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HUGO SZE
在几乎人人有楼住的新加坡，超过 8 成人口居于政府兴建的组屋，其中 9 成人拥有业权。新加坡之所以能满足多数人的住屋需求，其中一个土地来源是向国内的村庄“甘榜（kampongs）”征收土地。但发展至今，国内只余下最后一个甘榜。往日的甘榜居民叶顺发（Hio Soon Huat，音译），至今仍怀念当年的时光。但为了城市发展和人民利益，就该由政府决定谁来付出代价？
叶与他的朋友林振喜（Lam Chun See，音译） 坐在现代化的美食广场里，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访问，回忆甘榜岁月。叶说：“甘榜给我的感觉是自由，可以奔驰在宽广的土地。我们还会自己制作玩具、爬树、摘果、河边散步，还有射雀。”但随着万丈高楼平地起，新加坡用来兴建组屋的“平地”，不少均来自锌铁顶木屋所在的甘榜。
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名誉秘书长韩铭光指出，1920 年起，英国开始为新加坡建设公共房屋，但新加坡真正的现代化，则要由 1959 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后谈起。他阐述当时的国家现代化目标：“新加坡某些关键区域有必要重新开发，并在城市以外为人们提供新房屋。”加上 1961 年，河水山（Bukit Ho Swee）地区的甘榜发生火灾，令 1.6 万人无家可归。为解决甘榜里生活条件恶劣、肮脏拥挤的状况，政府加速推动国家现代化。听起来，与香港 1953 年石硖尾木屋区大火后催生的公共房屋计划，有些相似之处。
1960 年，建屋发展局（HDB）成立，并在 3 年内兴建了超过 31000 间房屋。对新加坡人来说，当年“上楼”令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改变。韩铭光指：“一些甘榜居民很高兴。他们以前只有狭小的生活空间，或需与人共用地方，甘榜也没有接通电力及附设现代化的卫生设施。搬进政府提供的单位，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降的礼物。”然而，现年 66 岁的林却自觉是被逼搬迁。因为 1965 年独立后通过的《土地征用法（Land Acquisition Act）》，令林感到甘榜居民的土地被官方强夺。
时任总理李光耀称：“我们面对住屋恶劣、过度拥挤的巨大问题。除非采取严厉措施压倒一切，以低成本取得土地，否则无法解决问题。”这之后，有违保障私人财产法治原则的《土地征用法》实行，赋予政府以低于市值的价格强行收购土地的权力。林指：“‘土地征用法’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应该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但假如政府拿走的，是原属于你的土地，那便意味着政府指定由你来作出牺牲。这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不过，叶当年却并不如林般对此反感：“没有一丝难过。或许当年我太年轻了，转到公共房屋居住的感觉更好，因为那里更干净、方便。”
摄 2007年的新加坡罗弄万国村，当时这已是国内最后一座甘榜村。
经过数十年频密的建设，今天人口近 600 万的新加坡建有超过 100 万个组屋单位。1960 年，只有 9% 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房屋中，今天则已近 8 成。惟租住、购买或出售租屋有不少限制，如根据国家的“族种融合政策”，社区的组屋必须维持一定比例的各种族人口，令买卖时或产生一定困难。加上新的组屋只开放予已婚夫妇购买，单身人士需满 35 岁方可申请。离婚者在出售住所后，30 个月内不能租住组屋，逼使其进入私人市场。
现年 43 岁的杨先生（音译：Raymond Yeo）在 35 岁时，即购入自己的单身组屋。对于家长式管治的政府，杨坦言只有接受：“政府向你展示由她规划的道路，如果你不顺从，便会一无所有。想要一间屋，你便会考虑结婚，借以达到目的。我觉得年轻一代别无选择，只能按政府设定的道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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