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移动支付、网络购物、退休认证、生活缴费、网上挂号、在线订票……在一部分人享受着移动互联带来的便利时，大量老人却陷入了“数字鸿沟”的困境。《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在多地走访发现，此问题在疫情后愈发凸显。由于没有“健康码”，很多老人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和进入某些公共场所（如超市）；他们所使用的老年机，也只能接打电话，根本无法扫码支付。“银发族”普遍反映，新技术让他们与社会脱节速度加快，“数字化”对老人越来越不友好，尤其那些独居或空巢老人——统计显示，60岁以上独居和空巢老年人迄今已达1.18亿左右。
《经济参考报》近日一篇报道也显示，由于网络预约挂号看病、移动支付缴费已成常态，对很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来说，去医院挂号、缴费、看病、检查就像在走迷宫，看病难成为老年人的主要困扰。到去年年底，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54亿人。该报引用一则研究报告显示，46.3%的中老年人从未用过手机支付，可见陷入“数字鸿沟”困境的老人，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很显然，数字时代不应当只属于年轻人，老年人也是社会公众的重要群体，多元包容、公正平等是衡量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如果大量老年人被排斥在数字时代的“红利”之外，那么科技是否真的在造福人类就值得严肃思考了，尤其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与保障老年人在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方面的基本需求，确保公共服务的普惠性，考虑到区域间、年龄间的数字化差异，要确保所有公共服务机构有不使用手机的自由。《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发展报告（2019）》统计显示，中国老年人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未上过学和只上过小学的老年人比例最高，超过老年人口总数的70%。这部分人即使再学习，恐怕也难以跟上信息时代的知识更新速度，难以顺利使用如今的智能电子设备。而一个健康的社会，显然不应当抛弃他们，更不应把他们隔绝在社会之外。那些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还相对好些，如是独居和空巢老人，再加上受教育程度低，如何适应当下的社会，尤其是政府部门需考虑的问题。面对这种现状，所有的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机构都应当保留传统的渠道和窗口，或有人工帮助，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和借口拒收人民币现金，不能盲目推行全盘数字化，尤其是疫情期间所有公共空间都应提供“非数字”进入的方式，这是老人们应享有的合法权益。
所有的公共与商业服务机构，保留传统的渠道与现金窗口，还有助于应对战争或区域性的灾难。两年前，瑞典央行行长就提出警告——无现金社会在面对战争或天灾时，毫无抵抗性，庞大的社会金融体系将在瞬间崩塌。因为无现金支付需特定的基础条件，如电力、网络、基站等，如果遇到战争或天灾停电停网，社会极易陷入动乱。前两年日本北海道强震引发大规模断网断电，札幌瞬间成了黑暗之都，其间大量居民涌入超市和便利店，却无法购买生活物资，因为那些使用电子支付的灾民，因断电丧失了支付能力，口袋中也无现金。所以，给老人留一席之地，也等于给全社会留一个安全的窗口。
其次，数字产业本身也需提供“适老型”的服务产品，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大字体、大屏幕的有语音服务的操作界面，让服务设备更人性化和便利化。我们应认识到，老人遭遇的困境，并非是科技进步导致的，而是设计者没充分考虑到各类人群的需求造成的，是科技含量不够的结果。只有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技术成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进步。老人遇到的问题，意味着市场其实蕴含着商机。比如疫情防控，就完全可开发一种便携设备，只需扫描身份证，同样能提供健康码。如果有企业专门把老人为目标人群，开发各类数字化的应用场景，建设信息高速路的“无障碍通道”，肯定会有极大市场。
其三，政府应当有制度性和财政资金的安排，让社区为老年人适应数字化时代提供培训，同时鼓励商业机构和公益组织提供相关的技术辅导，让老人们学会智能手机的一些基本功能操作。很多老年人有学习数字技能的兴趣，只是他们的记忆力、适应能力可能略差，如果有必要的帮助指导，老人们融入数字生活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德国政府就资助了德国联邦老年人协会“老年人数字化教育”项目，帮助想学习使用电子产品的老年人，有网上问答，有线下教学，老人们都很愿意参加这样的“学习咖啡会”。新加坡政府也成立了数字转型办公室，招募“数字大使”向摊贩和年长顾客推广电子支付。当然有子女的家庭，年轻人更应主动鼓励和引导老年人使用数字产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帮助老人学习这些技能。同时，相关部门也需做好老年人使用数字产品的安全防护工作，防止他们上当受骗。
老年人的生存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困境”，应成为全社会关心的课题，所有人也应行动起来。人人都要变老，善待老人也就是善待未来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