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1936年奥运会国足队员合影。后排左起:郑季良、杨水益、李国威、曹桂成、张显源、黄纪良、黄美顺、蔡文礼、麦绍汉、梁树棠、卓石金;中排左起:冯景祥、陈镇和、谭江柏、颜成坤、容启兆、黄家骏、李惠堂、孙锦顺、李天生;前排左起:梁荣照、徐亚辉、包家平、叶北华、贾幼良。

作者：蔡辉

“足球是我国最遍及的运动，也是我国代表团中最强的阵容。除参加亚林匹克（今通译为奥林匹克）竞技以外，还预备往各国各地旅行比赛，观摩欧洲大陆卓越的足球艺术，籍收攻错之益。——这便是我们期望中的收获。”

在1936年《世界运动会足球特刊》上，周家骐题写了“我国参加世运会（即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可以得到一种新认识”。沈嗣良在题词后撰写了以上解释。

周家骐是著名体育家，自1929年起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携进会干事，并长期兼任中华足球会干事。沈嗣良则是著名体育活动家，曾以中国体育代表团领队身份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并以中国体育代表团总干事的身份参加第11届柏林奥运会。

这段话打破了流行甚久的一则传言：中国足球队因在柏林奥运会上表现突出，致欧洲各国纷纷邀请中国队去打友谊赛。

事实上，与欧洲球队比赛在奥运前已确定，中国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未必真让欧洲人“眼前一亮”。但当时国人普遍对足球队抱有期望，媒体称：“吾国足球运动早已名震海外，惜未尝一登世界球坛，以一显身手也。”

在《上海报》连载的《我国足球点将录》中，直接冠以《二十二员虎将上国观光，各具惊神泣鬼绝大技能》标题。有趣的是，在这22员“虎将”中，竟有3名“归化球员”，即：蔡文礼、陈镇和和张显源。

7名“归化球员”被列入大名单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国民政府本想派足球队参加，但这届奥运会未将足球设为正式比赛项目，只能作罢。

足球是当时中国体育的拳头项目。十次参加远东运动会，除第一届败于菲律宾队外，剩下九届全部夺冠（第八届与日本并列冠军），令日媒哀叹“有铜头铁脚，战法似铜城铁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中华铁军堂堂十年连胜”“既生瑜，何生亮”。

特别是最后两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在其他项目中均落败，只有足球取得冠军。

1934年，日本阴谋让伪满洲国能参加远东运动会，联合菲律宾修改大会章程，中方坚决抵制，宣布退出远东运动会。为推进国际交流，避免与外界隔绝，中方决定派大批运动员参加柏林奥运会。赛前已知“吾国体育成绩……较欧美东瀛，乎其后，不足以夺标”，只求“经一度较量，即增一番阅历……籍广见识，而资淬励”。

但社会各界对足球却寄托了较大期望，要求“对于选拔事宜，更宜慎重周密，不问新进或名宿，务求网罗无遗”。

很快，30人大名单出炉，除“球王”李惠堂、“铜头”谭江柏、“铁腿”孙锦顺、“飞将军”叶北华、“神腿”冯景祥等名将外，竟有7名“归化球员”入选，其中马华（马来西亚华侨）有谢庆福、梁礼安、林志权、蔡文礼，爪华（印度尼西亚华侨）有李玉信、张显源，此外还有标为来自上海、实为爪华的陈镇和。

3名“归化球员”入选

选入这么多“归化球员”，中国奥运代表团总领队王正廷仍觉遗憾：“爪哇陈振发、张克武、曾长基，星洲（即新加坡）阮国安、陈美安、邓约翰等，皆未曾列入足球初选名单，未免遗珠。”

华侨多球星，因他们是将现代足球传入国内的重要力量。

1905年1月，华侨在广州开办的南武公学已有学生足球赛。1907年，从日本归国的同盟会员、华侨谢逸桥在广东梅县创办松口体育会，教学员踢足球，李惠堂曾受此影响。

不过，最终只有3名“归化球员”进入22人名单。对张显源入选，名宿叶北华在晚年撰写的《我参加1936年世运会的回忆》中，说：“如印尼的张显源，从技术上说，他是不够条件当上国家代表的，只不过他与印尼的一个大资本家（糖王）有密切关系，由大资本家亲自出面硬拉进去，负责选拔的人碍于情面，也就选上了。”

叶北华此说颇值得商榷。

一方面，奥运选手的选拔工作虽有瑕疵，但整体上还算公正、开放。如十项全能选手张龄佳，被指为清华大学体育助教，与奥运会要求的“业余资格”不符。中国田径队总教练、清华大学体育教师马约翰解释说，张龄佳在体育部图书馆任职，聘书上写错了，可张最终还是未能参加奥运会。

另一方面，张显源颇有美誉。据1936年《世界运动会足球特刊》载：“我国侨居海外者，不乏运动能员，如驰誉天南之张显源即其中之一也。查张侨生爪哇之泗水，平生嗜好运动，尤癖于足球。”在第10届远东运动会上，首次参赛的爪哇队7比1大胜日本队，张显源进了3球。

球队内部有裂痕

叶北华对张显源有微词，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张显源发挥不稳定。

据《申报》1936年4月25日报道，中国队在热身赛中，2比3败给上海西联队。

西联队由外国在华人员组成，在比赛中，李惠堂射失点球，饱受球迷批评，张显源亦发挥失常。

《申报》批评说：“昨天中国队的阵线，满以为很靠得住；张显源、曹桂成等都于昨日上午抵沪，行装甫卸，下午就出场比赛。全局没有见到二人有一决满意的表演，几使人疑为不是第一等选手。这是不是旅途劳顿的缘故？观此情形，反不如卓石金与杨水益。张显源显出平庸的姿态，耳闻不如目睹，球迷咸认为失望。”

其二，球队内部有裂痕。

22名球员中，来自广东和香港的球员多达15人，其他籍贯的球员很难融入。

令张显源难堪的是，他到柏林后才发现，自己无权参赛。

在后来的友谊赛中，张显源曾上场，在对奥地利的埃地曼利队时，他与陈镇和发生口角，最终球队12球惨败。

叶北华表示，是守门员包家平与冯景祥发生冲突，才导致球队溃败。

只有1名“归化球员”上场

不仅张显源未能登上奥运赛场，蔡文礼也未能上场。

蔡文礼是新加坡华侨，与李惠堂同岁，是当时中国队年龄最长者之一，司职后卫，他身高达1.90米，位居全队第一。

蔡文礼奔跑速度惊人，百米为11秒52，曾参加过马来亚华侨运动会田径赛，夺得100米、400米和800米三项冠军。蔡文礼的父亲蔡承掽是一名鸡贩，开鸡行20余年，所以蔡文礼的外号是“Towkay Ayam”（鸡行老板，闽南语与马来语混用）。当时马来亚属英国殖民地，蔡文礼能否代表中国队出赛，曾引起较大争议，但他最终还是去了柏林。

到柏林后，才知每支足球队只能报名15人，蔡文礼被排除在外。蔡文礼后担任教练，逝于1976年，终年76岁。他的长子名柏林，就是为了纪念曾参加柏林奥运会。新加坡足球名教练朱成贵曾说：“他是个完美的运动员，我从未看过他在球场上失态和发脾气。”

在3名“归化球员”中，只有陈镇和走上奥运赛场，出任左前锋。

陈镇和是华侨，出生于印尼雅加达，12岁回厦门读书，1926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成为学校足球队的主力球员。

陈镇和肤色偏黑，人称“小黑炭”，在1928年一场对上海交大的比赛中，他独中5元，率领球队7比1大胜，他所在的球队连续9年荣获江南8所大学足球赛冠军。《勤奋体育月报》称赞陈镇和：“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陈性格忠勇刚毅，冲锋陷阵，杀气腾腾，为足球界最猛之人。”

赛场上拼搏 战场上杀敌

在柏林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归化选手”不止陈镇和、蔡文礼、张显源三人，还有自行车选手何浩华，他是荷兰华侨，年仅19岁，未能通过预赛。

12年后，何浩华已是荷兰鹿特丹自行车比赛冠军和全荷自行车赛总冠军，荷兰想让他代表荷兰队出战，被何拒绝。最终，何浩华代表中国队又参加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可惜在1000米争先赛中意外摔伤，左侧锁骨骨折，不得不退出比赛。

在柏林奥运会，唯一进入复赛的中国选手是撑杆跳选手符保卢，他的母亲是俄罗斯后裔。父母想将他留在哈尔滨，因“我们是俄侨”，离苏联越近越安全，但符保卢表示：“我是中国人。”

1937年，符保卢从空军军官学校毕业，成为少尉飞行员，1943年在重庆因飞机失事殉职。

陈镇和的选择与符保卢相似。陈镇和在足球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告别绿茵，入中央航校学习，《团结报》说：陈镇和把地面上的足球带到了天空。

抗战期间，陈镇和先后在成都、重庆上空作战，在轰炸江阴日舰时，他驾驶的飞机被日军炮火击中，陈镇和死里逃生。

1941年，国民政府派陈镇和到新疆哈密接收苏联援华飞机，返回途中，不幸在猩猩峡坠机，终年35岁。陈镇和用生命践行了曾写下的诗篇：“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平扶桑方罢休。”

生在异乡 根在祖国

在准备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军团中，还有一位德国田径专家——兰威伟格。当时中国田径水平与世界相差甚远，兰威伟格组织了30余天的集训，进行了6次测验，每次成绩都有显著提高。

然而，真到国际赛场上，中国选手的差距立刻显现出来：男子跳高及格线仅1.85米，中国选手未能达标；男子铁饼及格线是44米，两名中国选手仅投出39米；马拉松赛，中国选手成绩为3小时25分36秒4，位列第40名，与冠军差了近1小时……

蔡文礼后来在《电声周刊》上撰文称：“在英国参观职业之足球赛，叹为观止。观其训练方法，尤使人折服。”并引用西方球队的批评，认为中国队“失败之缘因，厥有三点：（一）体力不充（二）传球不准（三）天气关系”。与一些球员回国后自称“扬我国威”，迥然有别。这或与当时舆论一片挞伐之声有关，《勤奋体育月报》便表示：“竟负了全国五万万同胞的希望，为祖国难堪于柏林会场中。”“不知代表团，归来以何告国人？”

在此压力下，不虚构一些神话，难保颜面。

1948年，中国足球队出征伦敦奥运会，队中仍有3名“归化球员”，即邹文治、郭英祺、李大辉。

时移世易，当时“归化球员”的概念与今天有所不同，但事实证明，只要有文化认同感，即使成长环境不同、经历不同，甚至初期语言不同（如陈镇和），并不妨碍“归化球员”为中国的荣誉而拼搏，乃至成为陈镇和、符保卢这样的爱国者。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