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简介
《扬州讲坛》作为“江苏省优秀讲坛”，由鉴真图书馆主办，自2008年开坛以来每月开讲二次，均在隔周的周六下午二点三十分，免费开放上千民众订票听讲。讲坛的开设是扬州市领导与星云大师亲自商定的，旨在弘扬中华优良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幸福扬州。作为扬州知名、国内顶尖的文化宣讲场所,它是一个面向全社会公开的大讲堂,所讲内容遍及文学丶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许多不同面向,主讲者许多为星云大师直接邀请,遍及海内外当代的知名学者、文化大家。
主讲者：陈肇隆
题 目：透过医疗专业，落实社会关怀与责任
日 期：2013年5月18日
讲 主 简 介
陈肇隆，现任台湾长庚纪念医院名誉院长、台湾长庚大学外科教授， 二〇〇七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台湾及亚洲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被称为“亚洲肝移植之父”。
听 讲 重 点 摘 要
今天，我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肝脏移植，也就是如何通过医疗专业，来落实、来实践社会影响、社会关怀与社会责任。
海外患者千里迢迢寻医
在台湾，开展肝脏移植，早年例数很少，但近十多年来，例数持续增长。肝胆移植，在高雄长庚医院已经是一个例行的常规手术。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三例活体肝胆移植手术。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完成了一千一百多例这样的手术。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小病童。
高雄长庚医院不仅肝脏移植的例数最多，存活率也最高。我们把台湾整体的肝脏移植三年存活率拉高到百分之八十四，这个比例在全世界的排名是最高的。在所有的器官移植指标里面，台湾赢过美国的是肝脏移植。刚才说了，我们的三年存活率是百分之八十四，美国死肝移植三年存活率是百分之七十九，活肝移植三年存活率是百分之七十八。台湾健保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公布肝脏移植存活率，最近一次公布是在两个月前，长庚医院不仅例数最多，五年存活率也是最高的。
我们没有做什么形象广告，但即便如此，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高雄就医寻求治疗。
有一位患者来自美国加州，她是美国知名的女画家。其实，当地就有很好的肝脏移植中心，但为什么千里迢迢赶到台湾？原来，是她的孩子在网上查阅到了相关信息。我们最终克服技术上的难题，成功对其进行了手术。后来，这位康复的女画家回到加州含饴弄孙去了。
越南的一位肝脏学教授不幸患上了肝病，送来长庚医院的时候非常危急，已经近乎肝昏迷。他起先到新加坡去，新加坡的医师一致推荐他赶快到高雄，因为这是比较困难的病例。新加坡换肝的医师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推荐他赶快到高雄。另外，他的一个好朋友是美国纽约医学中心的讲座教授，也是美国肝病学会的会长，也 E-mail 给我，希望我们能帮忙给予及时的救治。他说这是越南最好的肝脏病学的教授，如果能够帮助他，他将来可以帮助很多越南的肝脏病人。最后，手术成功，他带着开心的笑容回到了越南。
我用一组数据说明我们长庚医院的专家在活体肝脏移植学术领域的成就吧。目前，在全球排名前五十的肝脏移植专家里我们占了五位，前三十名里我们占三位，前十名里我们有一位。
从“备录取”到成为名家
今天讲座现场来了不少年轻人，我希望我的经历能给你们一些启示和鼓励。一九六九年，我高中毕业，带着青年的理想和憧憬进入了高雄医学院。大一刚开学的时候，被推选出来当班代表，恰好逢上校庆，每个班需要做一面班旗。我当年设计了这样一面班旗，用黑色的简化的显微镜代表爱心，用红色代表赤诚。当时只有十九岁，设计的东西带有少年维特的理想和憧憬。年少时，我深受罗素的影响。罗素说他一生追求的三个目标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求索以及对人间苦难无法遏制的恻隐之心。
在学校期间，我们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其中最多的就是登山。毕业旅行时，我们登上了海拔四千米的玉山，大家自己做菜，在顶峰为两位同学办了一场订婚宴。
最后一个暑假，我到村落里做起了山地医疗工作。那时，还没有马路，我扛着医疗药品走遍村村落落。山地医疗的经历，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因为就是在那里，我听学长说，高雄要建造一座大型的医院。这对于一个寻找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后来，长庚医院在报纸上登招聘启事，招外科住院医师。总共招六名，却有两百多人报考。我觉得考得不错，不久以后我收到了“备录取”（替补人员）的通知。后来，因为有一位没去报到，我才替补上去了。我常勉励我们的年轻医生，我说一个备录取的住院医师，在二十七年以后有机会当上这个医院的院长，表示这个机构是用人唯才，只要大家努力，都跟我一样有好的机会。
从帮名医画手术图起步
中国台湾第一个走上国际舞台的外科医师是台大的林天祐教授。他因为首创的手指切肝法，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有机会应邀撰写英文教科书的章节。不过当时台湾还没有所谓的“Medical Artist”，就是手术的插画家来帮他画手术插图。通过他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的推荐，我帮他画了手术插图。
当时我是第三年的住院医师，也没有看过肝脏手术，为了把图画好，我把相关资料都找来读，包括肝脏解剖学、肝脏手术，还有林教授的论文。我想，任何领域都一样，只要下了苦功，就会产生兴趣。当时，我依稀觉得肝脏外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最大的突破会是肝脏移植。因为这样的机缘，肝脏移植就成为我这一生的事业。
冒着被起诉风险进行探索
后来，我有机会出国进修，师从美国的一个著名教授，做他的第一助手。当时，做肝脏移植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手术常常要做二三十个小时，最后累得人仰马翻。而且这是一个患者非常容易出血的手术，如果不站在矮凳上，医生的双脚就会浸在血水里。不过，任何领域都一样，最困难的时候，往往是切入这个领域最好的时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回到台湾发展。当时条件很有限，为了做手术，我必须撰写详细的计划，然后自己去瑞士，到药厂，争取并引进了亚洲第一批抗排异药。同时，我们肝胆移植小组在动物身上做了很多次试验。
万事开头难，二十九年前，我们第一例换肝病人在大量吐血、陷入肝昏迷之后，从内科加护病房，推到了手术室。一个星期以后，他醒过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肝胆移植手术患者。
第一例肝脏移植手术的成功对台湾医学是一个突破，更重要的影响是对于脑死亡观念的突破。当时我冒着被起诉，甚至坐牢的风险来做突破。在我之前，日本的一位教授在北海道做了相同的突破，最后被检察官指控涉嫌双重谋杀。
令我欣慰的是，最终我们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促成了亚洲首例脑死亡器官移植的立法。我们的地区立法比日本早十年，比韩国早十二年。
移植背后的感人故事
活体肝脏移植手术的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
一九九七年，我们第一次把捐出的肝脏裁剪成两半，问遍台湾各个医院，没有医院可以利用这半个肝脏。恰好香港大学有这样一个病人，我们就把右边的肝脏送达香港大学肝脏移植中心，跨海同时进行两个手术。十一年以后，香港的病人情况很好，台湾的病人也从一个小 baby 成长为中学生。十一年以后，香港大学把我们装肝脏的冰盒送回来，里边装了一个肝脏。因为香港有一个器官捐赠者，而那里没有合适的受体，所以，他们就用我们十一年前的冰盒送回来给我们。这是一个温馨感人的故事。
还有一个妈妈一定要捐肝救治自己的女儿，可是她当时有五个月的身孕，这个手术的潜在风险是百分之三百。我们把这一病例报告给了伦理委员会，大家公开讨论，最终决定可以做这样的手术，因为对这个家庭来说别无选择。我们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确保胎儿最少地被辐射。如今他们是幸福的四口之家。
马英九先生曾经来我们医院参观，他周六来，周日回到台北，立刻就写了一篇文章，并上网发表。在文章中，他说他在一九九三年就已经签署了器官捐赠同意书。到今天，每天都把捐赠卡带在身上，而且经常运动，为的是让各个器官都保持在巅峰状态。他说，如果有一天能让更多的人获得延续生命的机会，我们的人生会更有意义。我想这一段话可以作为推动器官捐赠最好的代言。
把先进技术传布四方
这些年，我们不遗余力地协助附近的大学医院来发展活体换肝移植手术，除了早年的日本、东南亚，最近十年，我们到大陆来得比较多。
我们第一家合作的就是北京大学的医院，我们十四个人的团队，在那里做了一次活体肝脏移植的示范。两岸三地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接着，我们收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邀请，为一对母女手术，是母亲捐肝给自己的女儿。这个女儿在三年之后结婚，目前有个五岁左右健康的小孩。后来，他们一家三口到台湾高雄来，就是为了说声“谢谢”。
我们还和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进行过合作。那个医院的团队很年轻，也很认真，他们非常用心地学习，甚至把我们手术示范的每一个角度都录影下来。我们回去以后，他们反复推敲。那里目前已经成为大陆移植数量最多、成绩最好的医院。
我认为医疗是一个救人的事业，不应该有得失的观念。台湾的医疗有今天，是因为我们过去有机会到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去学习，那么今天我们就应该毫无保留地回馈国际社会。
亲自培育树苗添绿
《天下杂志》最近报道了高雄长庚医院在环境美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担任院长十年来，我要求所有的建设、规划都要朝简洁、明亮、温馨、人文化、艺术化的方向努力，我希望我们的医院有自己的公共文化。
长庚医院开辟了多块苗圃，我希望提供给每一位员工种树的园地，借着种树来增加员工对这个机构的参与感、向心力跟认同度。只要没有公务，我每个星期天都在苗圃种树。在长庚医院，我亲手培植的树苗有三千多棵。
经历多年的努力，整个医院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绿色，有着不亚于公园的美丽。我们有一块苗圃叫永青公园，建在医院外围。我们的同仁从宿舍到医院上班，虽然到公园要绕很远的路，但是越来越多的同仁宁愿绕路到公园去走一圈，然后再来上班，或是下班。
三十七年前，我大学毕业来到长庚医院，是第一届的住院医师，转眼间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了。退休之前，我天天都在思考，我还能够为我们的机构、为我们的社会做些什么。我也跟我们长庚的同仁共勉，要求大家有“舍我其谁”的自我舍取精神，以及“时不我与”的时间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