保的需要。湖南同盟会员杨思义曾回忆：“陈其美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上海的戏园里、茶馆里、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哪个角落里都有他的党羽”，民国某记者则为他辩护：“英公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陈其美本人事后也承认：“昔日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为私议之场，边幅不修，无须自讳”，显然含有愧疚之意。
杭州孤山北麓的陈其美戎装骑马铜像 （视觉中国/图）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花了三年时间开拓的社会资源产生了回报：他集合会党与商会力量发动起义，一度孤身进入江南制造总局谈判被扣，最后在光复会的协助下仅用两天时间就以极小的伤亡克复上海，重创了清政府的国际声誉。他在会党支持下当选为沪军都督，随后先率军光复杭州，又组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从而控制了长三角这块清政府最重要的赋税来源，也牵制了清军在武汉战场的攻势，大大缓解了武昌革命军的正面压力。孙中山曾高度评价陈其美的功绩，说他独木支撑辛亥革命：“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者尤多也。”
辛亥革命成功后，陈其美当了大半年沪军都督，直至1912年7月底辞去公职，随同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进京。根据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分析，陈其美担任沪督的近9个月对于上海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扫除旧风俗，提倡男女平等；二是整顿帮会，维持治安；三是拆除城墙，改变了近代以来的上海城市格局；四是查禁假钞，整顿金融秩序，促进工商业发展；五是推动文化建设，促进教育、出版业的大发展。苏智良评价：“辛亥以后上海文化的全面发展，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乃至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有奠基作用。整体而言，辛亥后短短两年奠定了上海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
这些具有奠基意义的政策，主要是由一个靠自己打工攒钱出国留学见世面、为了达到革命目的不择手段不避忌讳、能够把长衫马褂和青皮流氓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战的湖州三十三岁年轻人决策制定的。
陈公英士之墓 （王在田供图/图）
陈其美辞去沪军都督四年后，为了帮助孙中山先生筹措革命经费赚一笔融资佣金，在上海法租界的临时寓所内被假称前来签署融资合同的枪手所杀。凶手应系袁世凯派遣，报复陈其美于半年前在外白渡桥完美复刻萨拉热窝刺杀案的手法，拦车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可惜20天后袁世凯即死去，此案的幕后主脑遂成悬案。
陈其美死后归葬湖州，其墓园位于湖州城南的岘山东麓，在国民党大员陵墓中规格仅次于后来的中山陵，由他的小兄弟蒋介石一手操办，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前甬道入口的碑坊匾额上，左侧是林森所题“浩气长存”，右侧是蒋介石所题“精神不死”，中间是孙中山所题“成仁取义”。孙中山视陈其美为股肱，陈其美死前曾将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孙中山由此遂视蒋介石为新一代股肱，最后又成了他自己的接班人。
湖州南浔古镇风光 （视觉中国/图）
故事来到尾声，读者也许会问：那么张静江和陈其美这两位湖州同乡彼此认识吗？何止认识！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静江赶回上海，协助陈其美策划并实施了上海起义，陈其美身先士卒，带着会党分子和商会武装攻打江南制造总局，张静江则坐镇后方，为前线战士提供后勤补给。两个湖州人通力合作，为上海迎来了光复的曙光。
他们俩虽然家世出身迥异，却沿着不同的人生道路，于110年前的上海汇聚，将革命推向高潮。辛亥革命之成功，湖州子弟与有力焉！
王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