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富有男性色彩’的工作中，才是社会文明的进步。”联合国国际法院副院长薛捍勤如是说。与此相映衬的，是近年来国际组织中中国籍女性高官不断增多的现象。这反映出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及全球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中国女性的能力建设更为令人瞩目，更重要的是，女性官员的增加也符合联合国在新形势下的改革方向。
2016年9月22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在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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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冯富珍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她于1947年出生在中国香港，祖籍广东顺德，是第一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也是首位担任联合国专门机构最高长官的中国女性。
陈冯富珍先后在中国香港、加拿大、新加坡完成了基础教育、本科教育与硕士教育，1991年在美国哈佛商学院学习过管理发展课程，1996年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中国研究培训课程，2000年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高级中国研究课程。
在工作背景方面，她最初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署做妇幼保健服务的医生，最终升至署长，既有专业技术，又有管理经验。任职署长期间，其重点工作领域包括改善传染病监测和应对，以及加强地方与国际的合作，曾有效应对了禽流感和非典（SARS）疫情。
她还曾担任过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工作小组副主席、传统药评估与研究方法指南会议主席、人类环境保护司司长等职务，这些为她后来在世卫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储备。
5月2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陈冯富珍委员作大会发言。新华社记者 刘彬 摄
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首位中国籍大法官张月姣同样备受关注。张月姣1944年出生于吉林，1968年获得法国汉纳大学学士学位，1981至1982年赴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取得中国律师资格；1997~199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法律，完成JSD博士课程，精通英语、法语。张月姣曾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条约法律司司长、亚洲开发银行助理法律总顾问等职。
在进入WTO上诉机构前，张月姣已身兼数个“第一”：第一个在世界银行担任法律顾问的中国人、第一个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局中国籍局长、第一个在西非开发银行担任董事的中国人、第一位中国籍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和专家。
联合国国际法院副院长薛捍勤1955年出生在中国山东，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于1980年进入外交部条法司，在外交部工作期间两次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在条法司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薛捍勤曾担任中国驻荷兰大使，并兼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这段经历成为她后来走向国际法院的重要一步。
薛捍勤2005年当选为布鲁塞尔国际法研究院院士，2008年任中国驻东盟首位大使，这为她日后参与多边外交进一步积累了经验。2009年她被推选为亚洲国际法学会会长，2010年5月12日当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主席，2010年6月29日，薛捍勤当选国际法院法官。
1962年出生的柳芳，是南京大学法语言文学学士，荷兰莱顿大学航空及空间法硕士，武汉大学国际私法硕士、博士，精通英语、法语，现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秘书长，也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秘书长、首位女性秘书长。
1987年起，柳芳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际合作司任职，至2007年进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工作，担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行政服务局局长；2015年8月1日起担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2018年获连任，任期至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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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位国际组织中国籍女性高官的经历不难发现，是个人能力、国家支持与国际需求的有机结合，成就了陈冯富珍们的个人职业理想，也兑现了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承诺。
从个人能力来看，几位女性官员不仅具有“学贯中西”的强大知识背景，还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各自的专业领域工作更是了如指掌。
从国家层面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性别平等事业并支持女性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三条专门提到“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工作”。2019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指出，中国妇女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
张月姣（右）在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宣誓，正式就任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2008年5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国远 摄
从国际组织层面看，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作用的发挥，是联合国全球治理理念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2000年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成为八项目标中的重要目标之一。2015年发布的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5是“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这也是为性别议题单独设立的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任以来，在全系统内继续推进性别平等，承诺到2021年底在包括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秘书长特别代表和特使在内的高级领导层实现均等，并提出“在2030年之前尽早”实现全组织范围的均等。
2017年以来，古特雷斯先后任命了32位领导人加入高级管理小组(17名女性和15名男性)，使该小组成员的性别构成更接近于均等，女性占44%，男性占56%，这是联合国系统历史上高级别管理人员男女性别比例最接近平衡的状态。
在人们印象中女性参与非常受限的和平行动领域，变化也在发生。2006年和平行动特派团团长或副团长只有2%为女性，但目前女性已占到特派团高级领导的25%。
显然，古特雷斯正通过在各级职位设定均等目标并监测其进展情况，加强领导力与问责制度，进一步明确征聘、晋升等人才管理规则，为女性官员成长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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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子军扩群”将成为下一阶段全球治理“新的增长点”。有志于加入其中或促进相关事业发展的人，应为此做充足的准备。
从个人能力储备来看，国际组织女性高官的候选人需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和外语能力，且胸怀天下，积极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能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思考全球课题的解决方案。
从国家层面来看，除了继续为国际组织输送女性高级官员，还应当放眼未来，打牢基础，兼顾国际职员的低、中、高级别储备力量，把基数做大。在这一领域，国家留学基金委近年来推动的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需深入研究联合国改革目标及国际组织人力资源调整方向，在总部与地区办公室共同发力，做好人才培养、储备及推送工作，让来自中国的“娘子军群体”在不同组织、不同岗位、不同地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撑起半边天。（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助研夏一掉、毛舒炀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