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雅荻
今天，国际移民大多通过工作寻求更为体面的生活。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离开自己的祖国去他乡寻求生活：一个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公司的员工去中国对中国员工进行新方法的培训；一个来自约翰内斯堡的教授选择在悉尼从事科研；一个训练有素的马尼拉护士在迪拜工作……他们都属于国际劳工移民的范畴。2017年全球有2.58亿国际移民，其中国际劳工移民1.64亿，约占国际移民总量的64%。
国际劳工移民不仅数量庞大，也为祖籍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世界银行2018年的数据显示，全球约2.66亿的外派劳工支撑着国内8亿家庭成员的生活，他们每年给家人的汇款构成了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使留在国内的亲人们生活得到改善。
海外劳工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海外移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铺开，我国输出的劳工数量日益增多。2019年，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8.7万人，2019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9.2万人。 截至2018年12月底，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人员951.4万人，实际上通过蛇头、黑中介等方式外出务工的劳工人数远远多于此。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的海外务工人数可能将近1000万。
但是国际劳工移民在招聘、工作等过程中存在着被剥削、被歧视的危险，他们的安全问题往往成为“沉默的安全”而被忽视，极少得到保护。意大利哲学家吉乔奥·阿甘本用“赤裸生命”这一概念描述移民在流动中的脆弱地位。他认为劳工们在进入目的国之后，移民的公民属性和社会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剥离，生命随时处于一种潜在的暴力之中。
笔者自2012年以来从事国际移民的相关研究，并重点关注海外中国劳工保护的问题。本文基于2017-2018年的研究与采访，梳理海外中国劳工的历史、探析海外中国劳工所遭遇的威胁以及他们遭遇威胁后可采用的求助手段。
一、海外中国劳工百年回顾
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有着较长的海外劳工输出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的海外劳工的历史与国际劳工移民历史几乎同步，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开始的苦力（Coolie）贸易。19世纪下半叶，英国率先废除黑人奴隶制，并迫使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放弃了奴隶贸易。但当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愈发强烈，在此背景之下，英国转而经营了一个新的、一本万利的强制性劳动体系，即苦力贸易。
最早一批的海外劳工大多从事修铁路、公路、种植烟草等重体力劳动，生活也十分艰辛：长途跋涉、语言不通、工资很低。那个时候，从中国抵达哈瓦那的船只一般需要131天。1847年6月3日，一艘西班牙轮船Quendo载着206名中国人开往哈瓦那，其中有6个人在途中就已经死亡，7个人在抵达之后不久就死亡。 他们跟奴隶没什么两样，被买卖，被竞价被剥削，被压迫，遭受着非人的待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在中国招募工人远赴协约国参战争，英、法、俄在中国招募工人远赴协约国参战争，1916年5月14日，天津惠民公司与法军代表签订了招募华工20万人赴欧参战合同。一战期间，约有2万中国劳工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中国劳工们在战场上承担了最艰苦、最繁重的战勤任务，他们在前线或后方挖掘战壕、装卸弹药、修筑铁路、公路、强梁、救护伤员、掩埋尸体甚至扫雷。1919年秋，一战结束，他们陆续被遣返，实际上回国的华工只有11万人，另有3000多华工选择在法国定居，并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国的华人。
1917年待运欧洲战场的威海卫华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从1929年至1937年间，以契约劳工的形式向世界各地迁移人数在400万以上，还有300多万由境外亲友担保出境或以自由移民的身份移居海外。 海外劳工已经成为了中国海外移民的重要成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中国劳工出国修建“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因为中国部分领土被日本占领，所以也出现了大量的强迫劳工（forced labor）。据当时一名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回忆，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400名中国劳工，住在一间大平房，几乎没有洗过澡，在寒冷的冬天，没有任何的保暖措施。“生病了也没有任何医疗措施，有一个老头，还能动弹，就被抬起来送去火葬场烧死了。” （《中国二战被掳劳工血与泪》）每天工作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而饭菜却非常少，根本不足以保证他们每天的体力。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阶段政府对于人员的跨境流动管控比较严格，因此，这段时间出国人数极少，即使有也都是官派出国。不过现在主要的劳工输出形式——对外援建项目在1970年代已经逐渐开始了。
“新形势下的海外劳工输出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以60/70年代生人为主，当时主要以技术工人、渔牧业、建筑、轻纺类与制造业为主。21世纪的外出打工者多为70/80后为主，到了2010年以后，建筑业逐渐衰落，异军突起的是旅游、酒店、商业、百货等。也有一些高技术劳务输出，比如机械设备为主的高级技工，这些人才是随着中国输出的产品（汽车、大型重工设备、商业电器等），还有一些是中国高铁、轻轨的后段类人才，比如销售等。从个人经验判断，劳务输出由原来的体力劳工变为了 服务型劳务输出。”
重庆渝澳控股集团的Q在采访中（2017年6月2日，重庆）这样提到。
二、赤裸的生命：海外中国劳工所面临的安全威胁
海外中国劳工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人身安全以及健康安全等四个方面，具体包括五种情况：一是海外工作的真实情况被隐瞒，比如工作时间、地点、种类、工资、福利等；二是没有落实劳动合同约定的各项权益，如合同约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准时发放、工资无故不得扣减、加班时间限制、劳动环境保护等。三是人身权利方面受到限制，比如身份证件被扣留、强迫遣返回国等。四是社会权利方面，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各项权利受限，国民待遇缺失，缺少所在国基本保障，不能参加当地工会、人格受辱等。 五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包括工伤事故、所在国政治动乱、自然灾害、群体事件、恐怖主义、绑架等。
中国技术人员在斯里兰卡进行焊接培训
赴新加坡劳工Z告诉笔者（2017年6月16日，微信），他们当中有些工人出国前并没有交付中介费用，零费用出国，因此会碰到拖欠、克扣工资的情况。有过三次海外工作经验的W（2017年7月16日，重庆）也提到有时候他们会碰到拖欠工资的情况，但她所遇到的情况并不是驻外公司不愿意发钱，而是公司的美金无法兑换出来。
不过相比经济安全而言，Z认为海外劳工安全问题最多的领域是在建筑行业。工地是最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地方之一。2016年8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在2015年被调查的5173家雇佣外国研修生的日本雇主中，70%违反劳动基准法或劳动安全卫生法等法律。 2013年，在首尔附近汉江段水管铺设作业事故中因安全漏洞导致3名中国工人失踪，找到时已经全部遇难。
拥有多次外出工作经验的F（2017年7月19日，重庆）更是亲身经历了一次海外工伤事故：
2005年，我第一次去新加坡打工是通过重庆江北区红旗河沟的一所劳务中介公司，有一个司机的职位，报名、面试、录取、办理手续等程序用了不到10天。于是我前往新加坡。后来才知道驾驶员的职位是最紧缺的。我一共在新加坡有10年的驾车工作经验。发生工伤事故是在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为新加坡欧德根家具公司当司机，工作了四年。每月工资6000元。意外发生在2006年，我去四楼拿货，不小心从6-7米的货架上摔下来，直接头着地。当时工友们立即拨打急救电话，10多分钟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的救护车就赶来抢救。入院一周都是昏迷状态，一共在医院住了2-3个月。最后出院的时候做了全面的脑补受伤评估。
有些劳工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有些劳工是被迫劳动，缺乏人身自由，有些劳工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等等。2019年BBC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讲述日本的技能实习制度如何剥削中国劳工。在日本工作的研修生基本超时工作，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中国工人也很难融入本地人的环境中。当出现工伤时，工厂往往逼迫工人终止协议、遣送工人回国等。据日本司法部的统计，在过去5年，共有157名技术实习生死亡，其中17人死于自杀。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自由行走基金会曾联合发布过一则报告：《2017全球奴役指数》。该报告指出：“全球有超过4000万人是‘现代奴隶’，他们24%是家政人员，18%在建筑行业，15%在生产行业，11%在农业和渔业。” 其中大部分是外籍劳工，被迫过度劳动、被迫加班等。
在采访过程中，多名劳工都表示，所遭遇的威胁跟目的国有很大的联系，一般而言，目的国是发达国家，那么安全威胁相对而言较少，反之亦然。如，四川灯饰工程有限公司员工G告诉笔者（2017年8月11日，成都）：
每年几乎都要承担美国某些城市的灯饰装修工程，但是美国比较发达，治安比较好，我们也不会夜间出门，不跟不熟悉的人打交道，因此在这里感受不到什么安全问题。
同为四川灯饰工程有限公司员工M（2018年3月10日，微信）认为：
之前一次前往巴黎安装灯组，不过并不是在巴黎中心，而是距离巴黎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小镇。那一次的工期是40天。出门之前，公司有专门的培训以及特别提醒，在指定区域工作和生活。而且公司都会给每个人购买保险。
W前两次的海外工作目的国分别是新加坡和美国，她第三次出国打工是在2013年，目的国在安哥拉，一共待了两年。她当时在一家建筑公司的酒店进行服务。酒店地处当地的富人区，相对人比较少。每天有专车接送他们往返住宿地与工作地点。尽管如此，但她认为安哥拉仍然是她出国打工中最不安全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安哥拉的安全情况太糟糕。平时大家都不太出门。“在工作期间遇到的最严重的安全事件就是持枪抢劫和绑架。尤其是公司雇佣的当地保安他们会串通当地人，告诉他们哪一天发公司，路线等等，甚至还会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勾结。我听闻，有一个中国司机就在一次抢劫过程中丧命。”
在非洲的劳工更容易面临感染疟疾、传染病（登革热、埃博拉）等疾病的威胁，由于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差，常常因延误病情最终导致死亡。2016年年初以来，非洲安哥拉国内爆发了严重的黄热病疫情，到3月份，数十名中国公民感染，其中8人医治无效死亡。2016年9月，30名中国公民在新加坡感染寨卡病毒。在采访商务部合作司的工作人员D时（2017年7月21日，重庆），他也曾多次提到疟疾是在非洲务工人员最大的健康威胁。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安全威胁来自于劳工触犯当地法律与习俗、规定等。有时，由于当地文化、习俗的不同，在某些国家劳工们也会遭遇一些行政刁难。前往印尼工作的劳工L（2017年7月19日，微信）说：
印尼社会特别腐败，看到中国人就会索取小费。比如海关通关要小费，还有警察抓人也要拿钱去取人。这是比较麻烦的。有一次通关，海关工作人员看到我的中国护照，就向我索取小费，我不想给，结果就被关进了黑屋子，当时不允许你使用手机。最后联系了自己的公司，经理出面给了小费，马上就放人了。
三、谁来保护：海外中国劳工救助渠道
总体而言，海外中国劳工的救助可分为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国际组织四个渠道。以政府为主体的保护方式主要以公平为目的、以税收和公共收费为主要资金来源，利用公共资源为海外劳工提供安全保护，其形式包括行政管理、行政监督、行政立法等。 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模式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尤其是在遭遇大规模、突发性威胁的时候，比如所在国大型的自然灾害、所在国大规模的冲突与战争等，政府能够给予海外劳工快速、可靠的保护。
中国技术人员在海外公司工作
但是有不少被访劳工提到遇到安全威胁后不太愿意寻找使领馆求助，因为使领馆的人手不足，向政府求助一般是他们最后的选择：
“以我的经验，出了事故之后，需要首先联系国内的中介公司，进行协助。如果涉及到法律上的纠纷，就需要去大使馆报备。”前往印尼工作的劳工L这样说到。
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模式是指各营利组织根据市场需求，以营利为目的，利用收费方式提供安全的一种供给模式，其主体包括保险公司、私营安保公司和咨询公司、情报与危机管理公司、反绑架公司、民间智库等。 被访的每一个海外劳工都提到了保险的重要性。他们告诉我，政府规定每一个出国打工的人都必须购买保险。比如，一些建筑行业的工人会购买工伤险，还有一些工人会购买人身意外险，有的则还会购买医疗保险。F在回忆新加坡的那次工伤事故时，就感慨的说：
在新加坡的那次工伤事故虽然伤及头部，住院数月，但幸运的是，这次意外的医疗费全都是公司和保险公司出，而且公司给我的工资照常支付。而且也多亏了新加坡这么好的医疗条件，让我恢复得很好。
在商务部工作的D先生也从他的经验告诉了我保险的重要性：
2014年，我被派到了刚果工作。我听闻一家江西的筑路公司的一名外派翻译得了疟疾，病情很严重。在非洲所有的人得了疟疾要想得到更好的医治，要么送到巴黎，要么送去南非。于是外交部勒令派出公司一定将其送到南非进行医治。可是当时病人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民航公司根本不接受。这家公司并没有给员工买任何的保险，所以，必须自己掏钱出包机费用，将员工送去了南非医治。包机费就是50万人民币。
不过，2018年4月15日，我在纽约采访一位在《侨报》工作多年的记者L时，她告诉了我一些公司给员工购买保险的内幕：
在纽约的一些小型餐馆会给员工买保险，不过10个员工，只买8份。建筑公司的会给劳工买意外险。不过保险的种类也有划分，一般私人老板买的险种都不太好。有些出了问题根本赔偿不了多少钱。
社会模式是一种以自愿为基础，以社会捐赠、动员社会力量等公益性方式筹集资金，直接或间接的用于海外劳工保护之中，并接受公众监督的一种安全供给方式，其主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媒体、社会团体等。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开始重视民间组织，利用社会的力量为海外中国劳工保驾护航。2007年，中华总工会设立境外维权领导小组、境外维权协调办公室和涉外职工权益处等机构正式成立。中华总工会黑龙江分部还在俄罗斯、缅甸、哈萨克斯坦设立了分部以吸纳中国海外工人并维护他们的权利。从2007年开始，陆续在俄罗斯、缅甸等地设立支部吸收当地工人入会以维护他们的权利。
在有些时候，海外中国劳工也会直接加入目的国的工会、互助组织或同乡会，作为海外维权的一种新方式。在日本工作的研修生很容易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和一些劳务纠纷。他们不熟悉当地语言，常常出现求救无人的情况。因此，他们找到当地的工会与法律援助，通过加入当地工会来提高自身保护的能力。劳评会是日本一家规模不算大的工会，在日本各地有13个支部，一百多个职员。这家工会目前在日本媒体中比较活跃，常常帮助外国技能实习生和研修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而东京华工会则是一个以“协调劳资矛盾”和“提高外国工人生活福祉”为主张的社会团体。他们长期与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并提供翻译等服务。2009年8月16日，24名中国工人在东京华工会的介绍下，正式加入劳评会，目前大町总业共有近40名中国工人，主要是建筑工人。
同乡会对于重视人情网络的中国劳工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求助渠道。同乡会兼具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会有一些从商经验丰富的人从事调解员工作。由于海外纠纷的复杂性，同乡会的人在促进争议解决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以美国为例，由于历史原因，纽约容纳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他们散落在餐饮、服装等各个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纽约有3000多个华人的NGO。一些华人劳工成立了华人职工联席会。而同乡会则是由来已久。虽然两者都是社会力量，但是有所区别：前者更注重法律手段。他们帮助劳工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是，之前谈好协议，在解决好问题后会有一定比例的分成，双方同意，签订协议。联谊会也会出面跟美国政府谈判，比如，大型餐馆如果超过20个员工，就必须成立工会保护劳工权益。联席会逐渐强大，成为了一种主要的救助方式。而后者则倾向于非正式的调节，每周会请当地的律师，劳工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L在采访中这样说到。
2015年，为了鼓励在海外的华人互助组织发展并加强与当地政府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在海外侨胞集中的地区出现了首批“华侨华人互助中心”，并与当地警务、司法、移民、海关、税务等部门建立良好关系，维护侨胞正当权益。
由于劳工流动的跨境性，国际组织在其救助与保护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际组织通过制定劳工标准、建立保护劳工的规范性框架、搭建与劳工移民相关的协商对话平台、签订与海外劳工权利相关的国际公约／协议等方式为海外劳工提供安全保护。国际组织的主体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各区域型组织等。
国际移民组织的AVRR（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and Reintegration）项目旨在为全球各国自愿返回的移民提供资金支持支持他们回国并在回国后给他们一笔资金可以做小生意。国际移民组织驻华办事处的工作人员C（2017年9月16日，北京）向我详细的介绍了国际移民组织的AVRR项目，该项目虽然在中国刚刚起步，但是仍有许多中国劳工受惠于该项目。
海外中国劳工在目的国的弱势地位与脆弱性不言而喻。大量的中国劳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前往海外务工，由于不良的工作环境、目的国动荡的政局、自身语言水平不足、移民基础设施的缺失等，海外中国劳工面临着多重风险。除此之外，移民的脆弱性还体现在在目的国的社会与政治排斥上。
四、结语
数千年来，人类为了更好的生存，不断选择迁徙、定居、融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移民浪潮席卷全球。有学者将我们生活的时代称之为“移民时代”（The Age of Migration）。 移民历史学家罗宾·科恩认为，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从北欧、东欧以及南欧等国家源源不断的涌入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维持迅速繁荣起来的战后经济，欧洲、北美及澳大利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国际劳工移民潮开始并且至今仍在持续。目前，全球有超过2亿移民支撑着8亿家庭成员的生活。
海外劳工对经济和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们在减少贫困、促进发展、信息、技术环流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2017年，我国海外劳工寄回家64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 这些汇款被其家人用于食品、保健、教育、改善住房和卫生等。因此，仅仅关注海外劳工的治理仅仅停留在安全保护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仅要承认海外劳工们对经济和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重视他们在减少贫困、促进发展、信息、技术环流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还要发现劳工移民因长期与家人分离而带来的子女教育问题、社会问题、女性劳工移民更容易受到劳动剥削和虐待。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我们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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