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通缉》第四集《携手》:一家三口外逃 险遭偷渡集团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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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1个经济体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100多位代表齐聚在曼谷,围绕腐败资产追缴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中国是本次会议的主办方之一。近几年,中国已经与联合国、G20、亚太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或联合举办了十多次这样的国际会议,探讨反腐败合作各方面的问题。

瓦尔德米尔·科津(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官员):在这样的会议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参与者们可以彼此了解,开始建立互信,并且更好地理解对方国家的需求是什么。我们感激中方的工作,很荣幸能和中方共事,我们将全力支持中方对此所作的努力。

谢尔温·马克莱西(世界银行官员):类似这样的研讨会是非常重要的,参会者可以互相见面,讨论观点,分享经验和各国做法。我们需要合作解决问题,不能单打独斗,而是要互相支持。

国际追逃追赃需要跨国合作,但是各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不同,法律体系、司法制度、执法机制也有很大区别,为实际操作带来诸多挑战和难题。如何解决难题,增进合作,对世界各国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中国在致力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这些难题,也在探索着解决的方案。近几年,中国综合运用引渡、遣返、劝返、异地追诉等多种方式,追回了一大批外逃腐败分子,也就此和多个国家建立了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蒋谦,“百名红通人员”第65号,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原部长,涉嫌贪污和滥用职权罪,2011年11月逃往加拿大。此前他在2008年就办理投资移民,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留身份,也就是俗称的枫叶卡,这无疑为追逃增加了难度。然而,2016年9月22日,蒋谦最终选择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中加两国执法合作的努力。

夏洛特敦市是加拿大最小的省:爱德华王子岛的首府,它也是加拿大最初建国的地方。这里城市面积不大,人口不多,既有悠久的历史古迹,也有不错的自然风光,非常宜居。让人很难想象的是,蒋谦外逃到这座城市后,竟然陷入了连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境地。

蒋谦(“百名红通人员”第65号):我吃面条吃一年多,没有油,就一点水,下点面,肚子怎么填得饱呢,当时是饱了,只能这样说。

这也是蒋谦自己起初绝对没有想到的。他在武汉城市排水公司任职期间,负责武汉市一个污水处理厂拆迁项目,和人合谋虚构拆迁内容,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获利1400多万元。他自知一旦暴露后果严重,因此2008年就和妻子办理了加拿大投资移民。

蒋谦:这个钱挣得觉得有点心里慌吧还是,给自己留点退路吧。有很多人就是说在国内出了事之后,到了国外就没事了。

案发后,虽然蒋谦逃往了加拿大,但资产未能全部转移到海外,追逃工作组迅速冻结了他的所有资产。

万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把他当时的1200多万全部扣押了。实际上他大部分的钱是没有卷到国外去的,第二个,我们通过侦查,就发现了他有一个500多万的股票的账号,发现了他在国外还是在炒股,包括他这个股票账户,都给他最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经济来源被斩断后,蒋谦夫妻在当地必须谋生,而蒋谦不会英语,很难找到工作。经济上的压力加上被通缉的惶恐,让夫妻之间开始产生矛盾。

蒋谦:她为我的事,她自己父母也几年没见,这也是事实。我没见(父母),那是我自己做事做错了,那你应该受这个惩罚,她不存在啊。时间一长,也确实有些问题吧。

蒋谦当时希望时间一长案子或许会被淡忘,然而事实和他所希望的正好相反。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追逃追赃工作,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首先是他国内的资产被正式没收。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写入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2015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蒋谦违法所得的1400余万元款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黄风(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可以进行缺席审判。那有关当事人,如果缺席,就是自愿逃避,那实际上他是放弃了权利。这个制度你作出判决以后,我就可以执行,然后我也可以拿着这个判决,请外国来承认和执行。

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发布司法解释,对该程序适用范围作了明确解释。这一制度的完善,为没收外逃腐败分子违法所得提供了法律依据,至今已有多个案例通过这一制度追回了大量赃款,蒋谦案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对蒋谦的追逃也进一步加强,2015年他被列入“百名红通”。

蒋谦:红通名单出来以后,就知道彻底没希望,彻底没前途了,这个是引起家庭矛盾很大的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分居了。

蒋谦从家里搬了出去,在当地一户人家租了一间地下室,独自躲藏起来,尽可能少和人接触。

蒋谦:我那个房间只有七个平方吧。觉得自己就是在坐牢吧。在国内坐牢有武警,我在那儿坐牢就自己坐自己的牢。

而“百名红通”的发布,只是追逃行动的第一步。2016年初,蒋谦案被列入中加第一次反腐败追逃工作组会议重点案件,同年8月被作为重点合作项目之一在中加高层次执法合作会谈上提出。工作组的下一步计划,是通过两国司法合作,吊销蒋谦的合法身份。

黄风:这几年摸索的方法,就是通过异地追诉,向有关国家提供证据材料证明,这个外逃人员,在获得身份的时候,他采取了欺诈手段,采取其它的一些违法手段,向当地转移资产,这样促使外国的主管机关,对他在本国采取法律行动。

蒋谦已经获得枫叶卡,可以在加拿大合法居留,这是本案最大的难点。在类似这种情况的多起追逃案件中,异地追诉这一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腐败分子外逃难免涉及移民欺诈和洗钱等行为,在许多国家都是重罪,提供扎实的证据,所在国就可以对其拘捕并起诉,一旦罪名成立,其合法身份就会被吊销,进而可以提请非法移民遣返。按照这一路径,工作组向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加拿大皇家骑警提交了蒋谦涉嫌移民欺诈和洗钱的证据,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靳猛(公安部经侦局工作人员):促使加方愿意配合我们,把蒋谦的枫叶卡吊销了,然后还给他签发了拘捕令。他没有一个合法的居留身份,这个其实也是为加方下一步如果决定对他作出遣返的话,是一个铺垫。

这对蒋谦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蒋谦还清楚地记得,得知被加拿大通缉的消息后,在住处的厕所里看到一辆警车时的心情。

蒋谦:从厕所里面看警车过来了,停在对面,还不是停在我这里,我就在里面正好看到了,几十分钟,快一个小时。就是要看着那个警车,看到它走,我才安心。

蒋谦当时钱也快花完了,要生活要吃饭,担惊受怕也得出去找工作。但没有枫叶卡也无法合法工作,只能做一些不需要合同的短期体力活儿。夏洛特敦市的一个特点是一年有六个月漫长的冬季,经常下大雪,很多家庭需要雇人铲雪。蒋谦赖以生存主要就靠这样一份工作。

蒋谦:半米的雪,八点半上班,你六点多钟你就要把雪铲出来。你又没有铲雪设备,就是凭一些原始的设备的话,(半夜)两三点就要开始铲,没吃过苦的人,吃了这么多苦,也有点受不了。

铲雪的收入一季度只有三百加元,蒋谦只能数着有限的钞票维持着生活。面条价格便宜,两块多钱能买两公斤,蒋谦就每天吃面条度日。

蒋谦:完全就是行尸走肉嘛,看不到希望了,我自己绝望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反正就是活着呗,像猫一样,狗一样,猪一样,你就是活着。

在这种绝望的生活当中,蒋谦产生了回国自首的念头。他通过中间人联系了追逃工作组,表示愿意回国自首,希望能获得从宽处理。工作组把相关政策详细作了解释,劝他早日作出正确选择。

张家洪(湖北省纪委常委 省追逃办主任):对他的承诺,都是要严格符合法律的规定的。我要遣返你,从法律上,你是逃脱不了的。所以,你长痛不如短痛,不如争取主动。

收到工作组的反馈后,蒋谦反复比较,也觉得在加拿大过这种苦日子,不如回国去面对该承担的责任。

蒋谦:他的话是对的,你无非是晚几年回来,这么大的力度下,晚几年回,我这几年在国外也不是享福啊,也像活死人一样,我干吗不回去解决问题呢。

2016年9月22日,蒋谦终于从加拿大回国自首。中加两国的执法合作,让他在加拿大举步维艰,是他最终作出这一决定背后的根本原因。

2018年8月23日,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境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发出的督促投案自首公告,也是监察体制改革后,国家监委与其他部门第一次联合发布此类公告,再次明确正告外逃人员,只有主动认罪服法、争取宽大处理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腊翊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国家监委成立之后,又发布了五部委的公告,我们就是要持续地发出这种强烈的信号,就是腐败分子不追回来,人民不答应,我们也绝不会停止。

中国与各国密切合作的过程中,也从法律威慑、政策感召等各方面综合施策,促使外逃人员下决心主动回国自首。2017年,有一名外逃到加勒比地区未建交国的“百名红通人员”,就是通过劝返主动回国投案的。

任标,“百名红通人员”第92号,原江苏大罗能源物资有限公司等单位实际控制人,和妻子涉嫌骗取巨额银行贷款和其它社会资金,2014年1月,任标携妻子和儿子,一家三口踏上逃亡之路。他们的外逃之路并不轻松,半年的时间辗转越南、柬埔寨、英国,最终到达加勒比海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甚至逃亡途中还遭遇了他不曾预想的危险。

圣基茨和尼维斯是加勒比地区的一个岛国,和中国尚未建交。不过,2017年,中国追逃工作组历经曲折,得到了圣尼官方许可,两次进入圣尼开展工作,最终从这里将任标成功劝返回国。本次摄制组也经圣尼许可前往拍摄,并邀请了当时工作组成员之一陆张键同行,为我们实地介绍当时的情况。

陆张键(江苏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它整个岛非常小,坐车环岛转一圈的话,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它总共面积也就是267平方公里。人口也不多,大概五万多人。

由于国土面积和环境因素,圣尼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它和这个地区不少岛国一样,设立有投资移民项目。项目本意是吸引投资,提升国民经济,但一些怀有不法目的的人却利用这个项目来获取海外身份。任标早年间就花钱为一家人获得了圣尼国籍。

任标(“百名红通人员”第92号):我是2014年的1月23日离开中国的,我到圣尼已经是7月份了,辗转了几个国家,当然这里面是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

任标虽然获得了圣尼国籍,但他觉得圣尼环境不熟悉,最初外逃时,他并不想把圣尼作为首选目的地。早先他想到的外逃方式是偷渡,目的地是发达国家。他找的偷渡集团也承诺帮助他逃亡,还能帮他搞到某发达国家的合法身份。2014年1月,任标一家三口听从偷渡集团安排,跟随他们的人从广西边境非法越境到了越南,然后又从越南到柬埔寨。但在柬埔寨呆了好几个月,偷渡集团许下的帮他搞到发达国家身份的承诺迟迟没有兑现,还以需要打点为由,向他要走了不少钱,任标一家渐渐感到了某种危险的气息。

任标:就开始感觉到情况有点不正常和不对劲。这个事情他没有能力落实,或者说他本来其实就不准备帮你落实,他的目的只是为了钱,等到条件成熟,可能甚至会做一些更恶劣的事情。

任标外逃三个月后,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了红色通缉令。这个消息公布后,任标感觉到偷渡集团有些后悔卷入其中,想要将他们灭口。

任标:他们也知道我上了名单。所以我相信他们是一定有想法,想要把我们人处理掉的。因为我们国家对我可能会(追逃)力度比较大。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风险。

郑群群(任标妻子):让我们去菲律宾,然后在海上,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你要在海上要四五天。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任标下决心摆脱偷渡集团,一家三口自己上路,启用当年准备的圣尼护照,途经英国最终抵达圣尼安顿下来。

陆张键:这个是任标在圣基茨的时候,所租住的一个小区。租金也比较高,那么实际上他在这么一个岛国,他的生存也是非常艰难的,生存压力很大。

任标出逃时有一定资金准备,但不足以支撑长期生活。圣尼的商品几乎全靠海外进口,又是旅游国家,房租、物价等各种消费非常高昂,如果一家人想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他的资金并不充足。

任标:第一个文化不同。第二个,朋友相对比较少。最大的问题是,它是一个旅游国家,消费水平比较高。长期在那边居住,对小孩的成长也不利。也就是在那边过渡个几年,必须要作下一步打算。

孩子的教育是任标夫妻心里的一个大问题。他们将孩子送到了当地初中,但圣尼本岛教育资源有限,如果将来想让他接受好的大学教育,需要去别的国家,也需要资金。任标和国内一些亲属和关系人取得了联系,让他们帮自己筹集资金。他的这一动向很快被追逃工作组发现,暴露了自己的所在地,工作组立即采取措施切断了他的一切资金来源。

刘月科(江苏省南京市纪委书记 监委代主任 时任江苏省追逃办主任):人逃到境外,工作基础都在境内。境内的社会关系摸清楚,第二个要挤压他在国外的生存的空间,第三个切断他的境内的一些联系,一旦没有国内的资金给他的输送,他的生存是困难的。

任标到圣尼不到一年,2015年4月,“百名红通”向全球公布。此后,2017年4月,中央追逃办又发布了《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通报了22名未归案“百名红通人员”藏匿线索,2017年6月再次以公告的形式,曝光50名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其中包括“百名红通人员”32名,任标都名列其中,他所在的具体国家和住址也被曝光。虽然圣尼尚未与中国建交,但这些信息的发布,在圣尼一样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任标:心里这边压力呢(很大),我的这个照片是三天两头在网上和报纸上面,因为那段时间是比较公开化的,所有人都认识我。

任标夫妻二人的父母都在国内,他们外逃后,四位老人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些起初他们来不及多想的问题,到了海外之后,都开始困扰他们的内心。

任标:家里有四个老人,自己良心上面,和自己的心理压力方面,始终背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种种因素,让任标夫妻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任标通过一个中间人,主动和国内追逃工作组取得了联系,试探性地表达有自首的想法,但是,他自首提出了一些条件,工作组不可能接受。这时候,追逃工作出现了一个转机。2016年2月,“百名红通”中的付耀波、张清曌两人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被抓捕回国,圣格也在加勒比地区,也尚未与中国建交,但中国通过加勒比地区的另一个国家格林纳达居中协调,最终圣格同意追逃工作组入境进行抓捕。中央追逃办决定,尝试通过同样路径抓捕或遣返任标。中国向格林纳达再次提请协助,格方表示愿意出面给圣尼做工作,并认为此案不仅关乎一国如何保障投资移民项目不被非法利用,是关乎整个加勒比地区的问题。

塔法瓦·皮埃尔(格林纳达金融犯罪调查局局长):本案有可能会严重影响到这个项目,因为如你们所知,这个项目是一个合法项目,并不是用来为逃犯提供帮助的,我认为这应该是整个加勒比地区无言的共识。

现任格林纳达外交部长的彼得·戴维先生,当时职务是参议员,他和圣尼进行了很多沟通。格林纳达到圣尼的航班中途要经停几个岛国,每次飞行需要八个小时,但戴维先生不辞辛苦多次亲自前往,他也认为推动此案意义重大。

彼得·戴维(格林纳达外交部部长):很高兴看到习主席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有利于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消除腐败现象,并确保逃犯不再将格林纳达等加勒比地区国家当作避罪天堂。我们这么做不仅是在帮助中国,中国进行的反腐败战斗,也是我们自己的战斗。

欧渤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时任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星期之内,我印象中是跑了三次是几次圣基茨。他说这已经是我的战斗了,他英文他说,我要打这一仗。然后他说,你知道么大使,我这一生中,最恨输掉一场战斗。

经格林纳达大力推动,圣尼方面表示同意进行合作。然而,中国派出工作组到格林纳达之后,却等了近一个月迟迟得不到圣尼入境许可。经过反复做工作,圣尼最终许可中方派两名工作人员入境,但入境后各部门都避而不见,等了一个星期毫无进展,工作组只能先撤回格林纳达再次会商。

欧渤芊:后来我们跟工作组就商量,说不对,这个情况不对,不正常,反贪污腐败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我说你在这个问题上拒不合作,完全没有道理。

很快,其中原因变得清晰起来。圣尼媒体也关注到这一事件,并报道任标在圣尼结交了某位权势人物作为保护伞,因此得到庇护。报道在圣尼乃至加勒比地区引发了很大反响,舆论沸沸扬扬。

葛夕芳(江苏省监委委员):当地媒体的报道,他是怎么生存的,他的保护伞在哪里。所以他的一些官员在那里,不断地要洗白自己,和他没关系,和红通人员没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一件让任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里是圣尼岛上唯一的监狱兼看守所,位置就在总警署旁边。2017年5月的一天,圣尼警方忽然搜查了任标的住所,并将他们夫妻两人拘捕,带到看守所讯问。

任标:我和我夫人,被他们扣留了72个小时。当时破门而入的时候,这种是像反恐一样的,大概八个持枪的,冲锋枪。原来我认为在圣尼肯定是安全的,只要我想留在那边的话,肯定是受到保护的。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个对我来说是我始料不及的。

任标被保释的第二天就再次主动联系了追逃工作组,表示自己有诚意回国自首。他提出,希望工作组到圣尼进行面谈。

要再次进入圣尼,还需要再次得到圣尼官方许可,工作组决定把前方工作基地设在安提瓜和巴布达,这是距离圣尼最近的一个加勒比岛国,一旦获得许可,能第一时间前往圣尼开展工作。安巴和中国也有良好的外交关系,经驻安巴大使馆和安巴方面协商,安巴也协助中国和圣尼进行了沟通。

王宪民(中国驻安提瓜和巴布达大使):通过不同的渠道,我们也知会圣尼方面,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又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有义务履行国际法多边合作的这种责任。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成为犯罪分子的避罪天堂。

而在格林纳达,当时中国新一任大使到任,也继续接力推动此案。2017年7月,加勒比共同体在格林纳达召开峰会,各国首脑都来参会,大使借此机会再次表达了中方的立场和诉求。

赵永琛(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正好我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所以我就借助这个机会,直接就跟任标藏匿的所在国的政府首脑,有关人士直接接触,提醒他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打击跨国犯罪公约,支持我们中国反腐追逃工作。

多方不懈推动下,圣尼终于同意工作组再次入境,和任标直接接触。双方第一次见面约在海边一座半露天的餐厅,这是经过精心选择双方认可的地点。它既属于公共场所,下午时间没有客人,也能保证谈话的环境和私密性。

陆张键:我们两个工作人员,和任标夫妇,就是坐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我印象是下午三点多到的,一直谈到天黑。

任标:他们的风格是明确的,是说到做到的人。必须让我要回去,这个态度是很坚定的,看得出来。

第一次劝返谈话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工作组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劝告,其实已经让任标夫妻有所触动。

郑群群:先讲国内的政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家里人的担心,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以后的(上学)。你既然犯了错,还是必须要回去面对,他就是从各个方面都帮你剖析了,然后都讲给你听。

任标夫妻经过商议,主动建议工作组到他们所在的小区租房居住,方便随时交谈。

陆张键:我们工作组就住在这个位置。我们想要谈了,或者是他要想跟我们谈了,有的时候一天都会有好几场。

孙英(江苏省无锡市纪委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他尽可能就像做生意,压得越低越好,跟你谈价格。那你必须要付出代价,这个不能讨价还价。

一个多星期下来,经过几十场密集的谈话,工作组决定给出一个接受劝返的最后期限。

陆张键:我们讲如果你再不同意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就准备返程就回去了,不跟你谈了。我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通过各种途径,来将他绳之以法。那么将来你有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个更严厉的法律处罚,他说不谈就不谈。

工作组决定第二天返回安巴,继续致力于推动遣返。但任标回到自己住所,其实一夜没能入睡。

任标:在我这件事情上面,我能感受到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其实他们已经作好了我不回国的打算。错过了这种机会,以后可能没有了。

陆张键: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很早就跟我们联系了,说昨天晚上,他跟他妻子两个人商量了一晚上,愿意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新闻资料:任标乘坐的CA876航班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我国公安执法人员将其带下飞机。

2017年7月29日,任标终于回国投案。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回到了中国。虽然要接受法律惩处,但他们都感到接受劝返的决定是正确的。

任标:我儿子也是希望能够早点把事情了掉。包括现在回国以后,他其实也是比较开心的。

郑群群: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说老实话,那三年过的日子,精神上面,压力太大,你让我现在再想起来那种日子,我真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

对任标的成功劝返,和之前对付耀波、张清曌的抓捕,都离不开多个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两次成功的合作,也增进着彼此的联系和交流,推动和强化了各方建立反腐败合作长效机制的意愿。

彼得·戴维:我们深信反腐败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联合国的问题、美洲国家组织的问题、加勒比共同体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召开一次会议,召集这一地区的所有相关人员,前来推动相关机制的制定。

这一计划如今已经变成现实。2018年9月,中国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反腐败执法合作会议在格林纳达举行,加勒比地区11个国家高层代表出席会议,与中国围绕反腐败合作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各方坚持对腐败零容忍,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现有区域和国际反腐败承诺,秉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执法合作。这对于中国与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反腐败合作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海外拓展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的同时,中国国内相关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规定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可以缺席审判,从而确认海外在逃腐败分子的罪犯身份,为开展国际反腐败合作、拘捕在逃罪犯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追逃追赃成果不断扩大,但依然任重道远。国际追逃追赃涉及立法、司法、执法等方方面面,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客观上增加了追逃追赃的困难。有一些复杂的个案,一个案件就涉及十多个国家,需要面对多个法律框架、运用多种合作模式,极具挑战性。“百名红通”位列前五的追逃对象当中,唯一一个至今尚未归案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案件。

周从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工作人员):这个案子是我开展办理追逃案件以来我见过最狡猾的狐狸,人家说是狐狸狡猾到狡兔三窟,他是狡兔十三窟。

乔建军,“百名红通人员”第3号,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仓库原主任,涉嫌侵吞挪用过亿元人民币巨额粮款,2011年11月逃往美国,而随后发现,他已多年费尽心机,精心设计,逃亡或资产转移的国家和地区,涉及亚洲的中国香港、新加坡;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圣基茨和尼维斯、荷属圣马丁岛、欧洲的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列支敦士登、塞浦路斯、瑞典。

2018年8月,瑞典多家媒体报道,一名中国“百名红通”嫌犯在瑞典被拘捕。瑞典国家反腐败局高级检察官约尔茨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此人在瑞典也涉嫌经济犯罪,已对其展开调查。这名嫌犯正是乔建军。

乔建军是在2018年6月25日,瑞典根据中国提供的线索和请求,在斯德哥尔摩将他拘捕的,此时距离他出逃已近7年。落网的那天,乔建军竟然一夜白头。

周从远:满头白发。真的是跟雪一样。一夜之间熬白了头,这就说明他进来之后,实际上对他个人的心理上有极大的冲击。

从照片看,很难想象这是同一个人。目前我们无从得知。一夜白头的那一晚他都想了些什么,不过,回溯7年的追逃曲折,了解他之前的苦心经营,或许我们更能够想象他落网时的心情。

七年前,乔建军逃亡的第一站是美国。这是一次早就周密策划的出逃。出逃前几年,乔建军和前妻赵世兰、还有两个孩子都已经偷偷办好了美国绿卡。赵世兰和乔建军虽已离婚,但有大量共同利益,乔建军向海外转移的不少资产在她的名下,美国绿卡也是她协助乔建军用欺骗手段取得的。

李剑(河南省周口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伪造了一个原来他俩结婚那个时间的结婚证,虚假的结婚证获得了美国的移民资格,其实乔建军和赵世兰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不存在的,所以从婚姻关系上他也是欺骗了美国。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是微软、亚马逊等著名企业所在地,经济发达,气候温和,曾被评为全美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

在西雅图,赵世兰名下就有两套房产,她和乔建军当年正是通过购买房产办理的投资移民,谎称资金来自合法收入,但实际是乔建军贪污得来。多年来,他们转到海外的赃款已经发现的就有过亿元人民币。

周从远:他陆续地把这些钱通过跟别人的共谋然后贪污,再通过地下钱庄“对敲”的方式转移到境外。他有充分的资金准备,这样为他以后在境外的生活,包括聘请律师,利用法律手段来对抗调查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纽约法拉盛区是一个华人聚居区,在这个区繁华地带的这幢商住楼盘顶层,也有一套赵世兰名下的公寓。仅在美国境内,目前已发现乔建军和赵世兰购置了四套房产和三处商业地产,而乔建军的资产远远不止在美国一国。

周从远:我们已经发现的他流窜过的国家和地区就有十三个,而且在每个国家和地区他都会做投资,有房地产、餐饮、酒店、旅游、度假村、农场等等。

除了资产转移,乔建军还给自己准备了不止一个假身份。他不仅持有美国绿卡,还用李峰这个假名,获取了加勒比地区的圣基茨和尼维斯护照。他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账户和投资,都是隐藏在李峰这个假身份背后来进行。

周从远:他以李峰的名义在圣基茨和尼维斯做了投资移民,巴拿马也做了投资买了别墅,还在塞浦路斯也做了投资,都是希望能获取当地的身份。

2011年乔建军外逃不久,中国就和美国就此案展开司法合作。中方选择的路径,是采用异地追诉的方法,推动美方以移民欺诈和洗钱罪起诉乔建军、赵世兰。由于他们的资产转移路线错综复杂,极为隐蔽,中美双方法律体系和证据标准又有很大差异,合作调查和确认证据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但不论花费多大的精力,中方都决心不能让乔建军逍遥法外。

王自成(河南省周口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周口相对来说是欠发达的一个地区。乔建军涉嫌贪污,这个数字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能让他贪污了国内的钱跑到外国又享福,逍遥法外。

中美双方前后进行了25次磋商,美方应邀3次到河南周口听取案情,面见证人43人,在扎实的证据面前,美方于2014年对乔建军和赵世兰提起刑事诉讼。2015年,赵世兰在美国被捕,但乔建军2012年就已经又逃往其他国家。美方首先对赵世兰案进行了审理。

周从远:乔建军案子性质非常的恶劣,他贪污,一个是金额巨大,第二它是国家收购农民的收粮款,你想这个性质放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美国也是有大量的农民,它都很清楚,全世界任何的地方大家都会深感痛恶,所以对这个案子双方都是秉持一种公平正义的态度。

赵世兰起初寄望于律师能帮自己脱罪,但经过多次审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她现在已经认罪。案件审结后,她将被判入狱,在美国的多套房产将被没收。由于该案需要等乔建军落网后一并审结,美国也在全球通缉乔建军。

王自成:美国在世界上也给他发了一个国际刑警红通,中国发的也有,两个国家共同努力。

中美联手展开追查,发现乔建军离开美国后逃往了加勒比地区,但并没有一直停留在他持有护照的圣基茨和尼维斯,而是曾在多个岛国出现。曾经一度发现他在巴拿马的踪迹,经协商巴拿马同意协助抓捕,但在行动之前,乔建军已经先一步离开。等到再次发现乔建军踪迹时,他是出现在欧洲的奥地利,中美双方联合前往奥地利协商抓捕事宜,但乔建军再一次在抓捕行动前离开了奥地利。他在多国之间不断逃窜的做法,给抓捕带来了极大困难。

周从远:每次都是发现了他大概在某个国家但是又找不到具体位置,后来他就窜逃了,这是最难的。

追逃的同时,追赃也在同步进行。随着中美联手展开调查,乔建军越来越多的海外资产浮出水面,发现一笔就冻结一笔,到目前冻结的乔建军资产已经有过亿元人民币。中国就此案已经和近20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合作,美洲、欧洲、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他的资产进行调查和追缴。

周从远:我们是全球布局,美国在办这个案子,新加坡也在办,瑞典也在办,瑞士也在办,列支敦士登也在办,在我们的推动下,这么多国家都在对他的这个资产进行追缴。

乔建军想要在全球多地为自己准备避风港,他没有想到,最终是为自己引来了全球联合追逃。虽然各国之间有各种差异和障碍,但只要都抱着对腐败犯罪零容忍的态度,总能找到合作的办法。当越来越多国家都加入对他的追查,他的落网只是时间问题。终于,有线索显示乔建军在瑞典,这一次,他没能再侥幸逃脱。

两张照片,浓缩了乔建军7年的逃亡生活。虽然他在十多个国家置办了资产,但这7年,他并没能安稳地享受其中任何一处。

周从远:他所做的那么多的布局,买了那么多国家的房子,外逃是一直在路上,我们追逃也是一直在路上,一刻没停。

中国与瑞典之间还没有引渡条约,但是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之间,也可以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基于外交互惠原则开展引渡合作。目前中国已经向瑞典提出引渡请求,瑞方正在进行相关调查。中国有决心和信心最终让乔建军回到中国的土地上,面对法律的公正审判。

周从远:如果这个案子成功办下来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一种案例。这个案子最大特点是我们全球的追逃,全球合作,因为反腐败成为国际社会一个共识了,没有哪个国家会为了腐败而影响了自己国家的声誉和利益。

当不同国家在反腐败的共识下携手合作,腐败犯罪嫌疑人就算逃出国门,也无法再逍遥法外。2018年11月14日,经中美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协作,涉嫌职务侵占犯罪的红通人员郑泉官,在外逃美国3年后被强制遣返回国。2018年11月30日,红通人员姚锦旗在外逃13年后被从保加利亚引渡回国。姚锦旗原来是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副县长,涉嫌受贿罪外逃,13年里先后逃亡古巴、多米尼加、哥伦比亚、菲律宾、保加利亚,最终还是在保加利亚落网,在中保两国通力合作下,从他落网到最终被引渡回中国,只用了44天。这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的成功引渡第一案,也是中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职务犯罪嫌疑人。2018年12月14日凌晨4点,一架由新西兰飞来的航班在夜幕中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涉嫌贪污犯罪、外逃新西兰11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蒋雷乘坐这个航班,回国投案自首。2018年12月28日,又一名“百名红通人员”,外逃13年的中国轻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原财务人员王清伟回国投案,随着他的投案,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56人。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场攻坚战、持久战,讲究的是毅力、考验的是决心。党的十九大再次明确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方向,“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承诺,展现出党中央坚定的决心和鲜明的态度,只要尚有一人在逃,追逃追赃工作就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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