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0期】冯兵兵、赵凌云：不断改进党的经济工作作风
经济工作作风是推动经济方针政策落实的有效保障。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注重在经济工作实践中持续不断改进经济工作作风。
一是正确对待各种经济学理论，避免陷入教条主义。既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又要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避免出现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而导致水土不服。
二是正确对待历史经验，避免陷入经验主义。既要正确对待他国经济发展积累的历史经验，不能削足适履地套用在本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又要正确对待本国积累的历史经验，要根据国情的发展变化予以创新和发展。
三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避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既要注重将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提炼，又要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四是正确对待各种差异性，避免一刀切和命令主义。
原文链接：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历史经验
对地方政府而言，要严格遵循指引规定，事前搭建政企、农企合作平台，为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提供规划、项目信息、融资、土地、建设运营等一揽子、全方位投资服务，为社会资本下乡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通过政府部门的牵头组织，加强企业与农户、村集体的沟通、交流、对接，寻找更贴合本地农村实际的产业和项目，找准利益汇合点，构建“户企融合”的农户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把农户利益有机嵌入“下乡资本”的产业链上。在编制本地投资目录时，要突出“下乡资本”的“务农”本色和发展定位，逐级论证并形成科学、完备的农业发展规划，引导社会资本重点从事农民“干不了、干不好、干不划算”的产业，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资本下乡项目数据库。对于链条长、农民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产业项目，要把就业岗位更多留给当地农民，并积极创造条件为就业农民办理社会保险，增强农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对于不符合本地投资目录的项目，严禁改头换面，包装入市。对于重点投资项目，要依法制定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贴息、补助、奖励等形式提供必要财政支持，促进社会资本建设项目与农村金融服务有效对接。
原文链接：社会资本下乡的风险处置研究
新加坡重视发挥各类社会力量在社区治理领域的作用，政府与社会实现了具有自身特点和较高效率的合作与分工。政府从宏观层面出发，自上而下地主导和扶持社区发展；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则从微观层面补位，自下而上地提供公益性社区服务，从而塑造了在政府主导下，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通力合作的互赖式治理格局。
在政府的推动与支持下，民间组织在新加坡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需求作出贡献。它们在教育、养老、心理疾病治疗等方面开展多种多样的社区公共服务，其服务项目覆盖从婚丧嫁娶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在新加坡，志愿者（又称“义工”）队伍支撑起了社区治理的微观架构，有效分担了公共机构的责任。较低的人口流动性使得新加坡人对于社区具有较强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又转化为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新加坡政府重视志愿者在社区治理方面的作用。除了将每年的7月作为志愿服务月之外，对于长期从事志愿者工作或作出突出贡献的志愿者，也会在福利保障、就业、儿童教育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如今，不同年龄、身份、阶层的志愿者活跃于新加坡各类社区治理机构，很多基层组织、社会团体和慈善机构的发起与活动都依赖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例如，人民协会的基层工作人员中就有大量的志愿者，参与人民协会及其下属机构工作的志愿者数量达17万人。社会组织嵌入新加坡的各个社区之中，又下设很多活动小组，而参与这些活动小组的志愿者则可以根据自身能力与特长，对社区服务和活动进行自我管理、自我设计、自我参与。
社区治理的本质在于多方互动，社区建设的核心在于多方参与。新加坡的互赖式社区治理在巩固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增强了社区的发展活力，丰富了社区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实现了政府治理、居民自治与社区自我调节的“互赖”共生。
原文链接：新加坡社区治理的“互赖”特色
从文化传统来看，美国一向崇尚自由竞争、倡导市场经济，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其更加关注效率，因而导致其在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霸主的同时，一直面对着不平等问题这一难以根除的社会顽疾。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和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美国中产阶层持续萎缩，阶层固化比较严重。有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0年间，美国除顶层20%的家庭年收入有所增长之外，其他家庭均无明显变化，底层的20%稳居底部，毫无增长迹象，只有顶层5%的增长极为醒目。进入21世纪，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愈演愈烈，构成政治极化的根源。
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失衡、阶层分化、分配不公、机会不等，还有种族歧视、舆论操控、移民和难民问题等，不仅导致右翼保守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泛滥，更使党派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原文链接：美国政治极化的现状与未来
借助二元论的手法，以往的各种负面社会思潮通常将中国社会问题的产生归因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简单地将中国政治体制判归为落后的体制，并主张用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改造之。然而，西方疫情防控中的种种乱象，彻底暴露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弊端。对此，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如齐泽克、哈维、哈特、朗西埃、巴迪乌、南希等一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西方疫情治理无能背后所彰显的深层原因，他们共同指认这是新自由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后果。中国抗击疫情的有力举措与显著成效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证明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能”“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行”。
各种社会思潮从体制上对中国政府进行攻击已经丧失了说服力，因此，其在攻击对象的选择上可能会发生转向，即从以往的体制攻击转向个人攻击。当然，被攻击的个人不是普通个人，而是经过它们精心挑选出来的个人，这些人往往是中国的优秀分子，在疫情期间有可能是抗疫英雄，欲毁一国，先毁其国之干城，这是负面社会思潮在当前形势下采取的各个击破的战术。这种战术如何开展？
最有效的杀手锏是进行道德诬陷。道德底线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做人的基本底线，因此，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诬陷，是毁灭一个人最有效的手段。在当下中国，这种道德诬陷的砝码有很多，比如人品不端、私生活混乱、学术不诚信、贪污腐败等等，这些字眼都能够迅速博取众人的眼球，从而达到彻底摧毁一个人的目的。这种对国之精英的打击，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都必须警惕和谨慎，当我们盲目跟风对一个优秀的人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我们可能成了负面社会思潮所利用的工具。
原文链接：后疫情时代社会思潮走向分析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