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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同时还将在北京、广州等地启动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北京国家植物园将于今年挂牌。纵观植物园发展史，虽然只有不到500年的时间，却是人类认识、利用和保护植物的历史缩影。
1.古老的“药草园”和“教学园”
无论东西方，庭园的历史都非常悠久，我国古代的皇家园林或文人庭院以及欧洲的宫廷或教会花园都位列其中。而现代植物园则起源于欧洲，历经400余年的发展，至今全世界约有2000多座植物园，分布在上百个国家。
在欧洲，最早的植物园意指“研究植物学的园地”，后来简化为“植物园”，是从搜集种植药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欧洲植物学家在15世纪建立起基本的植物分类系统，人们逐渐对植物特性有所了解，医生开始给病人开草药。随后，杂货商、农民等都尝试销售或种植药用植物，还有些商人在买卖过程中掺入杂草，一时间市场十分混乱。
如何区分药草是一门大学问，为改善这一现状，1543年意大利比萨大学成立了世界公认最早的药用植物园，以药草栽培为主。1545年，费朗西斯科·博纳费德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建立了一个药草标本参照中心，专门搜集、培育和归类药用植物。这种大学里的植物园除了具有传统花园的功能外，还有植物教学功能，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花园类型。比萨植物园在16世纪末先后经过两次搬迁。而由于帕多瓦植物园在原址开放至今，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帕多瓦植物园的设计颇具几何造型，四个规则式的正方形种植池围合在十字交叉的小路旁，与中世纪内庭花园格局一致，并保存至今。最早的比萨植物园的种植池也是这样的正方形对称结构形式，这种布局被视为草药栽培最适合和必要的一种形式。
17世纪时成立的植物园，早期也都是药草园。著名的巴黎植物园在1626年创建时，是路易十三王朝时代开辟的皇家药草园，路易十四时代扩大范围，当时的太阳王收集、种植了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使之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植物园，前后历时50余年。当法国开始向海外扩展领土时，这个植物园为人们提供了海上航行所需要的药用植物。随着越来越多的植物从原生地运来，这里的藏品迅速丰富起来，从1636年至1665年，植物数量从1800种增至4000种。
1673年，英国皇家药剂师学会在伦敦成立切尔西药用植物园时，还与医生在处方和开药方面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以学会胜利而告终——包括著名草药学家尼古拉斯·卡尔佩伯在内的所有学徒在获得从医资格前都要进行8年的专业学习。传授者利用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向学徒介绍如何准确地辨认和准备药材，而且他们还沿着泰晤士河搜集植物新品种，继续着植物采集之路。托马斯·巴斯克维尔在他所著的《牛津文选报告》一书中描述了牛津大学植物园：“它不仅帮助医生、药剂师和那些即将从医的人，还帮助各类致力于救死扶伤、提高健康人群生活质量的人。”
在东方，日本也有一些古老的草药园后来发展成为现代植物园。如1638年在东京都开设的御药园，初期园内主要以培育本土药草植物为目的。1684年该园迁址至现在的小石川植物园，大部分仍为药草栽植区，并引入了一些中国、朝鲜等地的药木种苗；同时在园区北侧增设干药场，方便人们烘干草药，后来御药园还建造了一处建筑设施，是当时幕府管理下唯一一个免费为贫苦病人治病的机构。
对于药用植物园的记载，在我国历史上非常多，如北宋时期司马光撰写的《独乐园记》中就有“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援命之曰采药圃。”很像现代植物园中的“药用植物区”，也有学者提出独乐园、上林苑等都属于植物园的雏形，但遗憾的是，我国古代许多药草园、花园、宫廷园林都没有形成以现代植物学为基础的植物园。
帕多瓦植物园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植物猎人”四处猎取奇花异草
17世纪后，随着植物科学分类系统的变革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植物园迅速在欧洲崛起。据统计，欧洲的植物园在16世纪只有7处，而到了19世纪已增至96处。这时植物园的功能不再局限于草药的种植和教学展示，更像是植物博物馆。人们开始尽可能发掘当地或外地丰富的植物种类，具有观赏性价值的奇花异草成了富人们争相追捧的对象。植物园是开发新资源植物的尖兵，作用主要是从国内外不同地理区域引种新的植物种类和品种，并且从野生植物中发掘利用新的经济植物。渐渐的，植物园与普通的庭院或者花园、公园区别开来，逐步成为供人学习参观、收集研究和科学普及的植物园地。
植物园的兴起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航海业的发展，探险者的脚步越走越远，发现了越来越多当地从未见过的植物种类，药用植物园成了外国植物的集聚地。18世纪后，随着西方殖民地的扩张，欧洲各国开始竞相发掘新的种类充实到植物园中。一群专门以采集珍稀植物与药材为任务的“植物猎人”出现在世界各地，他们通常是具有冒险精神的植物学家、园艺师或药师等，上高山，过峡谷，踏高原，穿雨林，只为获取别国新的植物资源。第一个发现者，往往会被赋予命名的特权。我国古老的传统植物如菊花、山茶、牡丹以及月季等，都随着“植物猎人”远渡重洋进入欧洲。
澳大利亚也是英国引进新植物的主要渠道。两名“植物猎人”从这里搜集植物，并将种子送回国，像佛塔树、金合欢等均已在英国植物园成活。
19世纪中期，日本港口被迫向外国船只开放，“植物猎人”来到日本为欧洲带回了鸢尾、百合、绣球和樱花等。
大树杜鹃是我国非常古老原始的一个物种，因其生长在高大的乔木之上而得名，绽放时火红的花簇就像一片片燃烧的云彩。英国切尔西植物园在19世纪末期派“植物猎人”福雷斯特来到中国，他在我国西南地区的高黎贡山看到这种独特的花卉植物立刻被惊艳，于是带人锯倒这棵上百年的珍稀植物，将这株树的圆盘树干带回英国，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后，立刻引起了轰动。因此，杜鹃类植物在20世纪初成为“植物猎人”搜集的重点，400多个品种的杜鹃由此被发现并引入欧洲。
福雷斯特从我国带回的杜鹃花给英国园林产业带来了变革，爱丁堡植物园因此成为世界上栽培杜鹃花品种最多的场所和世界杜鹃花研究中心，那里现有500多种杜鹃花，其中300多种都原产于我国，有些品种在原产地都难觅踪影。
“植物猎人”从世界各地搜罗的植物大多保存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中，这也使其举世闻名。1891年成立的纽约植物园，80多年来400多次派出“植物猎人”；英国伯明翰大学植物园单是收集马铃薯野生种就有300个，德国收集的蔷薇属植物达600多种……不得不说，“植物猎人”最初是以买卖或掠夺的姿态出现，甚至充当了西方世界殖民的“先锋”。但对于植物园来说，他们的出现客观上丰富了多样性。直到如今，“植物猎人”这个职业依然存在，不过他们已转变成为挽救濒危植物的一支生力军。
邱园温室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3.工业革命后变身“经济花园”
19世纪初，欧美植物园从世界各地引种了成千上万种植物。以邱园为例，当时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植物运到伦敦，同时也有数千份植物分发到它的100多个殖民地植物园。
工业革命以后，经济作物成为殖民者的新目标，各植物园种植开发橡胶、咖啡等经济植物，进行得热火朝天。
邱园始建于1759年，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在19世纪中期的一段时间，由于其他植物园的兴起，邱园的社会功能被质疑。当时的邱园坚持“主要目标是科研与实用，而不是娱乐”，因此沿袭传统，上午只对植物学学生及严肃的艺术家开放，从不延长公众参观时间。树大招风，邱园招来不少反对之声。曾有官员建议削减科研经费，将其变成一个普通公园。植物学家约翰·林德利提出，政府不仅不该关闭邱园，相反，应从皇室手中接管邱园，使其成为英国及其殖民地植物园的神经中枢和交换中心。一旦各植物园可以协调一致，植物园就不再是“赔钱货”，而是变成能为国家带来巨额经济利益的摇钱树。这一主张得到了邱园园长的认同，他认为邱园应该发展经济，并为英国对外扩张提供支持。
为帮助英国扩张，邱园将目光转向金鸡纳树。19世纪，在热带地区特别是印度，疟疾夺去了许多英国士兵的生命。英国政府每年需花费大量经费购买含有奎宁的药物用于治疗疟疾，而奎宁是从原产自南美洲的金鸡纳树树皮中提取的。为了获取奎宁，邱园派遣一批植物学家前往南美洲获取金鸡纳树种，并对其进行了移栽。虽然经历了各种失败，但最终使金鸡纳树在印度移栽成功。奎宁的价格急剧下跌，为英国政府节省了大笔开支，邱园因此名声大振。新兴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却在这场“植物大战”中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并从此在金鸡纳树树皮的出口贸易中被横扫出局。
橡胶原产巴西，在被引进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之前，巴西的橡胶出口可以供应当时的全球市场。然而当邱园的植物学家从巴西走私7万棵橡胶树种，成功移植到马来西亚后，促使橡胶在英属殖民地以低成本充足供应，巴西的橡胶供应量跌至全世界的2%。自此，邱园对经济植物的研究闻名全球。
类似的还有咖啡。始建于1859年的新加坡植物园，也曾是英国热带殖民地植物园。1875年10月，亨利·默顿被邱园园长约瑟夫·胡克推荐为新加坡植物园主管，他从斯里兰卡带回了数百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其中包括咖啡与一些染料植物。在咖啡种植成功后，经济植物开始主导新加坡植物园。19世纪末期，植物园面积扩大，“经济花园”也有所增加，这里从最初主要种植田园蔬菜、纤维植物、咖啡转向橡胶树驯化工作，使“经济花园”成为亚洲橡胶工业发源地。
邱园收集了约3万种珍贵的野生植物种子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4.各国携手应对植物物种灭绝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类逐渐意识到，一味追求工业发展，已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世界上的植物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研究表明，一种植物常与10至30种其他生物共存，一种植物灭绝会导致这些生物的生存危机。幸好，占全球植物三分之一的物种保存在各国的植物园里，总数约8万种。
20世纪80年代，世界植物园又迎来新的大发展。随时代变迁，植物园有着不同功能。国际上公认的四种植物园功能包括园艺展示、科普、科学研究及物种保护，不同植物园功能各有侧重。1985年，第一次“植物园和世界自然保护战略”国际会议在西班牙召开，把植物园与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紧密联系起来，使得迁地保护成为植物园越来越重要的使命。近些年，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植物回归相结合的综合保护理念，被日益重视、应用到植物的多样性保护中。由于威胁生物多样性因素复杂，任何单一的保护方法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综合保护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植物园的发展。
植物多样性对人类的创新、适应和复原能力至关重要。200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一致通过的《全球植物保护战略》指出，没有植物就没有生命，地球的运转和人类的生存都依赖于植物。
目前，全球超过30%的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威胁。面对危机，各国植物园与地区性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提供技术专长等，为制定各种保护地球生物多样化的策略提供新知识和科学依据。
直径仅为1厘米的侏儒睡莲原产于卢旺达，在绝迹两年之后，邱园的科学家成功将其复活。2000年，邱园成立了千年种子库项目，该项目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原生环境种子保护计划，目前已经存有全世界13%的野生植物种子。到2020年，邱园将全世界25%的野生植物物种大约为75000种植物种子纳入千年种子库计划中，以应对植物物种在原生地所遭受的灭绝威胁。
被誉为“亿年活化石”的野生瓦勒迈松是一种比很多恐龙还古老的物种，有“恐龙树”之称。生长在澳大利亚蓝山山脉峡谷中的瓦勒迈松是纯野生的原生物种，目前只剩100余棵的野生种群。由于其巨大的科研与经济价值，被澳大利亚视为“国宝中的国宝”，因此在2005年实施了一项“世界各地植物园的移植计划”，将其培育的第一代瓦勒迈松人工种苗转移栽至各国，以增加其可能的种源延续。移植计划采用拍卖形式，使得瓦勒迈松通过“人工传种”在全球得以延续，目前总数达200余棵。我国江西庐山植物园当年也拍到了两棵45厘米高的种苗，十余年过去了，它们已在植物园内成功存活。
5.百年前我国有了现代植物园
我国现代植物园是从上世纪20年代起，随着现代植物学引入而诞生。新中国成立前，植物园为数很少，已命名的更是屈指可数，到新中国成立时只有庐山植物园还算较有规模。直至80年代后期植物园的数量得以迅速增加，由70个左右快速发展到2005年前后的约200个。
位于秦岭北麓中段的秦岭国家植物园于2017年9月底开园，规划面积639平方公里，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地理位置最独特、生态价值最高、原始山林保护最好的综合性大型植物园，也是全国唯一冠以“国家”二字的植物园。目前，园区森林覆盖率达95%，珍稀濒危植物数量逐年增加，先后在园区内发现了罕见植物水晶兰和我国最北端野生蕙兰种群。
从2012年至今，北京市接连启动两轮百万亩造林工程，大大优化了城市生态格局。如今，全市已建成万亩以上森林湿地29处，千亩以上森林湿地250处。随着生态环境优化，新物种不断涌现，丰富了北京地区的植物区系资料。据统计，全市维管束植物达2088种，包括国家及北京市重点保护植物80种。
今年将挂牌的北京国家植物园，将整合北京植物园的南园和北园，规划占地面积约600公顷。并且，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将建设一座国家级植物园，加强珍稀植物的异地保护。（ 信息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林木 编辑 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