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曲礼上》:“助葬必执绋。”
所谓“执绋”,指的是在送葬之时,手执绳索以牵引灵柩。
这是一种极为崇高的礼节,通常是极有身份地位的人与至亲之人,才有资格行执绋之礼。
执绋之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说明了逝者在生前的德望越高。
1961年8月12日,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于北京逝世。
3天之后,首都各界人士为老人举行公祭大会,周恩来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主祭人。
隆重的葬礼上,老人的灵柩覆着国旗,朱德与周恩来领先执绋,执绋人包括陈毅等。
葬礼毕,老人的灵柩被送往北京火车站,由运灵专列载往福建。
病逝的老人,名叫陈嘉庚。
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名优秀的教育家,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1874年10月,陈嘉庚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又名“甲庚”,字“科次”。
集美社今属厦门,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侨乡。
清末时局动荡,为了谋生,不少人下了南洋,其中就包括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
在19世纪的70年代,陈杞柏就南渡新加坡,不仅创立了“顺安米号”,还兼营着地产、种植业与工业,并开设了黄梨厂。
1882年,陈嘉庚入读南轩私塾,学四书五经等。
17岁的时候,陈嘉庚南渡新加坡,帮助父亲打理“顺安米号”。
在异国他乡经商,既是为了填饱肚子,也是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
但对于心怀家国的陈嘉庚来说,他学习经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搞教育: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之职。
在洋就商之后,对学问事不知求益,抱憾不少。而生平志趣,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1893年,陈嘉庚归国完婚,他与母亲、妻子商量,要将父亲给他成亲用的,以及家中省下的钱,一共2000银元,全都用来创办私塾。
陈嘉庚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家里人的大力赞成,“惕斋学塾”很快于一年后成功创办。
在新加坡,陈嘉庚偶见友人珍藏一本医书,名为《验方新编》。
这是个好东西,其中选录了历代医家医论与治验,记载了超过120个门类病证、超过6000条的各种治法,但版存于日本横滨中华会馆,当时国内的各大书局并无印售。
想到家乡的医生稀缺,老百姓缺乏医学知识,陈嘉庚便自掏腰包,将钱汇给香港的友人,拜托他们于日本定印,又于国内广泛登报,广求各类药方。
凡存有经验良方,乞勿居奇守秘,请惠示济众……予系要印送而非图利。——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将《验方新编》与新求到的药方都作了印刷,陈嘉庚将这些东西在闽南各乡各村进行散发,大行善举,无形中挽救了许多病患者的生命与健康。
1904年,陈嘉庚30岁的时候,父亲陈杞柏破产了。
按照当时的新加坡法律,只要是宣布破产了,债务也就不用还了。
但陈嘉庚决意,父债子还!
父亲回国定居之后,陈嘉庚决定破釜沉舟,顶着巨大的债务,独自经营。
凭借着陈嘉庚精明的头脑,米店起死回生,他创设的菠萝罐头厂也很快搞了起来,所产的“苏丹”牌菠萝罐头,迅速占到全埠50%以上市场份额。
东南亚一带盛产橡胶,陈嘉庚敏锐察觉到其中巨大的发展潜力,又于1906年开始进军橡胶业。
从橡胶加工开始做起,一步一步发展,陈嘉庚最终建起占地1.5万多英亩的橡胶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橡胶大王”。
陈嘉庚的经商头脑极为灵活,往往都能紧跟时局变迁,转变自己的经营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又将眼光瞄向了轮船航运业,兼营着白铁买卖。
至1925年,陈嘉庚拥有菠萝厂、米厂、冰糖厂、橡胶厂、饼干厂等30多所工厂,超过150家分店,雇用职工超过3.2万人,全部实有资产为新加坡币1200多万元,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实业家,实打实的“南洋首富”。
在经商的同时,陈嘉庚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理想。
在“惕斋学塾”的基础上,陈嘉庚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幼稚园、集美中学、集美师范学校等,统称为“集美学校”。
陈嘉庚的实业在新加坡,办学主要是在国内,但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离不开他的弟弟陈敬贤。
经商,办学,是兄弟俩的共同事业,他们时常分开两地,交替工作,因此集美学校也尊称兄弟二人为“校主”、“二校主”。
1919年,陈嘉庚捐出290多公顷的橡胶园、9.2万多平方米的房地产,作为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
也就是这一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
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
陈嘉庚意识到,福建还未有过一所大学,这不利于培养人才,于是他决定筹办厦门大学,并亲自勘定校址。
在筹建厦大的时候,陈嘉庚也经历过三次失败的募捐。
有钱人多,但愿意无私捐款办学的,不多。
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自身名誉计,真其愚不可及!——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当时,陈嘉庚的所存资产仅400万元,他便将其中的100万元作为“开办费”,将剩下的300万元作为未来12年内的“常年费”。
1921年4月,厦门大学正式开学。
1923年,陈嘉庚又作了一个决定,将自己在新加坡的“大成橡胶园”与“陈家庚公司”股本的三分之一,都拨作厦门大学的基金。
然而,独资办学谈何容易?
自1926年之后,受到荷兰、日本胶制品倾销的强大冲击,加上深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陈嘉庚的资产损失过半,财力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陈嘉庚仍是掷地有声地说道:“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他相继变卖了房产,出让了许多厂房、地产,坚持着每个月足额给厦大寄出经费。
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地将有限的资产,全部投入到无限的办学之中,相继于集美创办了水产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国产专科学校、幼稚师范学校等等,并设立科学馆、图书馆、医院,将集美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学村”。
1934年,陈嘉庚60岁的时候,他的公司宣告收盘停业。
事实上,以他的经商头脑来说,若是不将绝大部分的资产都用来办学,不至于此。
当时,汇丰银行与一些财团都找到了陈嘉庚,称他们可以进行投资,但前提只有一个:让陈嘉庚停止办学,不要再将钱投到厦大、集美学校。
对于这样的条件,陈嘉庚直接拒绝了。
1938年,经过数十年无止境的付出,再加上企业已经破产,陈嘉庚已无力负担厦大的经费,遂将厦大无偿捐献,从此改为国立。
此后,陈嘉庚是能够赚到一分就捐一分,又先后捐款了17万元,资助闽南各地的2所中学与71所小学。
为了办学,陈嘉庚可谓是倾尽所有,哪怕是沦为破产。
事实上,这并不奇怪。
陈嘉庚心念故土,胸怀家国,他倾资兴学的背后,是一颗拳拳的报国之心: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
他的家国情怀,也让他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1910年,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陈嘉庚开始倾心于革命,后于1911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积极募款资助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民国光复…月余之间,计汇去二十余万元…孙中山先生自欧洲回国,途经新加坡将赴上海,曾言到国内时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余许筹五万元。其后来电告予,将赴南京需费,予即如数汇交。——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1923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大力提倡国货,在华侨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陈嘉庚联络新加坡华侨组成“山东惨祸筹赈会”,为山东受难同胞募捐了130余万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为在东北抗击日寇的马占山将军捐款捐物,并向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了电文,要求各大国际联盟履行公约,共同抵制侵略暴行。
1932年,陈嘉庚向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捐款捐物,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纷纷以不同名义成立各种组织,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被推举为“华侨筹赈祖国伤病难民委员会”的主席,积极发动捐款捐物。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南洋各地华侨都认为,应该成立一个联合组织,以便统一领导,相互协作,请求德高望重的陈嘉庚出面召集。
1938年10月,在168位南洋各埠代表的一致同意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陈嘉庚成为华侨领袖。
南侨总会历数了近代以来日寇的种种罪行,号召南洋八百万的华侨精诚团结,誓当祖国坚实后盾,出钱出力支援抗战!
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
在当时,南侨总会通过各地的分会,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爱国捐献,有“特别捐”、“常月捐”、“纪念日捐”、“货物舟车助赈捐”、“游艺义卖捐”等等。
陈嘉庚在自己企业已经收盘的艰难情况下,仍选择了“常月捐”,每月捐款2000元,一直到抗战胜利。
为了更好地领导南侨总会,年过六旬的陈嘉庚不辞辛劳,索性住进了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华侨华人活动中心),不分昼夜进行着抗战救亡工作。
由于陈嘉庚领导有方,加上华侨华人空前团结,捐款所得甚巨。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华侨捐款超过13亿元(国币),其中南洋华侨的捐献比重最大。
此外,许多华侨通过侨汇的方式,将钱寄给国内亲属代捐,仅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就达到了55亿元(国币)。
在物资方面,仅从1937年到1940年,就有华侨捐出的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超过1000辆,大米超过10000包,以及大量的药品、雨衣、胶鞋等,多数亦是南洋华侨所捐。
当时由于交通封锁,支援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运输,但国内汽车奇缺,运输极为困难。
自1939年至1940年间,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机工3500余人,又捐赠了310辆汽车与其他物资,让这些爱国的华侨机工们回到祖国大西南,负责运送物资。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忧心如焚。
更使他感到怒火攻心的,是与他早年相识、私交甚好的汪精卫。
在汪精卫公开发表所谓的“和平谈话”之后,陈嘉庚向他去电文询问,并郑重地说明:日占我领土,对日和平绝不可能!
数次电文沟通,汪精卫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陈嘉庚对他完全不再抱有希望,遂致电蒋介石:
汪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实践庐山宣言,贯彻焦土、全面、长期抗战三大策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
同时,陈嘉庚将他与汪精卫的来往电文,交给南洋及重庆的各报进行刊登。
1938年底,重庆参政会开幕,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的身份,通过电文提出了一份提案: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这一份提案,又被著名作家邹韬奋称之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当年12月,汪精卫投敌,陈嘉庚看到国民党当局只是开除汪的党籍,而未进行通缉并绳之以法,他极为愤怒,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以定人心!”
今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今独容汪贼及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胞所莫解!
陈嘉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出通告,详列汪之罪行,呼吁广大侨胞辨清忠奸,号召他们继续捐资救难:只要抗战没胜利,支援祖国的行动就绝不停止!
当时,新马华侨界普遍举行“反汪宣传周”,参与讨逆的人数多达170万人次,身在仰光的侨胞们还筹款100万元,作为“缉拿汪贼”的经费。
1939年冬,陈嘉庚觉得自己“对战争状况多不详知”,深感“义有未尽”,便发起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一行50余人回到祖国。
陈嘉庚回国之后,很快到了重庆。
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三人前往他的寓所拜访,后又于中共驻渝办事处举行了欢迎茶会,叶剑英向陈嘉庚说:“若是前往延安,可到西安后与办事处联系,一切方便。”
在重庆期间,陈嘉庚利用欢迎会、个别交谈、参观访问的机会,考察着国内实施抗战的情况,然而一个多月下来,他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令他寒心。
1940年5月,陈嘉庚到成都慰劳考察,恰逢蒋介石也在成都。
在招待酒宴上,蒋介石向陈嘉庚询问,是否还去其他地方。
陈嘉庚只说要往兰州、西安,蒋介石再追问时,陈嘉庚便说延安也是要去的。
蒋介石很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先是骂了延安一顿,然后又说:“要去亦可,但勿受欺骗。”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到了延安,受到延安各界5000余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既是住所又是办公室的窑洞里会见了他。
到时,毛君已在门外迎接。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毛君形容相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内寒冷所致。
陈嘉庚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既然到了延安,自然就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他十分注意观察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日常生活。
晚上,毛泽东宴请陈嘉庚吃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
毛泽东对他说,自己没有钱买鸡,这鸡是邻居大娘家的,大娘知道毛泽东有远客到访,特地送过来的,大娘的儿子生病时,她都没舍得杀这只鸡。
相比重庆的灯红酒绿、大鱼大肉,陈嘉庚在延安看到了不一样的安定与朴素,这让原本对中国前途略感悲观的他,重新又充满了希望。
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构造。
离开延安之后,陈嘉庚风尘仆仆再往南方,继续为了抗战振臂高呼。
1940年底,陈嘉庚回到了新加坡,受到了当地华侨的盛大迎接。
历时10个多月,陈嘉庚在祖国的行程超过数万公里,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历尽了千辛万苦。
陈嘉庚深感此行收获巨大,他既是认清了重庆,也重新认识了延安,他确信了抗战的希望所在,也坚定了内心的必胜信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东南亚大举进犯。
应当地华侨的请求,陈嘉庚再次扛起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大旗,领导新加坡华侨进行斗争。
1942年1月,马来亚全境陷落,新加坡危急,陈嘉庚当机立断,将华侨们义捐的八百多万银行存款全部汇回祖国。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陈嘉庚乘坐小船避难于爪哇。
爪哇沦陷,陈嘉庚又经历了数个月的辗转颠簸,改名换姓到处转移。
日军对陈嘉庚极为恼恨,日夜出动搜捕,陈嘉庚便随身携带着一小包氰化钾,用以“防备万一”,若是不幸被捕,他将宁死不屈。
这段逃亡生涯,尽管身处逆境,陈嘉庚仍是乐观,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落笔成书,自1943年3月至1944年6月,完成了将近40万字的《南侨回忆录》。
抗战胜利之后,陈嘉庚重新回到新加坡。
当时在重庆的“集美校友会”、“厦大校友会”等团体,超过500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包括黄炎培、陶行知、沈钧儒等人,自发组织了“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
毛泽东也让人送去条幅,上边写着:“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后来得知国内即将谈判,由于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陈嘉庚曾发电文,劝他不要前往重庆。
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对蒋介石抱有幻想,陈嘉庚又给香港的《华商报》题词道:“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
在与中华总商会及各个社团的同仁们讲话时,陈嘉庚向大家解释了“漂亮话”、“敷衍话”、“老实话”的区别,陈嘉庚说,他只说老实话。
毛诚恳虚怀,终必胜利;蒋狡诈无信,政治腐化,终必失败。日本败降初时,侨众咸庆升平,我则谓内战决难避免……初时多数人不信,盖其时蒋毛势力悬殊,莫怪其然。今日我所言亦必有人不信。然信否由彼,与我毫无关系。惟诸君诚意惠临,我不能以漂亮敷衍之话报答。
1949年1月,毛泽东给陈嘉庚发去电报,邀他回国共商国是:“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
陈嘉庚接到电报后十分高兴,并很快回复:“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敢不如命。惟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
1949年6月,陈嘉庚抵达北平,周恩来亲自迎接。
延安一别已有9年,陈嘉庚与毛泽东、朱德等人重逢,彼此都是倍感亲切。
陈嘉庚说,时局的发展,证实了他9年之前延安之行的预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谈到家乡福建时,陈嘉庚希望能够尽快得以解放,得知毛泽东已决定派遣张鼎丞、叶飞前往福建,陈嘉庚高兴得连连点头。
1949年6月15日,作为海外千万侨胞的首席代表,陈嘉庚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于当年9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在第一次的会议上,陈嘉庚提出了7条建议:
1、全国各中学应普及科学馆;
2、在沿海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
3、增加纸烟税率,并停止公务人员的这项配给;
4、人民的新建住宅,应注重于卫生方面的设计;
5、设立各地的华侨教育领导机构;
6、救济华侨失学儿童;
7、引导华侨归国投资。
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都贡献了出来,用以建设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村。
同年6月,陈嘉庚提出应给福建修铁路:“全省人民1200余万,竟无一寸铁路,落后状况应迅速改变。”
对于陈嘉庚的生活起居与生命安全,毛泽东极为关心,曾亲自作出批示:“周总理,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
正因有了组织给予的周密保护,陈嘉庚在1952年时,得以幸免于美蒋特务的暗害。
1952年4月,集美解放纪念碑兴建,陈嘉庚想请毛泽东为纪念碑题字,于是给北京去信。
一向不喜欢为人题字的毛泽东,在收到陈嘉庚的信后,很爽快就答应下来,并与5月回信道:“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尽管已经年过八旬,但陈嘉庚仍坚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1955年8月,陈嘉庚开始“祖国万里行”,亲赴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地考察,北至新疆,南至海南,一共走了16个省市自治区。
在生活中,陈嘉庚始终保持着一贯作风:“应该用的钱,百万千万也不要吝啬;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的生活极为朴素,外衣、裤子、袜子上都打着补丁,晚年时更是给自己制定伙食标准:每天5角钱。
他时常吃的,是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再有一些鱼肉。
每个月的几百元薪水,他只留下15元作为伙食费,其余的全部捐出。
至陈嘉庚逝世时,他没有一分钱留给子孙,只留下一句话:“人谁不爱子?惟必以道德之爱。”
陈嘉庚的一生,贯穿着晚清、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他逝去之后,人们始终没有忘记他。
对于集美学校、厦门大学来说,不管曾经更换过多少任的校长,那个名副其实的“校主”,始终都是陈嘉庚。
对于华人华侨来说,陈嘉庚是一面永远不倒的旗帜,永远闪耀着民族光辉。
1990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决定,将在1964年发现的第2963号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
2019年,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推出了20新元纪念钞,背面印着8位新加坡先驱人物的头像,其中一个就是陈嘉庚。
新加坡有“陈嘉庚地铁站”,厦门地铁一号线列车组有“嘉庚号”……
陈嘉庚的一生,可以用《南侨回忆录》里的四个字来形容:公、忠、毅、诚。
公,是永无止境的奉献。
忠,是永不动摇的爱国。
毅,是永不言败的坚强。
诚,是永不毁诺的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