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由印度尼西亚总统府提供的照片显示的是，4月24日印尼总统佐科（前）在雅加达东盟领导人缅甸问题特别会议后发表声明。 （新华社/路透/图）
2021年9月19日，《南华早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称，印尼东部圣战组织（MIT）领导人阿里·卡洛拉（Ali Kalora）被警察和军队联合特遣部队歼灭。当地军事指挥官马克鲁夫（Farid Makruf）将军和苏拉威西中部警察总督察苏发利阿蒂（Rudy Sufahriadi）证实，印尼头号通缉恐怖分子已经死亡。
据联合国安理会发布的信息，该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联，并曾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多在印尼爪哇、苏拉威西及印尼东部各省活动。自2012年以来，该组织将矛头指向印尼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队，发动了多起袭击。
长期以来，东南亚地区深受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的困扰，这里面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外因素影响。
东南亚是一个具有多文明交汇地缘特征的区域，该区域国家众多，民族、文化和宗教情况十分复杂。近代以来殖民主义的遗存，现实中大国的博弈和竞争，使东南亚极易受到外部的介入和影响，加上东南亚地区存在大量的政治分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及社会财富上有着巨大的鸿沟，这些都是容易导致不安定的因素。
由本土转向全球暴力“圣战”
从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演变来看，在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的恐怖主义主要是内生性的，通常与反政府武装和分离组织有关。一些东南亚国家存在严重的族群冲突，激化了分离主义倾向，而民族冲突是导致极端思想和恐怖事件的温床，并且族群冲突制造的难民和仇恨，很容易被恐怖组织所利用。冷战以后，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又受到外部的强烈刺激，特别是以“9·11”事件为代表，基地组织“成功”袭击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核心地带，造成前所未有的恐怖效应。后冷战时期新型恐怖主义所展示出的组织网络严密化、行动范围全球化、攻击手段高科技化、杀伤力大规模化等特性极大地刺激了世界各地包括东南亚的恐怖活动。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基地”等恐怖组织加强了在东南亚的渗透和组织建设，煽动、武装和资助当地极端组织对西方目标发动袭击。在这个过程中，“基地”组织影响了许多东南亚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团体的战略目标，推动它们将视角由本土转向全球暴力“圣战”。同时东南亚极端暴力组织也习得了国际恐怖势力的组织、管理形式和战术。
从2002年到2010年的近十年间，恐怖主义对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2002年10月巴厘岛袭击事件、2003年8月雅加达万豪酒店爆炸案、2004年9月澳大利亚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恐袭案、2005年10月巴厘岛餐厅爆炸案等一系列恶性恐怖袭击事件，使东南亚一度成为全球反恐的另一个重要战场，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2010年左右方有所缓解。
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主要力量，“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迅速崛起，为东南亚极端暴力组织带来新的鼓舞和支持，一些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肩作战。还有一些东南亚本土极端暴力组织，举着“伊斯兰国”的旗帜进一步扩张，包括阿布沙耶夫集团在内的许多东南亚极端暴力组织表示效忠“伊斯兰国”，是“伊斯兰国”的东南亚分支。2014年以来，发生在东南亚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都与“伊斯兰国”有关联，如2016年1月14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的连环爆炸式恐怖袭击，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威胁再一次成为域外地区恐怖主义的延伸。
“输入性”影响较深
近年来，相较于中东、北非和南亚地区，东南亚恐怖主义频度和烈度较低，但在“基地”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渗透和影响下，东南亚恐怖主义威胁有所增加。总体上看，当前东南亚恐怖主义出现如下态势和趋势：
首先，经过二十年的反恐，东南亚恐怖主义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从恐怖主义的活跃度与烈度来看，目前，中东、中亚、南亚、北非、东非等地区在恐怖主义活跃程度方面高于东南亚，恐怖主义威胁的强度也高于东南亚。从全球恐怖主义指数看，在恐怖主义活跃度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中，东南亚地区只有菲律宾持续上榜，2017年排全球第十二位，2018年排全球第十位，2019年排全球第九位。在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排名前三十的国家中，只有菲律宾和泰国两个东南亚国家，其中泰国在20位左右徘徊。
与中东、中南亚、南亚地区相比，东南亚不是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中心区。尽管如此，东南亚恐怖主义治理的难度并未降低。由于东南亚的恐怖主义伴随地区诸多问题的裹挟，如泰南冲突、缅甸罗兴亚人问题、菲律宾南部地区分离主义等，使得恐怖主义滋生和介入空间很大。
如缅甸罗兴亚人问题长期陷入泥潭，在一些罗兴亚人中滋生了极端思想，一些极端分子建立了“罗兴亚人救世军”这类的武装组织，它们被缅甸政府称之为“恐怖主义组织”。尽管“罗兴亚人救世军”否认其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但其针对缅甸军警、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是对普通百姓的无差别袭击行动很难让国际社会把它们与恐怖组织截然分开。
再以菲律宾的恐怖组织为例，菲律宾的恐怖主义已经深深嵌入到菲律宾南部长期致力于分离运动和武装叛乱的穆斯林社会中，呈现出分离主义和恐怖极端主义合流的特征，同时也具有反政府武装叛乱的特点，其背后既有菲南长期存在的分离主义、族群宗教冲突，也有经济发展落后和贫富悬殊、贪腐严重等经济与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极大增加了恐怖主义的治理难度。
其次，东南亚受到“输入性”恐怖主义的影响较深。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先后渗透和影响下，东南亚恐怖主义完成了本土极端暴力活动的国际化转变，呈现出国际恐怖主义、地区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相互交织的特点。
“9·11”事件以来，东南亚恐怖组织接受国际恐怖势力在资金、组织、经验、技术、思想、宣传、人员招募等方面的支援，抵抗政府打击和生存的能力大大加强。近年来，随着IS在中东根据地的覆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网络和全球地理空间上进行重塑和扩散。
东南亚地区由于穆斯林人口众多，自然成为IS全球扩散的重点区域之一。在“IS”恐怖组织活动最猖獗的时期，有数十个东南亚极端组织向其宣誓效忠。
在“伊斯兰国”的影响下，东南亚恐怖组织发动了一些新的行动。
影响最大的一起行动发生在2017年，以穆特组织（Maute Group）和阿布沙耶夫组织为首的恐怖组织突然发动袭击，攻占了菲律宾南部省份南拉瑙省首府马拉维市部分街区，与菲律宾政府军展开了近半年的武装对抗。该事件成为近年来东南亚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恶劣的恐怖事件，同时也标志着“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威胁的升级。
延续较长时间的马拉维市叛乱，吸引了来自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极端分子，这些情况似乎表明，东南亚恐怖组织有意向IS模式发展。从过去进行绑架勒索、爆炸等恐怖袭击发展到攻城略地式的军事化行动，并且极端组织有意选择它们认为合适的地点——菲律宾棉兰老岛进行长期作战，让其成为聚集东南亚地区极端分子参加“圣战”的战场。
除了上述两个大的特征和趋势外，东南亚的恐怖主义还在其它方面有一些变化。比如恐怖袭击活动走向家庭化、个体化、未成年人化和女性化。在“伊斯兰国”影响下，由家庭、“单独”行为者、女性甚至未成年人实施的恐怖攻击事件已经成为一些东南亚国家新的现象。
2021年6月，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智库“苏凡中心”(The Soufan Center)发布的《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反恐》研究报告，开篇就强调东南亚的恐怖主义的演变趋势，认为妇女作为恐怖主义暴力行为肇事者的作用正日益增强，并预示这一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警示东南亚国家的反恐工作必须考虑到妇女在暴力极端分子中扮演的多重角色。
东南亚反恐何去何从？
由于东南亚各个国家的政治、安全、法律制度差异较大，东盟国家秉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信奉不批评成员国的“东盟规范”，使得东盟在安全和社会政策上的协调难如人意，未来东盟国家如何在反恐协作的范围、领域和层次等方面开展切实的合作，推进地区反恐机制的深化是对东盟政治与安全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考验。
如前所讲，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往往与不当的民族政策、激进的民族主义、极端地区分离主义相互交织。这些冲突与矛盾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需要东南亚国家在政治改革、民族政策、社会发展政策、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分配等方面做出一定的回应和调整。
从长远和根本上看，解决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关键是良好的国内治理，这需要在政治的稳定性、经济的持续发展、良好的民族与社会政策、温和的宗教和信仰观念，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加强，以上这些全部或者若干领域的改善，都可以组成抵御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内部恐怖主义滋生的有效防御体系。
恐怖主义作为共同面对的威胁，需要东南亚国家团结协作应对。从现实来看，东南亚国家虽然重视协同打击恐怖活动，应对恐怖威胁已然成为东盟重要的政治安全议程。但各国在反恐领域的协作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宣言和安全对话上，实际的行动虽然有，但远远不够。要真正有效促进反恐合作和协调仍存在着较多挑战。
此外，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其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打击与消灭恐怖分子固然是反恐工作的一个方面，但去激进化恐怕是反恐更为的重要的构成部分。东南亚各国需要结合各自的文化、习惯、传统、历史、宗教等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去激进化战略，并耐心地长期执行下去。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
南方防务智库特约研究员 程晓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