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催生韩国“三抛主义”崛起,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

近日,央视财经报道称,韩国婚庆公司仅剩100多家,且婚庆公司收益直线下降。相比一个行业面临的崩塌,更让人担心的是韩国的“三抛主义”崛起和亡国风险。

高房价催生韩国“三抛主义”崛起,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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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抛主义带来的亡国风险

今年上半年,韩国结婚新人只有9.6万对,降至30年来最低;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韩国婚庆行业受到猛烈冲击。目前,韩国全国婚庆相关企业仅剩100多家,是疫情前的三分之一;婚礼策划师、化妆师等相关从业人员甚至一度面临“零收入”的窘境,纷纷转行谋生。

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8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婚庆企业数量分别2.94万家、5.51万家、3287家。而三地的人口数量均不足韩国一半,韩国人口总数为5182.2万人,北京、上海、广州的常住人口分别为2189万人、2487万人、1868万人。

婚庆企业倒闭只是韩国“三抛主义”的一个侧面写照。在就业难、高房价的压力下,韩国年轻人中涌现出大批打算抛弃恋爱、结婚、生子的“三抛族”。“三抛族”代表的“三抛主义”在韩国大有市场,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20多岁未婚青年没有结婚的想法。

三抛主义可能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韩国加速走向“自我灭亡”。早在2006年,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就曾对韩国作出过人口预警,其称韩国或将成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在人口生育方面,联合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若要保持人口长期稳定,其总生育率需要达到2.1的更替水平;若总生育率低于1.5,则该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人口更替很难再恢复至正常水平。

2006年至今,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震荡恢复几年后,于2015年出现加速下滑。2015年该数值为1.24、2016年跌至1.17、2017年跌至1.05,2018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首次跌破1,韩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进入“零生育”时代的经济体。

高房价催生韩国“三抛主义”崛起,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

2019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再次刷新历史极值,跌至0.92;2020年则仅为0.84,首尔的总和生育率更是仅为0.64。另外,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2020年韩国人口自然减少3.3万人,首次出现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情况。

目前,韩国的超低生育率还在持续下滑。面对可能亡国的人口危机,韩国政府的补救方法是增加海外移民,韩国法务部试图修改《国籍法》来让更多外国人更容易拿到国籍。但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请愿网站上,超过31万网民请愿反对该法的修订,认为无助于改变现状。

请愿帖子中写道:“现在,韩国国内的外国人比例一直在增加,出生率却持续下跌,想要通过修改《国籍法》来解决低出生率、老龄化问题,很明显是非常离谱的。政府腐败、政商勾结,在这样的社会里,谁会想要生孩子?通过每年给700多外国人赋予国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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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催生三抛主义崛起?

“不想结”叠加现在疫情导致的“不好结”,已很令人担忧。为此,韩国一些地方推出鼓励政策,从奖励现金、提供廉租房到在指定城市购房可减免购房税等。但显然这些政策在高房价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进入21世纪,韩国经济增长回落的同时,房价却在持续上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韩国房价快速上涨,2000年以来韩国房价经历多轮上涨、涨幅达109%,接近美国的122%,明显超过日本的-23%与德国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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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借助租房市场,韩国有一个另类的循环加杠杆买房套路。韩国租房市场有一套独特的租约结构,租户向房东缴纳60%-80%的房屋总房价款作为押金后,可以免费居住至租约结束;租约到期后,双方退房退押金。

在此期间,房东可以利用高额的房租押金,叠加银行贷款去购买新房。举例来说,10亿韩元的房子租出去,房东可以收进来8亿韩元的租房押金,再以20%的首付2亿韩元去买第二套房,然后将二套房再租出去收押金,继续利用银行贷款去买第三套房……如此循环往复,房东可完成了多轮加杠杆购房,积累多套房产。

而房价的快速上行,改变了原来“各取所需”的平衡——租户眼巴巴看着房价一轮一轮暴涨,大量财富转移给了房东,自己也想要自己的住房,甚至是要当房东了。

低利率、加杠杆购房有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即对国民消费产生压制。房价持续的大幅上涨,购房杠杆螺旋式上升,使得韩国居民偿债压力上升,其偿债率明显高于美国、日本等,进而对居民消费形成了明显抑制,明显压低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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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表明,结婚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是非常昂贵的,不仅需要家庭让渡本可以购买其它消费品的支出,而且还要挤占人们的闲暇时间。在韩国工资的涨幅远低于房价涨幅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生活品质,孩子便成为“不必要的负担”,进而导致了“三抛主义”的崛起和总生育率的加速下滑。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危机不仅出现在韩国,全球主要经济体生育率几乎都在下行。根据中泰证券统计,全球生育率跌至人口替代率标准以下的经济体数量持续上升,2020年其占比已经超过46%。

其中,东亚国家的生育率普遍较低,无论是日本、中国,还是台湾、香港地区,乃至于华人为主的新加坡,总和生育率都处在全球较低的水平上。而我国“未富先老”的局面尤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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