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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1个经济体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100多位代表齐聚在曼谷，围绕腐败资产追缴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中国是本次会议的主办方之一。近几年，中国已经与联合国、G20、亚太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或联合举办了十多次这样的国际会议，探讨反腐败合作各方面的问题。
瓦尔德米尔·科津（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官员）：在这样的会议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参与者们可以彼此了解，开始建立互信，并且更好地理解对方国家的需求是什么。我们感激中方的工作，很荣幸能和中方共事，我们将全力支持中方对此所作的努力。
谢尔温·马克莱西（世界银行官员）：类似这样的研讨会是非常重要的，参会者可以互相见面，讨论观点，分享经验和各国做法。我们需要合作解决问题，不能单打独斗，而是要互相支持。
国际追逃追赃需要跨国合作，但是各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不同，法律体系、司法制度、执法机制也有很大区别，为实际操作带来诸多挑战和难题。如何解决难题，增进合作，对世界各国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中国在致力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这些难题，也在探索着解决的方案。近几年，中国综合运用引渡、遣返、劝返、异地追诉等多种方式，追回了一大批外逃腐败分子，也就此和多个国家建立了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蒋谦，“百名红通人员”第65号，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原部长，涉嫌贪污和滥用职权罪，2011年11月逃往加拿大。此前他在2008年就办理投资移民，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留身份，也就是俗称的枫叶卡，这无疑为追逃增加了难度。然而，2016年9月22日，蒋谦最终选择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中加两国执法合作的努力。
夏洛特敦市是加拿大最小的省：爱德华王子岛的首府，它也是加拿大最初建国的地方。这里城市面积不大，人口不多，既有悠久的历史古迹，也有不错的自然风光，非常宜居。让人很难想象的是，蒋谦外逃到这座城市后，竟然陷入了连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境地。
蒋谦（“百名红通人员”第65号）：我吃面条吃一年多，没有油，就一点水，下点面，肚子怎么填得饱呢，当时是饱了，只能这样说。
这也是蒋谦自己起初绝对没有想到的。他在武汉城市排水公司任职期间，负责武汉市一个污水处理厂拆迁项目，和人合谋虚构拆迁内容，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获利1400多万元。他自知一旦暴露后果严重，因此2008年就和妻子办理了加拿大投资移民。
蒋谦：这个钱挣得觉得有点心里慌吧还是，给自己留点退路吧。有很多人就是说在国内出了事之后，到了国外就没事了。
案发后，虽然蒋谦逃往了加拿大，但资产未能全部转移到海外，追逃工作组迅速冻结了他的所有资产。
万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把他当时的1200多万全部扣押了。实际上他大部分的钱是没有卷到国外去的，第二个，我们通过侦查，就发现了他有一个500多万的股票的账号，发现了他在国外还是在炒股，包括他这个股票账户，都给他最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经济来源被斩断后，蒋谦夫妻在当地必须谋生，而蒋谦不会英语，很难找到工作。经济上的压力加上被通缉的惶恐，让夫妻之间开始产生矛盾。
蒋谦：她为我的事，她自己父母也几年没见，这也是事实。我没见（父母），那是我自己做事做错了，那你应该受这个惩罚，她不存在啊。时间一长，也确实有些问题吧。
蒋谦当时希望时间一长案子或许会被淡忘，然而事实和他所希望的正好相反。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追逃追赃工作，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首先是他国内的资产被正式没收。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写入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2015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蒋谦违法所得的1400余万元款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黄风（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可以进行缺席审判。那有关当事人，如果缺席，就是自愿逃避，那实际上他是放弃了权利。这个制度你作出判决以后，我就可以执行，然后我也可以拿着这个判决，请外国来承认和执行。
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发布司法解释，对该程序适用范围作了明确解释。这一制度的完善，为没收外逃腐败分子违法所得提供了法律依据，至今已有多个案例通过这一制度追回了大量赃款，蒋谦案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对蒋谦的追逃也进一步加强，2015年他被列入“百名红通”。
蒋谦：红通名单出来以后，就知道彻底没希望，彻底没前途了，这个是引起家庭矛盾很大的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分居了。
蒋谦从家里搬了出去，在当地一户人家租了一间地下室，独自躲藏起来，尽可能少和人接触。
蒋谦：我那个房间只有七个平方吧。觉得自己就是在坐牢吧。在国内坐牢有武警，我在那儿坐牢就自己坐自己的牢。
而“百名红通”的发布，只是追逃行动的第一步。2016年初，蒋谦案被列入中加第一次反腐败追逃工作组会议重点案件，同年8月被作为重点合作项目之一在中加高层次执法合作会谈上提出。工作组的下一步计划，是通过两国司法合作，吊销蒋谦的合法身份。
黄风：这几年摸索的方法，就是通过异地追诉，向有关国家提供证据材料证明，这个外逃人员，在获得身份的时候，他采取了欺诈手段，采取其它的一些违法手段，向当地转移资产，这样促使外国的主管机关，对他在本国采取法律行动。
蒋谦已经获得枫叶卡，可以在加拿大合法居留，这是本案最大的难点。在类似这种情况的多起追逃案件中，异地追诉这一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腐败分子外逃难免涉及移民欺诈和洗钱等行为，在许多国家都是重罪，提供扎实的证据，所在国就可以对其拘捕并起诉，一旦罪名成立，其合法身份就会被吊销，进而可以提请非法移民遣返。按照这一路径，工作组向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加拿大皇家骑警提交了蒋谦涉嫌移民欺诈和洗钱的证据，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靳猛（公安部经侦局工作人员）：促使加方愿意配合我们，把蒋谦的枫叶卡吊销了，然后还给他签发了拘捕令。他没有一个合法的居留身份，这个其实也是为加方下一步如果决定对他作出遣返的话，是一个铺垫。
这对蒋谦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蒋谦还清楚地记得，得知被加拿大通缉的消息后，在住处的厕所里看到一辆警车时的心情。
蒋谦：从厕所里面看警车过来了，停在对面，还不是停在我这里，我就在里面正好看到了，几十分钟，快一个小时。就是要看着那个警车，看到它走，我才安心。
蒋谦当时钱也快花完了，要生活要吃饭，担惊受怕也得出去找工作。但没有枫叶卡也无法合法工作，只能做一些不需要合同的短期体力活儿。夏洛特敦市的一个特点是一年有六个月漫长的冬季，经常下大雪，很多家庭需要雇人铲雪。蒋谦赖以生存主要就靠这样一份工作。
蒋谦：半米的雪，八点半上班，你六点多钟你就要把雪铲出来。你又没有铲雪设备，就是凭一些原始的设备的话，（半夜）两三点就要开始铲，没吃过苦的人，吃了这么多苦，也有点受不了。
铲雪的收入一季度只有三百加元，蒋谦只能数着有限的钞票维持着生活。面条价格便宜，两块多钱能买两公斤，蒋谦就每天吃面条度日。
蒋谦：完全就是行尸走肉嘛，看不到希望了，我自己绝望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反正就是活着呗，像猫一样，狗一样，猪一样，你就是活着。
在这种绝望的生活当中，蒋谦产生了回国自首的念头。他通过中间人联系了追逃工作组，表示愿意回国自首，希望能获得从宽处理。工作组把相关政策详细作了解释，劝他早日作出正确选择。
张家洪（湖北省纪委常委 省追逃办主任）：对他的承诺，都是要严格符合法律的规定的。我要遣返你，从法律上，你是逃脱不了的。所以，你长痛不如短痛，不如争取主动。
收到工作组的反馈后，蒋谦反复比较，也觉得在加拿大过这种苦日子，不如回国去面对该承担的责任。
蒋谦：他的话是对的，你无非是晚几年回来，这么大的力度下，晚几年回，我这几年在国外也不是享福啊，也像活死人一样，我干吗不回去解决问题呢。
2016年9月22日，蒋谦终于从加拿大回国自首。中加两国的执法合作，让他在加拿大举步维艰，是他最终作出这一决定背后的根本原因。
2018年8月23日，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境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发出的督促投案自首公告，也是监察体制改革后，国家监委与其他部门第一次联合发布此类公告，再次明确正告外逃人员，只有主动认罪服法、争取宽大处理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腊翊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国家监委成立之后，又发布了五部委的公告，我们就是要持续地发出这种强烈的信号，就是腐败分子不追回来，人民不答应，我们也绝不会停止。
中国与各国密切合作的过程中，也从法律威慑、政策感召等各方面综合施策，促使外逃人员下决心主动回国自首。2017年，有一名外逃到加勒比地区未建交国的“百名红通人员”，就是通过劝返主动回国投案的。
任标，“百名红通人员”第92号，原江苏大罗能源物资有限公司等单位实际控制人，和妻子涉嫌骗取巨额银行贷款和其它社会资金，2014年1月，任标携妻子和儿子，一家三口踏上逃亡之路。他们的外逃之路并不轻松，半年的时间辗转越南、柬埔寨、英国，最终到达加勒比海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甚至逃亡途中还遭遇了他不曾预想的危险。
圣基茨和尼维斯是加勒比地区的一个岛国，和中国尚未建交。不过，2017年，中国追逃工作组历经曲折，得到了圣尼官方许可，两次进入圣尼开展工作，最终从这里将任标成功劝返回国。本次摄制组也经圣尼许可前往拍摄，并邀请了当时工作组成员之一陆张键同行，为我们实地介绍当时的情况。
陆张键（江苏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它整个岛非常小，坐车环岛转一圈的话，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它总共面积也就是267平方公里。人口也不多，大概五万多人。
由于国土面积和环境因素，圣尼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它和这个地区不少岛国一样，设立有投资移民项目。项目本意是吸引投资，提升国民经济，但一些怀有不法目的的人却利用这个项目来获取海外身份。任标早年间就花钱为一家人获得了圣尼国籍。
任标（“百名红通人员”第92号）：我是2014年的1月23日离开中国的，我到圣尼已经是7月份了，辗转了几个国家，当然这里面是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
任标虽然获得了圣尼国籍，但他觉得圣尼环境不熟悉，最初外逃时，他并不想把圣尼作为首选目的地。早先他想到的外逃方式是偷渡，目的地是发达国家。他找的偷渡集团也承诺帮助他逃亡，还能帮他搞到某发达国家的合法身份。2014年1月，任标一家三口听从偷渡集团安排，跟随他们的人从广西边境非法越境到了越南，然后又从越南到柬埔寨。但在柬埔寨呆了好几个月，偷渡集团许下的帮他搞到发达国家身份的承诺迟迟没有兑现，还以需要打点为由，向他要走了不少钱，任标一家渐渐感到了某种危险的气息。
任标：就开始感觉到情况有点不正常和不对劲。这个事情他没有能力落实，或者说他本来其实就不准备帮你落实，他的目的只是为了钱，等到条件成熟，可能甚至会做一些更恶劣的事情。
任标外逃三个月后，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了红色通缉令。这个消息公布后，任标感觉到偷渡集团有些后悔卷入其中，想要将他们灭口。
任标：他们也知道我上了名单。所以我相信他们是一定有想法，想要把我们人处理掉的。因为我们国家对我可能会（追逃）力度比较大。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风险。
郑群群（任标妻子）：让我们去菲律宾，然后在海上，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你要在海上要四五天。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任标下决心摆脱偷渡集团，一家三口自己上路，启用当年准备的圣尼护照，途经英国最终抵达圣尼安顿下来。
陆张键：这个是任标在圣基茨的时候，所租住的一个小区。租金也比较高，那么实际上他在这么一个岛国，他的生存也是非常艰难的，生存压力很大。
任标出逃时有一定资金准备，但不足以支撑长期生活。圣尼的商品几乎全靠海外进口，又是旅游国家，房租、物价等各种消费非常高昂，如果一家人想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他的资金并不充足。
任标：第一个文化不同。第二个，朋友相对比较少。最大的问题是，它是一个旅游国家，消费水平比较高。长期在那边居住，对小孩的成长也不利。也就是在那边过渡个几年，必须要作下一步打算。
孩子的教育是任标夫妻心里的一个大问题。他们将孩子送到了当地初中，但圣尼本岛教育资源有限，如果将来想让他接受好的大学教育，需要去别的国家，也需要资金。任标和国内一些亲属和关系人取得了联系，让他们帮自己筹集资金。他的这一动向很快被追逃工作组发现，暴露了自己的所在地，工作组立即采取措施切断了他的一切资金来源。
刘月科（江苏省南京市纪委书记 监委代主任 时任江苏省追逃办主任）：人逃到境外，工作基础都在境内。境内的社会关系摸清楚，第二个要挤压他在国外的生存的空间，第三个切断他的境内的一些联系，一旦没有国内的资金给他的输送，他的生存是困难的。
任标到圣尼不到一年，2015年4月，“百名红通”向全球公布。此后，2017年4月，中央追逃办又发布了《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通报了22名未归案“百名红通人员”藏匿线索，2017年6月再次以公告的形式，曝光50名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其中包括“百名红通人员”32名，任标都名列其中，他所在的具体国家和住址也被曝光。虽然圣尼尚未与中国建交，但这些信息的发布，在圣尼一样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任标：心里这边压力呢（很大），我的这个照片是三天两头在网上和报纸上面，因为那段时间是比较公开化的，所有人都认识我。
任标夫妻二人的父母都在国内，他们外逃后，四位老人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些起初他们来不及多想的问题，到了海外之后，都开始困扰他们的内心。
任标：家里有四个老人，自己良心上面，和自己的心理压力方面，始终背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种种因素，让任标夫妻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任标通过一个中间人，主动和国内追逃工作组取得了联系，试探性地表达有自首的想法，但是，他自首提出了一些条件，工作组不可能接受。这时候，追逃工作出现了一个转机。2016年2月，“百名红通”中的付耀波、张清曌两人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被抓捕回国，圣格也在加勒比地区，也尚未与中国建交，但中国通过加勒比地区的另一个国家格林纳达居中协调，最终圣格同意追逃工作组入境进行抓捕。中央追逃办决定，尝试通过同样路径抓捕或遣返任标。中国向格林纳达再次提请协助，格方表示愿意出面给圣尼做工作，并认为此案不仅关乎一国如何保障投资移民项目不被非法利用，是关乎整个加勒比地区的问题。
塔法瓦·皮埃尔（格林纳达金融犯罪调查局局长）：本案有可能会严重影响到这个项目，因为如你们所知，这个项目是一个合法项目，并不是用来为逃犯提供帮助的，我认为这应该是整个加勒比地区无言的共识。
现任格林纳达外交部长的彼得·戴维先生，当时职务是参议员，他和圣尼进行了很多沟通。格林纳达到圣尼的航班中途要经停几个岛国，每次飞行需要八个小时，但戴维先生不辞辛苦多次亲自前往，他也认为推动此案意义重大。
彼得·戴维（格林纳达外交部部长）：很高兴看到习主席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有利于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消除腐败现象，并确保逃犯不再将格林纳达等加勒比地区国家当作避罪天堂。我们这么做不仅是在帮助中国，中国进行的反腐败战斗，也是我们自己的战斗。
欧渤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时任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星期之内，我印象中是跑了三次是几次圣基茨。他说这已经是我的战斗了，他英文他说，我要打这一仗。然后他说，你知道么大使，我这一生中，最恨输掉一场战斗。
经格林纳达大力推动，圣尼方面表示同意进行合作。然而，中国派出工作组到格林纳达之后，却等了近一个月迟迟得不到圣尼入境许可。经过反复做工作，圣尼最终许可中方派两名工作人员入境，但入境后各部门都避而不见，等了一个星期毫无进展，工作组只能先撤回格林纳达再次会商。
欧渤芊：后来我们跟工作组就商量，说不对，这个情况不对，不正常，反贪污腐败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我说你在这个问题上拒不合作，完全没有道理。
很快，其中原因变得清晰起来。圣尼媒体也关注到这一事件，并报道任标在圣尼结交了某位权势人物作为保护伞，因此得到庇护。报道在圣尼乃至加勒比地区引发了很大反响，舆论沸沸扬扬。
葛夕芳（江苏省监委委员）：当地媒体的报道，他是怎么生存的，他的保护伞在哪里。所以他的一些官员在那里，不断地要洗白自己，和他没关系，和红通人员没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一件让任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里是圣尼岛上唯一的监狱兼看守所，位置就在总警署旁边。2017年5月的一天，圣尼警方忽然搜查了任标的住所，并将他们夫妻两人拘捕，带到看守所讯问。
任标：我和我夫人，被他们扣留了72个小时。当时破门而入的时候，这种是像反恐一样的，大概八个持枪的，冲锋枪。原来我认为在圣尼肯定是安全的，只要我想留在那边的话，肯定是受到保护的。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个对我来说是我始料不及的。
任标被保释的第二天就再次主动联系了追逃工作组，表示自己有诚意回国自首。他提出，希望工作组到圣尼进行面谈。
要再次进入圣尼，还需要再次得到圣尼官方许可，工作组决定把前方工作基地设在安提瓜和巴布达，这是距离圣尼最近的一个加勒比岛国，一旦获得许可，能第一时间前往圣尼开展工作。安巴和中国也有良好的外交关系，经驻安巴大使馆和安巴方面协商，安巴也协助中国和圣尼进行了沟通。
王宪民（中国驻安提瓜和巴布达大使）：通过不同的渠道，我们也知会圣尼方面，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又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有义务履行国际法多边合作的这种责任。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成为犯罪分子的避罪天堂。
而在格林纳达，当时中国新一任大使到任，也继续接力推动此案。2017年7月，加勒比共同体在格林纳达召开峰会，各国首脑都来参会，大使借此机会再次表达了中方的立场和诉求。
赵永琛（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正好我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所以我就借助这个机会，直接就跟任标藏匿的所在国的政府首脑，有关人士直接接触，提醒他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打击跨国犯罪公约，支持我们中国反腐追逃工作。
多方不懈推动下，圣尼终于同意工作组再次入境，和任标直接接触。双方第一次见面约在海边一座半露天的餐厅，这是经过精心选择双方认可的地点。它既属于公共场所，下午时间没有客人，也能保证谈话的环境和私密性。
陆张键：我们两个工作人员，和任标夫妇，就是坐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我印象是下午三点多到的，一直谈到天黑。
任标：他们的风格是明确的，是说到做到的人。必须让我要回去，这个态度是很坚定的，看得出来。
第一次劝返谈话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工作组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劝告，其实已经让任标夫妻有所触动。
郑群群：先讲国内的政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家里人的担心，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以后的（上学）。你既然犯了错，还是必须要回去面对，他就是从各个方面都帮你剖析了，然后都讲给你听。
任标夫妻经过商议，主动建议工作组到他们所在的小区租房居住，方便随时交谈。
陆张键：我们工作组就住在这个位置。我们想要谈了，或者是他要想跟我们谈了，有的时候一天都会有好几场。
孙英（江苏省无锡市纪委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他尽可能就像做生意，压得越低越好，跟你谈价格。那你必须要付出代价，这个不能讨价还价。
一个多星期下来，经过几十场密集的谈话，工作组决定给出一个接受劝返的最后期限。
陆张键：我们讲如果你再不同意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就准备返程就回去了，不跟你谈了。我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通过各种途径，来将他绳之以法。那么将来你有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个更严厉的法律处罚，他说不谈就不谈。
工作组决定第二天返回安巴，继续致力于推动遣返。但任标回到自己住所，其实一夜没能入睡。
任标：在我这件事情上面，我能感受到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其实他们已经作好了我不回国的打算。错过了这种机会，以后可能没有了。
陆张键：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很早就跟我们联系了，说昨天晚上，他跟他妻子两个人商量了一晚上，愿意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新闻资料：任标乘坐的CA876航班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我国公安执法人员将其带下飞机。
2017年7月29日，任标终于回国投案。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回到了中国。虽然要接受法律惩处，但他们都感到接受劝返的决定是正确的。
任标：我儿子也是希望能够早点把事情了掉。包括现在回国以后，他其实也是比较开心的。
郑群群：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说老实话，那三年过的日子，精神上面，压力太大，你让我现在再想起来那种日子，我真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
对任标的成功劝返，和之前对付耀波、张清曌的抓捕，都离不开多个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两次成功的合作，也增进着彼此的联系和交流，推动和强化了各方建立反腐败合作长效机制的意愿。
彼得·戴维：我们深信反腐败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联合国的问题、美洲国家组织的问题、加勒比共同体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召开一次会议，召集这一地区的所有相关人员，前来推动相关机制的制定。
这一计划如今已经变成现实。2018年9月，中国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反腐败执法合作会议在格林纳达举行，加勒比地区11个国家高层代表出席会议，与中国围绕反腐败合作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各方坚持对腐败零容忍，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现有区域和国际反腐败承诺，秉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执法合作。这对于中国与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反腐败合作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海外拓展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的同时，中国国内相关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规定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可以缺席审判，从而确认海外在逃腐败分子的罪犯身份，为开展国际反腐败合作、拘捕在逃罪犯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追逃追赃成果不断扩大，但依然任重道远。国际追逃追赃涉及立法、司法、执法等方方面面，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客观上增加了追逃追赃的困难。有一些复杂的个案，一个案件就涉及十多个国家，需要面对多个法律框架、运用多种合作模式，极具挑战性。“百名红通”位列前五的追逃对象当中，唯一一个至今尚未归案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案件。
周从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工作人员）：这个案子是我开展办理追逃案件以来我见过最狡猾的狐狸，人家说是狐狸狡猾到狡兔三窟，他是狡兔十三窟。
乔建军，“百名红通人员”第3号，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仓库原主任，涉嫌侵吞挪用过亿元人民币巨额粮款，2011年11月逃往美国，而随后发现，他已多年费尽心机，精心设计，逃亡或资产转移的国家和地区，涉及亚洲的中国香港、新加坡；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圣基茨和尼维斯、荷属圣马丁岛、欧洲的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列支敦士登、塞浦路斯、瑞典。
2018年8月，瑞典多家媒体报道，一名中国“百名红通”嫌犯在瑞典被拘捕。瑞典国家反腐败局高级检察官约尔茨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此人在瑞典也涉嫌经济犯罪，已对其展开调查。这名嫌犯正是乔建军。
乔建军是在2018年6月25日，瑞典根据中国提供的线索和请求，在斯德哥尔摩将他拘捕的，此时距离他出逃已近7年。落网的那天，乔建军竟然一夜白头。
周从远：满头白发。真的是跟雪一样。一夜之间熬白了头，这就说明他进来之后，实际上对他个人的心理上有极大的冲击。
从照片看，很难想象这是同一个人。目前我们无从得知。一夜白头的那一晚他都想了些什么，不过，回溯7年的追逃曲折，了解他之前的苦心经营，或许我们更能够想象他落网时的心情。
七年前，乔建军逃亡的第一站是美国。这是一次早就周密策划的出逃。出逃前几年，乔建军和前妻赵世兰、还有两个孩子都已经偷偷办好了美国绿卡。赵世兰和乔建军虽已离婚，但有大量共同利益，乔建军向海外转移的不少资产在她的名下，美国绿卡也是她协助乔建军用欺骗手段取得的。
李剑（河南省周口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伪造了一个原来他俩结婚那个时间的结婚证，虚假的结婚证获得了美国的移民资格，其实乔建军和赵世兰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不存在的，所以从婚姻关系上他也是欺骗了美国。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是微软、亚马逊等著名企业所在地，经济发达，气候温和，曾被评为全美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
在西雅图，赵世兰名下就有两套房产，她和乔建军当年正是通过购买房产办理的投资移民，谎称资金来自合法收入，但实际是乔建军贪污得来。多年来，他们转到海外的赃款已经发现的就有过亿元人民币。
周从远：他陆续地把这些钱通过跟别人的共谋然后贪污，再通过地下钱庄“对敲”的方式转移到境外。他有充分的资金准备，这样为他以后在境外的生活，包括聘请律师，利用法律手段来对抗调查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纽约法拉盛区是一个华人聚居区，在这个区繁华地带的这幢商住楼盘顶层，也有一套赵世兰名下的公寓。仅在美国境内，目前已发现乔建军和赵世兰购置了四套房产和三处商业地产，而乔建军的资产远远不止在美国一国。
周从远：我们已经发现的他流窜过的国家和地区就有十三个，而且在每个国家和地区他都会做投资，有房地产、餐饮、酒店、旅游、度假村、农场等等。
除了资产转移，乔建军还给自己准备了不止一个假身份。他不仅持有美国绿卡，还用李峰这个假名，获取了加勒比地区的圣基茨和尼维斯护照。他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账户和投资，都是隐藏在李峰这个假身份背后来进行。
周从远：他以李峰的名义在圣基茨和尼维斯做了投资移民，巴拿马也做了投资买了别墅，还在塞浦路斯也做了投资，都是希望能获取当地的身份。
2011年乔建军外逃不久，中国就和美国就此案展开司法合作。中方选择的路径，是采用异地追诉的方法，推动美方以移民欺诈和洗钱罪起诉乔建军、赵世兰。由于他们的资产转移路线错综复杂，极为隐蔽，中美双方法律体系和证据标准又有很大差异，合作调查和确认证据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但不论花费多大的精力，中方都决心不能让乔建军逍遥法外。
王自成（河南省周口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周口相对来说是欠发达的一个地区。乔建军涉嫌贪污，这个数字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能让他贪污了国内的钱跑到外国又享福，逍遥法外。
中美双方前后进行了25次磋商，美方应邀3次到河南周口听取案情，面见证人43人，在扎实的证据面前，美方于2014年对乔建军和赵世兰提起刑事诉讼。2015年，赵世兰在美国被捕，但乔建军2012年就已经又逃往其他国家。美方首先对赵世兰案进行了审理。
周从远：乔建军案子性质非常的恶劣，他贪污，一个是金额巨大，第二它是国家收购农民的收粮款，你想这个性质放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美国也是有大量的农民，它都很清楚，全世界任何的地方大家都会深感痛恶，所以对这个案子双方都是秉持一种公平正义的态度。
赵世兰起初寄望于律师能帮自己脱罪，但经过多次审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她现在已经认罪。案件审结后，她将被判入狱，在美国的多套房产将被没收。由于该案需要等乔建军落网后一并审结，美国也在全球通缉乔建军。
王自成：美国在世界上也给他发了一个国际刑警红通，中国发的也有，两个国家共同努力。
中美联手展开追查，发现乔建军离开美国后逃往了加勒比地区，但并没有一直停留在他持有护照的圣基茨和尼维斯，而是曾在多个岛国出现。曾经一度发现他在巴拿马的踪迹，经协商巴拿马同意协助抓捕，但在行动之前，乔建军已经先一步离开。等到再次发现乔建军踪迹时，他是出现在欧洲的奥地利，中美双方联合前往奥地利协商抓捕事宜，但乔建军再一次在抓捕行动前离开了奥地利。他在多国之间不断逃窜的做法，给抓捕带来了极大困难。
周从远：每次都是发现了他大概在某个国家但是又找不到具体位置，后来他就窜逃了，这是最难的。
追逃的同时，追赃也在同步进行。随着中美联手展开调查，乔建军越来越多的海外资产浮出水面，发现一笔就冻结一笔，到目前冻结的乔建军资产已经有过亿元人民币。中国就此案已经和近20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合作，美洲、欧洲、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他的资产进行调查和追缴。
周从远：我们是全球布局，美国在办这个案子，新加坡也在办，瑞典也在办，瑞士也在办，列支敦士登也在办，在我们的推动下，这么多国家都在对他的这个资产进行追缴。
乔建军想要在全球多地为自己准备避风港，他没有想到，最终是为自己引来了全球联合追逃。虽然各国之间有各种差异和障碍，但只要都抱着对腐败犯罪零容忍的态度，总能找到合作的办法。当越来越多国家都加入对他的追查，他的落网只是时间问题。终于，有线索显示乔建军在瑞典，这一次，他没能再侥幸逃脱。
两张照片，浓缩了乔建军7年的逃亡生活。虽然他在十多个国家置办了资产，但这7年，他并没能安稳地享受其中任何一处。
周从远：他所做的那么多的布局，买了那么多国家的房子，外逃是一直在路上，我们追逃也是一直在路上，一刻没停。
中国与瑞典之间还没有引渡条约，但是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之间，也可以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基于外交互惠原则开展引渡合作。目前中国已经向瑞典提出引渡请求，瑞方正在进行相关调查。中国有决心和信心最终让乔建军回到中国的土地上，面对法律的公正审判。
周从远：如果这个案子成功办下来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一种案例。这个案子最大特点是我们全球的追逃，全球合作，因为反腐败成为国际社会一个共识了，没有哪个国家会为了腐败而影响了自己国家的声誉和利益。
当不同国家在反腐败的共识下携手合作，腐败犯罪嫌疑人就算逃出国门，也无法再逍遥法外。2018年11月14日，经中美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协作，涉嫌职务侵占犯罪的红通人员郑泉官，在外逃美国3年后被强制遣返回国。2018年11月30日，红通人员姚锦旗在外逃13年后被从保加利亚引渡回国。姚锦旗原来是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副县长，涉嫌受贿罪外逃，13年里先后逃亡古巴、多米尼加、哥伦比亚、菲律宾、保加利亚，最终还是在保加利亚落网，在中保两国通力合作下，从他落网到最终被引渡回中国，只用了44天。这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的成功引渡第一案，也是中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职务犯罪嫌疑人。2018年12月14日凌晨4点，一架由新西兰飞来的航班在夜幕中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涉嫌贪污犯罪、外逃新西兰11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蒋雷乘坐这个航班，回国投案自首。2018年12月28日，又一名“百名红通人员”，外逃13年的中国轻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原财务人员王清伟回国投案，随着他的投案，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56人。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场攻坚战、持久战，讲究的是毅力、考验的是决心。党的十九大再次明确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方向，“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承诺，展现出党中央坚定的决心和鲜明的态度，只要尚有一人在逃，追逃追赃工作就永不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