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卓姐姐发声:弟弟丢失的14年,我家像得了癌症,妈妈曾想砍自己的手

孙卓丢失5172天后,2021年12月6日,在警方组织下,孙海洋夫妇与孙卓在深圳相见。认亲仪式上相拥的瞬间,孙海洋抱着17岁的孙卓,放声痛哭。

与此同时,距离深圳2607公里外的新加坡,孙海洋的女儿、孙卓的亲姐姐孙悦通过网络直播看到了这一幕。正在吃饭的孙悦开始无声流泪,大滴泪水掉进饭里。

分别14年后,孙悦隔着视频再次见到了孙卓。视频那头的年轻人高瘦,戴着眼镜,额头像爸爸,眼睛像妈妈。隔着模糊的泪水,孙悦看着,仔细辨认着,直到眼前轮廓清晰的年轻人与记忆中的弟弟相重叠。那是三岁半的孙卓,额头宽,笑眼弯弯,穿着幼儿园的黄绿色短袖校服,右手比了个“耶”。这张照片被印在红底或白底的寻人启事上,被印在报纸上,张贴在家里的墙壁上,也贴在深圳甚至全国一些地方的角落。

2008年1月,10岁的孙悦独自一人搭乘从湖北监利县出发的巴士,来到深圳与父母团聚。她再没见到弟弟,看到的只有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也构成漫长岁月里孙悦对弟弟所有相貌记忆的来源。

孙悦用“癌症”形容这些年家庭的痛苦。父亲孙海洋曾说,他们三五十个被拐家庭时常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像得了癌症的病人。而现在,降落在这个家庭里的“癌症”终于被治愈。孙悦说,弟弟能找回,是她二十三年来最光明的一件事。

孙卓姐姐发声:弟弟丢失的14年,我家像得了癌症,妈妈曾想砍自己的手

幼年时的孙悦(前排右),孙卓(前排左)和父母。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孙悦的自述:

我在湖南永顺县长大。当时父母在县城的天桥下开了一间包子铺。每天早晨5点多开始卖包子,爸爸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去店里和面、做包子。回想起永顺,感觉记起的不是爸爸、妈妈,也不是孙卓,而是一些自然现象,洪水和繁星。

因为上游泄洪,永顺常发大水。有一年,我在家里正看动画片,水渐渐漫涨,一直淹到电视桌下面。我爸把我举在肩上,跑去天桥上的高地避险。洪水淹进天桥下的包子铺,淹进家里。但我一点也不害怕,不管发生任何事情爸爸总能解决好。坐在他的肩头,我感到安全。

有次凌晨出发去包子铺时,爸爸带上了我。从家里走向包子铺不过300米的距离,他牵着我的手,四下无人,静悄悄的,整个城镇都在沉睡,我抬头,看到数不尽的繁星堆在天上。

在教育子女上,爸爸一向宽容,很少说重话。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他对学习这件事很执着,他觉得上学对孩子是很宝贵的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上学。小县城送孩子去上兴趣班并不多见,但爸妈给我报了舞蹈班。刚学舞时有很多基本功训练,下腰、劈叉,我觉得辛苦,不想去。那是爸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冲我发火。他抄起炉子旁的铁钳,大声问我要不要去。我吓哭了,他也慌了。赶忙扔掉铁钳,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就是这么一个笨拙的父亲。

2003年,我五岁时孙卓出生。孙卓顽皮、机灵。我们在一起总是吵闹,为了玩具或者零食争抢。这种吵闹是亲昵的,我不让着他,他也不让着我。

2007年,小学三年级时,我回到湖北监利老家上学。爸妈带着孙卓去了深圳。我那时成绩很好,可是赴深务工子女很难入学,为了不耽误我,他们想在深圳安顿下来再接我过去读书。

2008年1月,独自一人在老家待了大半年后,大伯把我送上从监利开往深圳的大巴。

那时,我对孙卓被拐的事情一无所知。爸爸接到我时是深夜,他看起来心事重重,也没有流露出看到很久未见孩子的喜悦,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出租车停在包子铺门口,夜色掩盖了“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的招牌。

因为太累,回家后我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我才想起没有看到弟弟。走出房间,客厅的墙上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和报纸,纸上印着弟弟的照片。照片里,孙卓穿着黄绿色短袖,蓝色拖鞋,脸颊肉肉的,咧着嘴笑着,右手比了个“耶”。

这时我才知道,弟弟丢了。

没有人正式地跟我谈过孙卓的事。记者和警察频繁到访,在他们和父母的谈话中,我渐渐拼凑出事情的详细过程。

那是2007年的10月9日,爸妈包子铺开业的第二天。天刚黑的时候,妈妈去包子店剁姜,叫爸爸在家里看着孙卓,爸爸打瞌睡睡着了,孙卓跑出家门,在离家100米开外的白石洲城中村的花坛玩耍时,被人拐走了。当时包子店离孙卓被拐的地方很近,但妈妈背对着店门剁姜,没有看到孙卓。

深圳和我想象中繁华的大城市不一样。上小学时,我的活动范围都在深圳白石洲的城中村,围绕着下白石新村的家、包子店,和店铺所在的巷子。

爸妈依旧延续着从前开店时的时间表,爸爸凌晨2点起来和面,妈妈随后到包子店,剁馅,调料,包包子。一直要忙到晚上8、9点。

家也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变得破碎、摇晃。家里总在争吵,三天两头大吵。妈妈,爸爸,奶奶总在互相指责。妈妈怪爸爸在沙发上打盹没有看好孙卓,爸爸怪妈妈在店里切葱姜,离孙卓被拐的地方只有三四米,却没有看住孙卓。奶奶也吵,怪爸妈把孙卓弄丢了。

孙卓走失后,我妈变得很情绪化。一次和爸爸争吵后,她冲进厨房拿起刀,想要砍自己的手,被我爸抢下来,但刀背还是砸到了手。妈妈的手背肿得很高,是触目惊心的青紫色。

孙卓姐姐发声:弟弟丢失的14年,我家像得了癌症,妈妈曾想砍自己的手

搬去深圳前的一家四口。受访者供图

我害怕,不知所措。有时我会躲在房间里,有时就看着他们。我不会安慰,劝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只是站在一旁哭。

爸爸越来越沉默,妈妈越来越敏感。从前,她爱漂亮,喜欢穿优雅的长裙,也爱尝试新东西。弟弟走失后,她更轻易地被触动到最痛苦的地方。有时她只是和我聊天,说着说着,突然想到以前的事,她开始流泪,越哭越伤心。

她的身体也变差了很多。容易生病,肠胃也不好,上楼没力气。有时去买菜,回来的路上会给家里打电话,说来路上接一下吧,我走不动了。

我放学后常去店里帮忙看店。有次刚进店,看到我妈正在包烧卖,她低头专注于手上的动作,突然开始流鼻血。一滴一滴地掉进馅里。最后那盆馅只能倒掉。

家里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记者到访。有人采访时,妈妈会换个好看的衣服,画个眉毛,把头梳好,发根白发太多的时候,她会染黑头发。

记者来时,爸爸会提前告诉我,我会主动避开。那时的心态是大人正在办要紧的正事,我应该回避。我帮不上什么忙,不能再给父母添麻烦。

有媒体曾写在深圳七年,我一直被要求隐藏身份。记者来家里,我被要求当众要叫父母为叔叔、婶婶,不准叫爸爸妈妈。我确实叫过父母“叔叔”和“婶婶”,但只有那一次。他们扛这个担子已经很重了,他们想让我自由、轻松地过自己的生活。父母曾掩饰我存在的信息,也绝不是因为重男轻女,而是为了提高关注度,让更多人关注我们家庭。

网络上有些网友觉得对我不公平。但这确实没有造成对我的伤害。我反而觉得在找弟弟这段漫长的跋涉,我什么忙都没有帮上。

无尽的争吵过后,家里的氛围转为沉重,压抑。每个家庭成员都避免提到孙卓,一提到“卓卓”,大家会突然静默。每年的10月9日,孙卓走失的日子,每个人心里都会记得,但大家不会交流。有时我会突然想到弟弟,但我不会说。

寻找孙卓从未停止。爸爸的手机一整天都在响,他总在接电话。起初,他贴寻人启事,后来,他联系被拐孩子的其他家长,和他们相互依靠。十几个家长会聚在我们家,他们不会哭闹,讲话声听起来克制、冷静,神情有和父亲相似的沉重。有时,他们只是吃饭,有时,他们吃饭后立刻开车出发去外地。

爸爸经常不在家,山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他跑遍了几乎中国的所有省份。妈妈急躁,常因为拖延、磨蹭、丢三落四等习惯问题训我。我开始写日记。难过的时候、心里憋闷的时候都会写。那几年写完了10个本子。

和妈妈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我在白石洲念六年级时。中午放学后,妈妈在店里一直唠叨我,没等到上学时间,我跑去学校门口晃荡,不想待在家里。

妈妈气急了,跑来校门口,推搡着我,把我拉拽着拖回家里。当时校门口聚集了很多学生,有不少我认识的同学。那种羞辱让我难堪,我感觉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跑出家门,跑向附近的大沙河公园。在榕树下我反复兜转,想彻底离开,又不知道该去哪里。

天渐渐黑了,平静下来后我决定回家。在家门口,我看到两个警察。爸妈报警了。因为孙卓的事,警察了解我们家的事,应该是很快赶来帮忙了。

妈妈的眼睛像是哭过。爸爸神情严肃,看到我时突然松懈下来。我灰溜溜地躲进里屋,关上门,躺在床上。我想到爸妈,被愧疚淹没。如果曾有一丝因为被忽视的委屈,也在那刻烟消云散。我知道,他们已经没办法承受第二次失去了。

寻找孙卓这14年的跋涉,爸爸一直都是坚强的形象。我没有看他哭过,他身上有种力量,像烧不灭的流火,像既枯又荣的草一样野蛮生长。爸爸靠着这种信念坚持下去。14年,他一直用手掌护住这一簇火焰。

和爸爸一同组成深圳寻子联盟的家长们不少人都找到了自己孩子,孙卓却迟迟没有被找到。有一两次,希望似乎近在眼前,但这希望却像盖茨比的绿光一样,似乎永远可望不可及。

孙卓姐姐发声:弟弟丢失的14年,我家像得了癌症,妈妈曾想砍自己的手

孙悦日记:他(爸爸)身上那种力量,像烧不灭的流火。受访者供图

程明找到的那天,我在日记里写,“程明找到了,通过人脸识别和验DNA,老爸说人脸识别技术很有用,不久的将来……”我不敢写下去,写下就有了希望,有了希望就可能会破灭,又要承受多一次的失望。

爸爸和另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彭高峰关系很好。2011年,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在江苏找到。爸爸很开心地去机场接带回孩子的彭高峰。一群记者围住他们,爸爸躲在远处,有记者突然看到我爸爸,问他,“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接着又问,“你是不是希望孩子是孙卓?”

在视频里,我看到爸爸坐在凳子上开始大哭。他哭得那么厉害,他哭得坐都坐不稳了,几乎从凳子上滑落。

爸爸是个普通人,他也会有脆弱。

为了有更多时间寻找孙卓,爸爸把白石洲的包子店关了,做二房东的生意。

爸爸每租下一栋房子,我们家就跟着搬去那里管理那栋房子。我们频繁搬家,深圳各处我们都住过。最远时我在石岩住,每天走读,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房子的布局,墙壁,我房间的模样,在记忆里混乱成一片。对“家”,我没有确定安稳的记忆。

每到一个地方,爸爸一定会给我弄一个书柜,把我的课外书好好地装进去。我的日记本,他们也会帮我收好,从没丢过。

与书柜一样被小心保存的,是一个破旧的纸箱。一米高的纸箱里放着幼时孙卓的衣服,鞋子,书包,玩具,和幼儿园的小被子。后面又加上了拐卖儿童的资料,有孙卓的,也有其他孩子的。

2014年,电影《亲爱的》上映。我的同学里只有两个好朋友知道孙卓的事,但我觉得和她们一起去会很尴尬,便一个人去看电影。演员张译的神情竟然真的像我爸爸,那种摧折感、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想起爸爸的脸。影片结尾,看到爸爸的脸,我哭到从椅子上站不起来。

小弟弟孙辉的出生改变了家庭的低沉气氛,家里开始有笑声。“辉”谐音“回”,名字是时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取的,寄许着对孙卓的期望。但孙辉的降临没有打破或者动摇过寻找孙卓的信念,而是给这种信念增加了一层柔软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家是大海上飘摇挣扎的航船,那么爸爸是桅,妈妈是帆,孙辉是风。孙辉降临的时候,起风了。

直到二年级,家里都确保每天接送孙辉上学、上兴趣班。“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自己上下学的,我也想自己上学,不用人接送了。”记得有一次,孙辉这样跟我说。

孙卓姐姐发声:弟弟丢失的14年,我家像得了癌症,妈妈曾想砍自己的手

旅行时的孙悦,小弟弟孙辉与父母。受访者供图

经过我自己的成长,我觉得有必要告诉孙辉关于孙卓的事。后来,妈妈和孙辉认真地聊过,告诉他我们坚持接送你是有原因的。大人担心你,就像担心孙卓的事会重演。孙辉那么小,却理解了。

孙辉出生后,我们一家人常一起出去玩,去旅行。伤痛没有消失,但却夹杂着快乐和力量感。父母仍然在寻找孙卓,日日找,年年找。如果他们老了,找不动了,我也会接过这个担子,继续找下去。

我去广州读了大学,大二时去欧洲交换。决定出国留学前,我告诉父亲各个学校所需的学费,父亲永远的回应都是 “好”。和过去相似,他希望我能在学业上走得更远。

现在,我在新加坡读研究生,即将毕业。知道孙卓被找回的消息,我又震惊又高兴。12月6日认亲仪式上,我通过视频终于看到他的眉眼,肉肉的,笑起来眼睛弯弯,我也有双这样的眼睛。

认亲仪式结束后,我和孙卓终于见面。和孙卓视频聊天前,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他。想告诉他我想快点见到你,想问问他过得好不好。他会不会觉得有些压力,会难受吗?我想告诉他,慢慢来,有什么事情就跟爸爸妈妈或者跟姐姐说。

我有那么多问题想要问他,可一看到他,刚说一句,哈喽孙卓,我是姐姐,我在新加坡,我就已经泣不成声。反而是他一直安慰我,像哥哥安慰妹妹一样,他说别哭啦,不要哭,这没什么好哭的。很懂事的样子。

爸爸曾经说,他们三五十个被拐家庭时常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像得了癌症的病人。我也想用“癌症”形容这14年来家庭遭遇的痛苦。现在,“癌症”终于被治愈了。弟弟能找回,是我二十三年来最光明的一件事。因为他,我觉得我此前的人生也都重新变得光明。

这些天,我频繁梦到孙卓。妈妈说他成绩很好,英语没有理科那么好。我想寒假回去后我可以给他补课。在梦里,他终于是长大了的模样,我坐在他身旁,教他念英语。

新京报记者 杨柳 编辑 胡杰 校对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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