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0月29日电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发表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杰出成员马丁·英迪克撰写的一篇文章，指出拜登制定对华政策里，可以向基辛格在上世纪解决中东问题时运用的外交战略学习。
九月，美国总统拜登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宣布美国永久性地结束在中东地区的长期战争。他向各参会代表称，这段没完没了的战争一结束，意味着将开启冷酷外交的新时代。
拜登虽然这样说，外交政策却差强人意。首先，美国狼狈地从阿富汗撤军，让盟友觉得美国在匆忙撤离之前未能充分与并肩作战的盟军协商。接着，拜登又宣布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结成新的亚太防御联盟。美国的老朋友法国，却全程蒙在鼓里。法国与澳大利亚海军价值600亿美元的柴油潜艇合同也突然取消。这样一来，法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和利益与美国为对抗中国建立的亚洲权力平衡毫无干系。冷酷外交开始看上去变成了冷酷。诚然，如果外交的艺术是置某人于死地，让其产生期待感，显然，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暴怒反应证明，拜登没有做到这一点。
也许，拜登可以向美国最伟大的外交官亨利·基辛格学习。98岁的基辛格是一位争议性人物。他平衡权力的现实政治外交风格在对老挝、柬埔寨、智利和孟加拉国的政策中可见一斑，但是也让人敬佩他打开了中美外交大门，缓和苏美关系。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基辛格担任尼克松政府安全顾问期间。基辛格1973年9月被任命为国务卿，从白宫西厢办公室搬到国务院时，他的外交手段才迎来全方位考验。也正是这个时候，基辛格在中东不屈不挠的外交风格将冷战中的苏联排除在外，签订了四项阿以协定，在中东那个动荡不安的地方确定了一套美国主导的新秩序，也奠定了阿以和平局面。
与拜登在阿富汗战争后一样，基辛格也要在越南战争失败后面临武力使用的限制，以及美国国内的动荡局面。当时的水门事件迫使尼克松下台，引起外界广泛质疑，质疑美国是否有能力维持连贯而可靠的对外政策。当时，基辛格主导的美国外交政策将重点从东南亚转移到中东。讽刺的是，五十年后，拜登主导的外交战略在将焦点从中东转回东南亚。
在意识到强迫性权力的局限性及国内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势头时，基辛格与拜登一样，知道美国不能就此退出世界舞台。基辛格其实巧妙利用外交手段，在地缘政治紧张较量时期为美国争取利益，而派兵出征不再是一个选择。
基辛格的成功包含许多关键因素。他总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目标，至做到少心中有数，以及有达成目的战略概念。1970年代，基辛格在中东的目标表面上是促成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和平相处，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在中东建立一套由美国主导的新秩序。在基辛格看来，促进和平的外交政策只是为了缓和竞争大国之间的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他担心如果把追求和平作为最终的目标，就不能通过秩序创造稳定的局面。和平对基辛格来说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操纵对和平的渴望，在这个高度动荡的地区创造一套更加可靠、稳定的秩序。
基辛格在外交方面的胆略受其保守主义天性的影响。他担心美国领导人因好战冲动而过分放纵欲望，以美国为蓝本重塑世界。基辛格研究历史，知道以维持秩序为目标通常过于平庸，不能鞭策领导人，他们更希望将和平和民主带到那些对和平和民主一无所知的遥远地区，从而变得不朽。拜登的声明，如将民主和专制对垒，是这个时代的典型追求，但基辛格不会这么做。他的想法更务实、也更容易实现，即在竞争大国之间建立权力平衡，威慑那些试图修改秩序的人。在基辛格看来，权力平衡会遏制战争，为长期的和平和民主转变创造条件。
一旦建立平衡，美国就会利用其强大的实力在这个“必要的平衡之轮”中发挥关键作用，在相互竞争的区域国家之间来回游走，与他们建立亲密关系而疏远竞争大国之间的关系。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挑战：利用权力震慑那些想要改变规则的人，奖励那些维护规则的人。这也是拜登如今所面临的挑战。
如果基辛格的理论是清晰的，那么实践起来无疑会更复杂，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基辛格在白宫任职期间极力促进了权力平衡，即美国支持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封建统治的伊朗以威慑苏联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掀起的修正主义之风。美国与苏联关系缓和也有助于建立这种平衡，因为苏联承诺中东地区维持现状。这个良好的秩序维持了三年，直到1973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向以色列发起了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苏联担心失去影响力，转而支持埃及和叙利亚。
彼时，基辛格和以色列人一样震惊。他对优越的平衡局面太过自信，忽略了从历史研究得出的准则：想要维持秩序的稳定，仅靠权力平衡是不够的；各权力之间还要达成“道德共识”，即保证现有的协议是公平、公正的。实际上，基辛格在中东建立秩序的合法性基础薄弱，对阿拉伯国家来说没有公平感和公正感可言，因为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Six-Day War）里占领了阿拉伯国家的土地。
基辛格自己也承认，他低估了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认为萨达特与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中的角色很像。“赎罪日战争”的爆发让基辛格下定决心在中东建立一个新秩序：与萨达特合作，将埃及从一个革命国家转变为现在的民主政权，转换埃及在权力平衡中的位置。如此一来，基辛格就可以把这个面积最大，军事实力最强的阿拉伯国家从以色列的敌对阵营中移除，让其他国家没办法再动作战的念头。基辛格的这个想法来源于对19世纪后拿破仑时期欧洲秩序的研究。当时，英国和奥地利的外交部长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分别拉拢法国进入了当时各自的阵营。
基辛格的外交壮举是促进了阿以和平进程，说服以色列把土地还给阿拉伯国家，同时迫使阿拉伯国家休战。但是，基辛格对阿以和平持有偏见，整个过程谨慎而缓慢。基辛格将其称为“渐进式外交”。
“以土地换和平”成了基辛格中东新秩序的合法原则。如何说服刚刚遭受过生死攸关的战争创伤的以色列相信归还土地会带来安全，还是威胁？尤其是那时，基辛格和以色列一样，对阿拉伯国家的和平意愿持怀疑态度。
这个时候，基辛格的外交手腕成为成功的关键：与强势的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基辛格并没有向她兜售和平，而是说服她暂时放弃土地，在遭受战争的创伤后利用这段时间休养生息，广结盟友，加强军事和经济实力，阿拉伯国家最终就能接受以色列，与这个犹太人国家和平共处。
说服以色列总理的过程很痛苦，也很艰难，令人恼火，但基辛格耐心十足。时间逐渐流逝，从华盛顿到耶路撒冷，一个会议接一个会议，基辛格费尽了口舌，不时以幽默的口吻软化对方，有时也会施以威胁，但这样只会让对方更加抗拒。最终，基辛格还是成功说服以色列将苏伊士运河、油田和西奈半岛的战略通道归还给埃及。两年后，基辛格退休，美国总统卡特促成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的签订，为整个中东和平进程画上了句号。
以色列信守土地换和平的承诺。在美国的协助下，以色列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军事、经济和技术实力，成为中东地区实力最强的国家。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也开始倦怠战争冲突，接纳以色列成为地区一员，认识到与之合作的诸多好处，如最近签订的《亚伯拉罕条约》，这也曾在基辛格的意料之中。
然而，基辛格预料到的是，以色列也利用这段时间巩固了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当地居住人同在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下持续不断地扩大定居点。在基辛格国务卿任期结束时，约旦河西岸只有1900人居住，而到2020年，人数暴涨至46.6万余人，居住点多达131处。这意味着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地区撤出来的政治难度增大，尽管以色列实力不断增强，四十多年过后，想让它放弃约旦河西岸地区，根本就不可想象。基辛格深知约旦河西岸的居住点会给其外交合法化原则带来的后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以色列别无选择，最终只能以土地换和平，并警告称，“如果以色列想依靠赤裸裸的武力活下去，只能消耗其道德地位。”
基辛格对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也发扬了这种不屈不挠外交精神。叙利亚虽然在权力平衡中的分量与埃及不可同日而语，却在基辛格和平进程的合法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叙利亚自诩处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地位，利用对以色列的敌对情绪让分裂的阿拉伯国家拧成一股绳。与以色列合作推进和平进程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打破了这一格局。如若基辛格将阿萨德纳入自己的外交关系网，就会在萨达特改旗易帜之际为阿拉伯提供保护，削弱苏联的实力，阻击萨达特。
阿萨德很精明，他明白基辛格的目的是为了瓦解针对以色列的阿拉伯联盟，而且一旦成功，就会削弱叙利亚，让叙利亚孤立无援。但是，阿萨德也明白基辛格需要借自己之手为萨达特掩护，进一步说明只有美国才能帮助阿拉伯国家，而自己则可以从中获益。这是基辛格的国务卿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智慧和阴谋的较量。三十年来，基辛格在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之间来回穿梭，进行了13次访问，期间还多次出访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争取萨达特和费萨尔国王的支持。正是这段令人沮丧、恼火而又疲惫的努力让将基辛格在处于外交一线，却没有得到尼克松总统的有力支持，因为当时的尼克松正在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弹劾案。
基辛格跑前跑后，耐心诱劝双方达成一致，一边威胁以色列，一边承诺向叙利亚示好。最终结果是，经过协商，叙利亚和以色列达成戈兰高地脱离协议，此后两国在戈兰高地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局面，只发生了几起微不足道的暴力冲突事件。
即使到如今，叙利亚陷入内战，以色列经常攻击伊朗的目标，但是叙以两国之间的协议仍然有效，戈兰高地也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尽管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力量总是侵犯边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无端承认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主权。基辛格凭借不屈不挠的外交精神，将叙利亚和埃及与以色列化敌为友。此后，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再也没有动过向开战的念头，均通过美国主导的外交政策消除与以色列的分歧。
基辛格的行为绝不是完美无瑕。他在自己试图建立的中东秩序中，低估弱小国家对强国的影响力。由于对秩序的偏爱和对和平的怀疑，基辛格也错过了许多推进自己创造和平进程的机会。尽管如此，基辛格的外交艺术在于他敢于想象并成功建立了美国主导的区域秩序，追求和平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拜登政府将外交重点从中东转移到亚洲，以对抗崛起的中国，关键点在哪呢？
面对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基辛格的首要关切是在亚洲建立一个权力平衡点。要达到这一目的，拜登协调该地区主要国家的政策，让印度参与进来，加强澳大利亚的力量投射能力。但是，美国需要着力加强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威慑中国针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还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欧洲盟友上。虽然欧洲国家因为地理距离能力有限，但是他们仍然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只要他们增强实力，在欧洲制衡俄罗斯，就能减轻美国向亚洲转移资源的压力。如果美国忽视欧洲盟友的利益，就像最近拜登对法国的做法一样，只会给中国带来利好，给欧洲制造麻烦，言行不一的美国只会削弱自身外交的公信力。
正如基辛格在中东的得到的教训一样，仅建立权力平衡而缺乏合法化原则，无法让盟友感到公平公正。在亚洲，中国主导的秩序所带来的威胁能轻而易举地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亚洲是“离岸平衡制造者”，这是美国自从越南撤军以来长期扮演的角色，在亚洲也受到了广泛欢迎。此外，中国的威胁吸引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注意力，否则他们可能会找邻国的麻烦。
然而，拜登集结民主国家对抗专制国家的想法，无法在亚洲达成道德共识，反而南辕北辙。拜登要拉拢的众多国家要么是专制国家，要么正在走上专制道路，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和印度。拜登最好制定一个连贯的贸易政策惠及那些区域盟友，比如美国可以通过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促进公平贸易规则的合法化，这是中国难以忽视的。
同时，拜登还要支撑中东的秩序，以防美国撤军后出现权力失衡的情况，致使伊朗及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外部势力从中获益。比如，伊朗想试图跨过核武器的门槛，转移美国在亚洲的注意力，迫使美国重新在中东部署武力。基辛格开启的中东新秩序合法化的阿以和平进程也会步履维艰。如果要恢复公平感和公正感，美国可以将基辛格的“渐进外交”策略用来解决巴勒斯坦的问题。以色列在经济上取得的一步一步发展，有赖于通过土地换来的和平局面（如限制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将更多的土地归入巴勒斯坦的控制范围），进而促进了巴以两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和平局面。
基辛格不屈不挠的外交风格需要兼有审慎、怀疑、敏捷、创造力、意志力和狡诈的能力，战略目标是建立秩序而不是实现宏图伟略或发挥奇思妙想。照这些标准看来，拜登的外交手段还相去甚远。不过，对于新一届美国政府来说，学习能力总是很强的，能从基辛格的经历中很好地吸取经验教训。
（编译：李蓉 编辑：王旭泉）
来源：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