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佑人类的独特知识体系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护佑人类的独特知识体系

1975年春阳堂出版的《本草纲目》复刻版

护佑人类的独特知识体系

卜弥格《中国植物志》中文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护佑人类的独特知识体系

文树德的《本草纲目》英文全译本,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如果说中医药学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中华知识体系,那么《本草纲目》就是理解中华文化与知识体系的一本精彩教科书。它将自然界的草木鱼虫与人的生命运行结合起来,用万物精华护佑生命平安,在数百年前就展现了独特的中华文化魅力。

《本草纲目》是集中国16世纪前中药学之大成的医学典籍。明代李时珍先后参考了历代诸家本草41种、古今医家著作270余种、经史百家440种等近800部典籍,整理、总结、订正、增补,历时27年,三易其稿,形成这部52卷的鸿篇巨制。

1596年,金陵本《本草纲目》问世。它记载各类药物1892种,附药方11096则,附图1109幅,扩大了本草学内容,纠正了历代本草著作中的偏误,规范了体例结构,将药物合理分类,还在矿物、化学、天文气象、地学及物候学方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是中国古代著作中论述中药最全面、最丰富、最系统的典籍。其中文版本大致可分为“一祖三系”,即祖本(金陵本、摄元堂本)及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

《本草纲目》问世至今426年间,平均每2.2年就有一次翻刻印刷,是目前所知中国科学著作在国内外翻刻最多的著作。2021年11月,笔者依据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检索,以“本草纲目”为图书名,限定语种非中文,检索出3691条信息,其中外文书籍文献为701条,图书资料2958条,在线出版物667条,影像资料44条。

《本草纲目》在亚洲

《本草纲目》在亚洲的传播,一是由周边国家来华的官员、使者和医学专业人士、留学生作为传播主体,并对相关国家、地区的医药炮制等医事产生重大影响;另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移民群体,将《本草纲目》作为生活常备书带到相关国家和地区,可谓民间渠道,影响更为广泛。

1607年,曾大量出版汉籍的日本京都人林罗山在长崎获得《本草纲目》金陵本后,献给了江户时期第一个幕府德川家康。德川家康非常珍视,将其置于幕府座右备查,被奉为“神君御前本”。

此后,日本出版了多个《本草纲目》的注解与研究专著,如1608年,日本名医曲直濑玄朔撰写的《药性能毒》,1612年林罗山撰写的《多识篇》。第一部翻刻版本是1637年野田弥次右卫门刊本,在中文旁加注日文假名与标点。据统计,19世纪70年代前,日本研究《本草纲目》的专著达30多种,甚至还形成了两个专门研究本草的学派——京都学派与江户学派。

1929至1934年,日本东京春阳堂陆续出版了15册《头注国译本草纲目》精装铅字本,被称为“春阳堂本”。它将原书全文译为现代日语,并附校注及索引,是第一部完善的《本草纲目》日文译本。据笔者检索,日本有关《本草纲目》的图书超过210种,影响较大的分别是《本草纲目启蒙》《普救类方》《广益本草大成》《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国译本草纲目:52卷,拾遗10卷》等。

据记载,1712年,朝鲜使者将《本草纲目》带回到朝鲜,由于篇幅过大,因而没出刻本,只以抄本形式流传。朝鲜学者、医者纷纷对《本草纲目》进行注解与研究,撰述了许多新的医药图书,如1799年康命吉撰写的《济众新编》,它与《乡药集成方》《东医宝鉴》并称朝鲜三大医书,大量征引了《本草纲目》的内容;洪得周根据《本草纲目》附方编汇成《一贯纲目》。进入20世纪后,韩国出现了多个《本草纲目》的韩语译本。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草药,就有《本草纲目》,遍布全世界的唐人街中的中医药店可以证明这一点。今天,在泰国曼谷、菲律宾马尼拉、新加坡的大型购物中心、超市里,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中草药。中医药在数千年的潜移默化中,被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其他民族所认知、接受和使用,成为护佑人类生命健康的必需品。

《本草纲目》在欧美

不同于在亚洲的传播,《本草纲目》在欧美世界的传播主体是来华传教士。1650年,波兰天主教来华传教士卜弥格以图文形式,用拉丁文撰写了一本《中国植物志》,其中相当部分内容依据《本草纲目》。该书于1656年在维也纳印行,开创了欧洲人研究、翻译《本草纲目》的先河。2013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张振辉研究员将其译为中文。

1735年,法国巴黎耶稣会教士、汉学家杜赫德编辑整理27位在华传教士的通信、著作及研究报告,撰写了《中华帝国全志》,其中第三卷摘译了《本草纲目》部分内容,介绍了60类本草以及数十种药品,这是第一个《本草纲目》法文节译本,出版后轰动欧洲。《中华帝国全志》多次再版,后被译为德文和俄文。

根据李约瑟考证,此前,法国医生范德蒙德1732年在澳门行医时获得《本草纲目》,对照书中的药物记载采集80种矿物标本,编为《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但直到1896年才通过德梅里的著作《中华金石》得以全部发表。

20世纪后,《本草纲目》陆续出现多个德语、英语节译本。1920年,美国学者米尔斯在朝鲜教学期间,将《本草纲目》译成稿本40余册。

在此基础上,在中国从事临床研究的英国学者伊博恩,与中国学者刘汝强、李玉田及朝鲜学者朴柱秉合作,1941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草部、谷部、果部、木部、兽部、人部、禽部、鳞部、介部、虫部、金石部内容的英译,虽不是全译本,但较忠实地反映了原书精髓和特点,为西方读者阅读《本草纲目》提供了更多的便利,1977年由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Inc.出版社出版,此后不断再版。

目前在英语世界影响较大的是德国医史研究专家、汉学家文树德历时多年翻译的《本草纲目》英文版九卷本,该书附有大量注释,考证严谨,是《本草纲目》第一个英文全译本,2020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本草纲目》改进了传统的分类方式,格式统一,叙述也较为科学和严密,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还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在科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时至今日,它依旧提醒着21世纪的人类社会,要从自然界寻找强身健体、抵御疾病的方法与途径。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的发明,就是中华文化与知识体系在今天依旧发挥巨大作用的典型例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被中国药监局批准用于轻型、普通型新冠肺炎的治疗,让全世界民众进一步了解到了中草药的价值。

《本草纲目》及其中医药学,作为独特的中华文化知识体系,不仅护佑国人对抗疾病、瘟疫的侵袭,还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思想与精神。

(何明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主任,赵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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