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6期，原文标题《重庆高空坠楼，一起公共悲剧》，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轻生的男子从重庆闹市区高层建筑一跃而下，带走另外两条无辜的生命，三个家庭的命运因此被改变。对于高空坠楼这一公共悲剧，除了“换种自杀方式”的声讨，或许还有更多防御与追责的探讨空间。
文/李秀莉
（插图 老牛）
从天而降的灾难
几乎一眨眼的工夫，一团模糊的影子从眼角余梢闪过，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把王强吓了一跳。王强是重庆三峡广场的流动摊贩，平时每天晚上5点多出摊，卖点香烟、矿泉水。王强告诉本刊记者，他当时正在给客人递水，第一反应是，对面高楼上什么东西掉下来了。他伸头张望，视线被一辆车挡住，只看到马路对面的行人停下脚步张望，上一刻还热闹的马路似乎一瞬间安静下来。
王强凭直觉觉得不对劲，他丢下摊子，绕过马路，看到水泥地面上躺着三个人。两个女孩，其中一个面朝下。一个男人，体型中等，1米7不到。不远处滚落着一只男式运动鞋。三个人一动不动，看起来已经没什么反应。
4个小时后，警方的调查结果公布。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官方微博发布警情通报称，2019年12月24日20时20分许，一男子从沙坪坝区三峡广场一公寓楼高坠，砸到两名行人。三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初步查明系暂住该高层公寓楼的男子李某跳楼自杀所致，排除刑事案件。李某31岁，湖北武汉人。
三峡广场是重庆著名的商圈，周围高楼林立，商铺繁多，好几所中学、大学分布在广场外围，平时人流量一直很大。跳楼者李杭选择的煌华新纪元3号楼，更是人流密集区。该楼高30层，底部为商铺，往上分布着不少酒店式公寓。这些公寓分属于不同的品牌方，多在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一晚，在三峡广场这样一个核心商业区，价格算得上便宜。出大楼左拐，是一个地下停车库的入口，平时车流不断，右拐步行几十米，就是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再继续走十分钟左右，即可到达重庆大学A校区，那里是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的所在地，2019年12月22日至12月28日，该学院正在进行重庆市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影视类（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统考。
12月24日是平安夜。当天上午，重庆轨道交通官方微博发消息称，为确保平安夜期间全市社会治安秩序平稳，当日20时至运营结束，轨道交通部分车站实行管控，列车将不停靠。其中就包括三峡广场所在的沙坪坝站。即便提前预警，事故还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发生了。
事后调查表明，当晚最先来到这里的是两个被砸女孩，张兰心和玉佳。这是一对周围人都知道的好朋友。张兰心的爸爸张海告诉本刊记者，他第一次见玉佳是在去年5月女儿的生日聚会上，当时小姑娘嘴挺甜，直说自己做的饭好吃，“尤其喜欢叔叔做的回锅肉”。
张兰心和玉佳是重庆广电新艺堂教育培训学校（下称“新艺堂”）的同学，这是一家做艺考培训的机构。两人都是重庆綦江区人，一个17岁，一个15岁，分别来自綦江中学和綦江三江中学，今年高三，同在新艺堂学播音主持。用玉佳表姐罗路的话讲，两个人性格好，都“耍得起”。两家住得也近，有时候来学校接张兰心回家的舅舅顺道就把玉佳送回去了。偶尔两个人也跑去玉佳的表姐那儿吃顿火锅。总之是形影不离。
转眼间，艺考的日子到了。12月17日结束培训学校的课程后，张兰心告诉爸爸，要和朋友一起去住酒店。一是离考点重庆大学近，可以提前熟悉下考场，也方便几天之后的考试；二是抓紧时间再好好复习下功课。在张海眼里，张兰心虽然过了年才满18岁，但懂事、独立，很多事情已经可以自己做主。再加上以为培训学校会帮助安排孩子的考试住宿，他没多想，答应了。当天，张海拿回张兰心在培训学校就读时的部分行李，张兰心舅舅则送她去三峡广场的煌华新纪元3号楼。
这一天，张兰心和玉佳入住27楼的一间酒店式公寓。根据准考证上的信息，她们将在这里度过至少9天的时光，完成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表演专业两门考试。根据“重庆市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安排”，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同属影视大类，考试时间自由，22日到28日之间均可参加。新艺堂培训学校的后勤部校长告诉记者，因为影视类考试只有面试，考试周期长。选在哪个时段考，每个学生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有些觉得靠前的时段“考官的手要松一点”，有的则认为最后时段“高分概率更大”，所以很难统一安排。学校只负责将报名信息告知学生，再由学生自行选择。看似平常的选择为两个女孩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12月19日，李杭入住该大楼30层——位于顶层的一间酒店式公寓。在同一栋大楼里彼此相隔三层的三人度过了相安无事的五天，在此期间，玉佳和张兰心分别在22日上午和24日下午完成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考试。不出意外的话，再待两天，考完表演就可以回家了。
玉佳表姐罗路事后在重庆沙坪坝区派出所看监控视频，24日晚上20时20分许，出事路段当时的行人并不多，也没有车子经过。视频里，穿着短裙的玉佳和张兰心刚出煌华新纪元3号楼大门，右拐向西北方向走了不到十几米。两个小姑娘手拉手，有说有笑，正朝不远处的耀眼霓虹走去。同一时刻，30层的李杭一跃而下，正好砸在她们身上，两个女孩应声倒地。
两个失独家庭
罗路是家里第一个到派出所的。当晚23时多，在浙江金华打工的姑妈联系到她，称有人跟她说玉佳出了意外，正在西南医院抢救。等她赶到，被告知玉佳已经过世。电话打回去，听到消息的姑父强忍哭腔，一旁的姑妈已泣不成声。
打击接踵而至。12月30日，玉佳火化，同一天下午，玉佳外婆过世。老人86岁了，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玉佳总是一放假就去看望外婆，给外婆洗澡，陪外婆聊天。12月28日，玉佳的表姐罗小珊回去看老人，聊天的时候两个人谁也没提玉佳。事后，家人们推测，消息可能早已通过周围邻居的讨论传到老人家耳朵里。
玉佳的葬礼在老家举行。父亲霍兵迎来送往，大多时候表现得很平静。只在偶然间，泄露出丧女之痛。一次是玉佳下葬的那晚，想叫人帮忙取个箱子，霍兵脱口而出女儿的名字。突然意识到人已经不在了，朝旁边的人喃喃一句：“我潜意识觉得她没有走。”罗小珊说，在重庆的酒店里，霍兵有时会突然忘记自己的房间号码和所处的位置，径直从房间门口走过。
如果没有这场意外，这本是个和中国大多数小家庭一样的三口之家。霍兵和老婆都是重庆綦江人，老婆来自农村，霍兵原先是工厂职工，上世纪90年代下了岗，后来一直到处打零工。2001年，玉佳出生。等到玉佳上学的年纪，霍兵想着县城教育比老家农村好，和老婆咬咬牙在綦江县城买了套房。玉佳高中住校前，霍兵在沿海城市做工，老婆在家照顾女儿。等玉佳住校，老婆出来一起干，逢年过节回家看看女儿。事故发生时，霍兵夫妻俩正在浙江金华的一家藤椅厂编织藤椅。工资计件算，两人加起来一个月有6000到8000元的收入。
和大多数中国式父亲一样，霍兵将大部分的爱与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玉佳初中时有过一段时间的叛逆期，不爱学习，自己跑出去打了一年工。霍兵没阻止，只是告诉女儿：“不说知识能改变命运，但至少多学知识对你有帮助。”玉佳想通了，继续回来读书。上了高中，新艺堂去学校宣传，女儿萌生学艺术的念头。学艺术要花不少钱，霍兵让女儿放心：“能读到哪里就帮你到哪里，哪怕我辛苦点，但我尽力了。”他对女儿唯一的要求是，路是自己选的，不能后悔，一旦想清楚要全力以赴。
女儿走后，霍兵慢慢熟悉了一个词——失独者。当年玉佳出生后，霍兵和老婆想，多生一个罚款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一个小孩还能努努力，为其创造好的生活条件。没想到，上天开了个大玩笑，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孩子。空荡荡的家里只剩夫妻两个，白天有人的时候还好，最怕夜深人静，脑子就像放幻灯片，过去的一幕幕不受控制地往外涌。看到玉佳发的在朋友张兰心家吃饭的视频，说叔叔做饭好吃，他觉得愧疚，“毕竟我不在身边，看到父母煮饭给小孩吃也是种幸福”。只是现在，张海的幸福也被剥夺了。
这场灾难，将张海一家的记忆拉回到19年前夏天的一个周末。张海和妻子温敏在店里做豆花，8岁的儿子和哥哥的孩子跑去长江边捡啤酒瓶盖漏水玩。夫妻俩晚上收工回到家已经六七点钟，哥哥的孩子回来了，看起来已经吓傻，什么也不说，也不敢碰水。家人们沿着脚印往河滩找，没找到，报了警。几天以后，救援队在回水沱打捞起儿子的尸体。张海和妻子几天几夜没合眼，精神彻底崩溃了，孩子的葬礼都是哥哥帮忙给办的。那一年，温敏30岁。
一年后，温敏产下女儿张兰心。小姑娘生得白净，人见人爱。几个月大时，滚圆的胳膊和小腿儿，抱在怀里肉嘟嘟一团，街坊四邻们见了，都忍不住摸上一把。有一次去亲戚家，在门口碰到一个外国人，抱着她不舍得放手。还有一次是在朝天门，一个自称是广告公司的人走上前说要带张兰心去拍广告。再大点儿，在课外班上学了才艺表演，嘴巴会说，声音又好听，更是走到哪里都是亮点，大人们碰见，忍不住逗趣：“来，给阿姨表演一段。”孩子也不怕生，脆生生来两句，作个揖，惹得叔叔阿姨们哈哈大笑。
从小到大，温敏没怎么操心过女儿的学习。小学三年级，女儿参加重庆市的作文比赛，抱回一个三等奖。初二去北京参加全国化学比赛，得了二等奖。中考前，为了上綦江中学，一个人天天背着书包去补课。两个月里只休息了四天，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从来不叫苦。
温敏给我看张兰心参加模拟考的视频。小姑娘一头齐耳乌黑短发，戴个线帽，巴掌小脸，鼻梁高挺，皮肤白皙，令人过目难忘。后勤校长告诉我，宿舍楼上百个学生，很难认全。可对张兰心印象尤其深，因为“嘴特别甜，在宿舍区碰见，每次都说老师好”。
女儿的性格好，重庆女子风范，飒，干脆，大大咧咧，不较真。一开口“能把人笑死”，也能从天上聊到地上，令旁人插不上话。这个年纪的孩子总有聊不完的梦想。张兰心曾跟妈妈温敏说，想去中国传媒大学学播音主持。过一段时间，又说想去俄罗斯学金融，为什么是俄罗斯呢？因为两国关系好。小姑娘一本正经地给自己做规划：学金融好找工作，再不济回国去教育机构教俄语，总归有饭吃。
温敏吐槽孩子唯一的缺点就是懒，“不爱做家务。自称是起床困难户，饭煮熟了，端到桌子上，三请五请地才能叫起床”。除了这个，“连打她的机会都找不到”。
夫妻俩称女儿“幺儿”，川渝方言，张海告诉我，指最小的儿子。在张兰心小时候，张海和妻子没有告诉她曾有一个未照面的哥哥。待孩子大点，从别的渠道听说了，回来安慰妈妈：“再给我生个弟弟吧。”妈妈回：“我都这么大了，生什么生。”日子热热闹闹地过，新生命如一只温柔的手，渐渐抚平张海和温敏内心的丧子之痛。
没有人想到，噩梦竟然卷土重来。只是这一次，痛苦好像被隐藏在了更深的地方。本刊记者采访温敏的时候，她几乎从未表露出悲伤的情绪，大多时候都在跟我聊张兰心的开心事，偶尔话题还能转到女人的化妆问题。仅有的一次，那是太阳落山的时刻，我们坐在轻轨车厢里，耳边是巨大的轰鸣声，温敏直视前方，语气淡淡的，好像在自言自语：“我女儿去世他们说我不伤心，开玩笑，我身上掉下来的，怎么能不伤心。我付出那么多！我伤心到掉不出眼泪，在心里的那种（痛）没有人能感受到。”
“你说三峡广场每天那么多人通过，怎么偏偏就砸中了我们家孩子呢？”有一次，在表妹家的客厅里，温敏代表两个家庭问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无法回答的问题。
跳楼者的责任追究
旧的伤痛还未过去，新的事故又给渐近年关的空气增添一丝寒意。1月13日，重庆大渡口区美德佳园小区又发生一起类似事件，一人跳楼砸中另一人。网络评论一阵见血：“我差点以为这条新闻我看过。”
接连不断的高空跳楼致人死亡事件背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高空跳楼自杀方式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普遍。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香港赛马会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主任叶兆辉（Paul Yip Siu-fai）在自杀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他研究了最近这些年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官方自杀统计数据后认为，城市化进程与高空跳楼自杀方式数据之间存在正相关。在新加坡，高空坠楼自杀者从1965年的20%上升到1994年的60%，而在同一时期，新加坡高层建筑的百分比从23%增加到85%。
至于为什么偏好选择人口稠密地区的高层建筑，叶兆辉提到，一个可能原因是这些地点便于进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费立鹏告诉本刊记者，自杀者在选择自杀方式时，易获得性、有模仿对象、死亡概率的大小、死亡之后的体态等都会成为其考虑因素。
高空跳楼砸死人事件之后，有人谴责跳楼者伤及无辜和缺乏社会责任。事实上，费立鹏告诉我，很难指望自杀者在自杀之前考虑他人和公共利益。而叶兆辉也提到，在可能的跳楼地点为建筑物设置屏障，应该是预防自杀的优先政策。比如在实践层面，进入屋顶和进入建筑物顶部可以被密切监控；在战略层面，应加强建筑法规，将安全措施纳入新建筑/结构的设计中，以防止跳楼等。只是在现实的操作中，这些措施需要社会其他方面的配合，而合作者往往不愿意为此花费更多经济成本。
截至本刊发稿，两个受害者家庭正在考虑对李杭提起民事诉讼。两家的代理律师、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晔告诉本刊，按照现有的司法惯例，坠楼的男子从刑事法律来看，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但因其已经死亡，刑事案终结，就单独考虑民事责任这部分，他的继承人应在遗产范围之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酒店式公寓的管理者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应承担与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但李杭名下很可能并没有多少可供执行的财产。至今，李杭的遗体仍在殡仪馆内，未被领走。我试着找到李杭的老家，武汉新洲区的某居民小区。新洲地处湖北省武汉市东北郊，1983年，当时还是县的新洲从黄冈地区划属武汉市。1998年撤县设立武汉市新洲区，区治城关镇易名邾城街。李杭家所在的小区就在邾城街上，虽然是老小区，但区位很好，一百多米外就是区政单位，商超、学校、医院、银行等一应俱全。小区分东西两部分，住户很多，不同形态的房子交杂在一起，既有楼房，也有带院子的平房和自盖的二层小楼。李杭家属于后者。
小区一位老人告诉我，这里的房子实际是李杭爷爷的，李杭的父母在他小时候离婚，之后他一直和爷爷奶奶住在这里。李杭成年后去当兵，之后就很少回来。这位老人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李杭，还是几年前他的爷爷去世时。爷爷去世后，这房子一直由叔叔住着，刚翻修没几年。李杭的叔叔是二婚，有个女儿，早已出嫁。至于李杭的父亲去了哪里，对方称“找不到了”，拒绝了进一步回答。这些说法与一位知情人士提供给我的警方调查结果不谋而合。据称，李杭父母实际在其两岁时就已离异，叔叔将其抚养长大。出事后，警方没能联系到其父亲。李杭没有妻子和子女，他在经济上也很可能并不宽裕。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我，警察查到就在出事前一段时间，李杭还去新疆的战友那里“骗”了1万多块钱。
类似李杭这样的情况在高空跳楼事件中不在少数。陈晔律师告诉我，现实中很多的自杀者并没有多少遗产可供执行，因而往往会出现路人无辜被砸死，既不能惩罚加害人，被砸身亡者家属也无法获得赔偿的境地。即使在跳楼致人伤亡事故中可能存在多个民事赔偿责任主体，但很多情况下受害人仍然难以得到全部或者部分赔偿，甚至责任落空。这也是目前国内高空跳楼事件民事诉讼的难点所在。“事实上，国外早有被害人补偿法，用于救济刑事被害人的家庭，我国尚未立法，但政府可以考虑先以民政的方式救济，以抚慰被害人的家庭。”
在这起事故中，砸人者因为已经去世，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如果高空跳楼者没有死，砸死或砸伤他人后，如何承担刑事责任？“这些年高空抛物的案例时有发生，无论掉的是人还是物，按照刑法规定，都会构成犯罪。司法实践上，高空抛物，一般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自杀这种行为，嫌疑人一般是定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陈晔提到，目前已有多起跳楼砸死路人的判例。2007年9月，广州药学院一学生跳楼砸中一女生致其死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2013年9月，汕头一男子吸食毒品后跳楼，砸中楼下一路人致其死亡，也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12月29日下午，玉佳的父亲霍兵买了三束花，和玉佳妈妈、玉佳表姐一起，来到出事地点沙坪坝区三峡广场煌华新纪元通道，一束献给自己女儿，一束献给张兰心，另外一束给了李杭。对李杭，霍兵“内心深处原谅不了”，但他想，人不可能带着仇恨走下去，“还是要（试着）原谅一下”。他试着站在李杭的位置理解对方的行为：“当你真要轻生的时候，肯定还是会犹豫的，至少可能站在阳台几分钟吧？死说起来不难，但选择死的那刻肯定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或许的确如霍兵所言，李杭临死前经历过挣扎和犹豫。一个细节是，警方在其所住房间内发现不少抽过的烟头。但最终，求死的决心战胜了其他，根据警方的说法，酒店的窗户外是有护栏的，李杭将它们破开后跳了出去。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除陈晔、费立鹏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