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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台四个月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终于要登台唱戏了。
当地时间9月8日至9日，首届IPEF部长级会议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14个创始成员国部长迎来首次面对面会谈。
IPEF首次线下部长级会议为何姗姗来迟？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此前发布的消息，本次会议将由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主持，目标是就正式进入谈判达成一致。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明昊指出，这次面对面会议，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戴琪、雷蒙多与相关国家官员举行了多次线上会议的基础上举行的。自今年5月“印太经济框架”正式启动以来，相关的谈判进展缓慢，尽管在今年7月，各成员国举行了低级别会谈和首次线上部长级会议，但外界所期待的更多后续细节并没有披露，因此，赵明昊认为，美方会抓住这次面对面的机会，尽力推动会议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成果。
“其中，让各成员国在‘四大支柱’领域完成‘志愿申报’，并敲定各支柱的谈判项目是最重要的目标”，赵明昊说道。IPEF的“四大支柱”分别是公平贸易、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按照美国政府方面的解释，各成员国可以自由选择参与“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项或几项，其中，公平贸易措施将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谈判，其余三项由美国商务部负责。
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报道，目前，只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及韩国六个国家表达了愿参与所有领域谈判的意向，在数字经济、劳动与环境规则在内的贸易领域，很难聚集所有参与国。
赵明昊对此表示，这“四大支柱”的谈判难易程度不一，供应链或许是其中最易取得实质性成果的一个领域，通过这次会议，预计会针对半导体关键矿物、食品和工业品等主要原材料等，建立起供应链信息共享和替代采购机制。
此外，“清洁能源与基础设施”支柱也是有望收获谈判成果的项目。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不论是印太地区还是全球的能源格局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各国对于能源安全的关切程度不断上升，希望加快本国采用清洁能源和脱碳的进程，特别是在能源转型的大势所趋下，美国在向发展中成员国提供清洁能源技术方面或许会有所表示。
但赵明昊也强调，由于14个成员国经济水平发展不一、关切也各不相同，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情绪和利益并非易事。此前，拜登给IPEF协议敲定设置了一个“非正式最后期限”，那就是2023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举行之前，但就目前来看，拜登政府能否按原定计划实现这一目标，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既要又要”或成最大障碍
事实上，自宣布之日起，“印太经济框架”就没少被泼冷水。分析人士认为，IPEF或许能在部分领域实现目标，甚至在一些项目上取得早期收获，但是建立完整框架绝非易事。
那么，这个框架的劣势究竟在哪里？赵明昊列举了三方面原因。
首先它不是一个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缺少关税减让的安排。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已明确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并不打算将消除美国关税壁垒当作IPEF框架会谈的要点。也就是说，美方所期望的，是在不向其他参与国作出开放美国市场、消除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承诺的情况下，收获其他国家向美国开放市场、接受美国贸易规则等优惠。美国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想法，也遭到了其他成员国最大的质疑。
韩国的中央社曾发表社论，指责美国只能共享“价值观”，却不能分享“经济利益”。美国行动论坛国际经济政策主任史密斯也指出，如果IPEF不纳入美国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以便其他参与国获利的条款，其他国家不可能产生积极反应。
其次，对于美国究竟能为IPEF提供多少资金和资源上的支持，还要打上一个问号。例如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少国家都期盼着能从美国那里获得真金白银，但美国实际能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恐怕非常有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进一步指出，多数成员国是抱着尝试、观望的心态加入IPEF，将视能从美国那里获得多少实惠，来作出下一步决策，若最终发现无利可图，部分国家选择“退群”也不是没有可能。
此外，拜登政府在国内执政的困境，以及后续的政治走向也将影响IPEF的命运。由于IPEF只是一个通过行政命令而非立法形式执行的协议，无需经过美国国会批准，这也意味着，一旦民主党输掉2024年大选，共和党重返白宫的话，新一任总统可以轻而易举废除该框架。这种政策延续性上的不确定性，也会让各成员国产生迟疑心理。
“围堵中国”难得逞
作为弥补“印太战略”经济短板的举措，IPEF也难以逃脱地缘政治色彩，一系列安排明显意在对抗中国日益上升的经济影响力。
许利平对此指出，IPEF创始成员国基本属于中国的地理周边和“大周边”国家，美国聚焦于此，就是想要以价值观和规则为核心，建立独立于中国的关键供应链体系，限制创新要素向中国流动，强化与中国的“科技脱钩”。
不过，要让框架内的成员国做“选择题”，美国的算盘恐怕很难打响。赵明昊注意到，IPEF成员国中，有不少也参与了具有典型自由贸易协定性质、和中国“同框”的RCEP，“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二者并非替代关系，它们既想在美国那里获得支持，同时也希望保持同中国的经贸关系”，赵明昊说道。
中国是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国对象，以韩国为例，2021年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3600亿美元，中国连续18年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事实证明，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产业链上重要一环的情况下，任何外力想把中国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挤出去，都注定是徒劳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曾表示，IPEF应当包容，言下之意也是在提醒美国，不要在经济问题上逼迫相关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尽管美国围堵中国的大计很难得到呼应，但我们的危机意识不能丢”，赵明昊提醒道，并给出了三点建议，首先，功夫要下在美国之外，聚焦于解决相关国家的关切，进一步巩固同他们的经贸合作关系；其次，加快推进区域经贸协定的落地，以多边来应对多边，从美国的围堵中“突围”；第三，则是要在国际规则方面与时俱进，为日后在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中的博弈寻找新的方案。
（看看新闻Knews记者 宋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