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因果关系，还是“果因”关系？
究竟是城镇化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还是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化的形成？
改革开放30多年间，没怎么提城镇化口号，却是城镇化最快的一个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人民日报》头版社论文章中提倡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口号下，中国共有约1770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果这些知识青年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机会的话，还会从城市流向农村吗？–经济状况不好，不但城镇化不能推进，城市人还要向农村地区倒流；经济状况好了，城市工作机会多了，自然会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城镇化进程才会加快。
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说法和消费拉动经济的说法一样，都是伪命题。比如，有观点认为短期内刺激经济总需求可以提升经济总量，但是如何定义“短期”？如果真的可行，那我们一年来个5个、10个“短期”刺激，经济不就靠刺激一路高歌猛进了吗？–这显然是荒谬的。其实，短期刺激总需求一般是通过政府买单或补贴的形式，来人为增加消费，只是暂时起到疏通经济循环管道和环节的作用，刺激总需求本身并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
实际上，城镇化的本质是市场化。如果大家觉得聚集而居更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利用，大家自然就会聚集起来，并不需要靠什么政策来推动。其实，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即由审批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城镇化是土地拆迁和高楼大厦建成后的自然结果，并不是土地拆迁和高楼大厦建成的原因。
城镇化也不是解决财政资金的摇钱树。目前，土地转让价差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据统计，1989-2010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从不到1%上升至约75%。比如，根据土地管理法，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其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以亩产2000元计，最高约6万元。而被征用的农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后，其拍卖价格可达到每亩数十万元乃至数百万元。
相关调查显示，耕地征用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和当地政府拿大头，村级组织留下两三成，有时农民拿到的往往不到一成。据统计，整体上来看，2001-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从约1300亿元增加到约2.7万亿元《实际土地出让收入可能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然而农民获得的征地和拆迁补助收入平均仅占土地出让收入的37%。美国西雅图最好的农地约5000美元/英亩，但是如果规划为建设用地，市价可达约20万美元/英亩，二者相差也是几十倍，不过美国土地是私有制，全部收益均由土地的主人获取。
如果城镇化不能让农民获得正当利益，不能改变土地差价的分配格局，就难以真正实现城镇化，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会成为无源之水，经济结构的转型更难以推进。
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未来10年的城镇化进程可以带来约40万亿元的投资，诸多行业，尤其是基建行业将受益于巨额投资。其实，这又是一个因果颠倒的逻辑。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经济增长有赖于每家企业的努力。如果大家都不落脚到自身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上，而是指望天上掉馅饼，掉订单，以为水涨船高后可以滥竽充数继续吃现成饭–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哪家企业不想办法持续提高自身竞争力，到时就必将会成为市场淘汰的对象。
城镇化三大核心问题
就中国现实国情来看，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约为52万亿元，但是被13.5亿人口基数一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总收入仅排在世界100位左右。目前中国约有1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相当于法国人口总数的两倍左右。有几千万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有约2000多万城镇人口靠领取最低生活费过日子。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以上的地区，贫富分化也比较严重，中心城区还有几百万平方米的棚户亟待改造。
2012年中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约7900多元，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不少农村地区行路难、饮水难问题尚未解决，很多贫困地区农民还住着泥草房和棚屋，家里没有电器设备和像样的家具。中国西部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沿海地区的十分之一左右。
因此，中国还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大。尤其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可施展空间很大。中国城镇化的进程还很长很艰巨，中国城镇化面临三大核心问题。
首先，要进一步还原土地资源的可交易属性并增加市场化程度。追根溯源，一切商品的成本都可以归结到土地成本上来。原因在于，产品成本主要由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构成，而原材料成本又主要由供应商的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构成，因此一切商品的成本归根结底都是由人力成本构成。而人力成本取决于生存成本，生活成本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工资水平，同时食品支出和住房支出构成生活主要成本，而吃和住的成本，即农产品成本和房地产成本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土地的成本。土地价格高，食品价格和房价必定高。土地价格低，粮食和房产定价必定合理。尤其是在大中城市生活的居民，工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房产支出，对此点更是深有体会。
如果土地资源可以实现自由交易，则可以解放大量闲置土地，既包括城市里的，也包括农村里的。土地供给因此而增加，价格更加合理，闲置资源得以利用，在市场机制下实现土地效用的最大化。
孙中山先生曾提出过“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和“平均地权”的主张，分别点出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核心命题，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其次，要对中国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土地是固定的、有形的，而人是动态的，户口管制是无形的。比土地流通更难的是关于人及户籍管理方面的改革。
城镇化的关键在于解决中国户籍问题，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是追求高楼大厦林立，以“摊大饼”为主要形式的城镇化。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主要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城市户籍在不同城市自由流动的问题，没有户籍限制的人才流动才是真正市场化的人才流动，才可以更好更彻底完成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实现人力价值最大化；二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落户问题，涉及2.5亿城市非户籍人口的社保福利问题，要逐步给予其城市户籍同等的社会福利保障；三是要解决目前仍居住在农村的5亿多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据统计，2012年中国医疗卫生、教育、养老金及其他社保累计支出4.5万亿元，共覆盖4.5亿城市人口。如果要把2.5亿农民工包括在内，需要增加约2万亿元的财政支出。因此，有观点认为，城镇化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够拿出足够的公共财政资金，城镇化目标对政府的财政能力是个重大考验。
其实，人本身，即劳动者本身是财富创造的来源。如果农民工进城后不能创造超过本身消耗的财富，即没有创造增量财富，那么在市场经济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农民工根本无法在城市生存，他们自然会回到农村。农民工可以在城市生存，表明农民工不是城市的负担，恰恰相反，农民工和城市中其他劳动者一样在创造财富，不能一边享受农民工带来的便宜货和便宜劳务，一边对他们报以白眼和不屑。
当然，从国家财政分配的角度来讲，要遵循谁创造谁拥有的原则。凡是农民工创造的财富就应该让农民工享受，谁创造的多谁就享受的多，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要按照市场经济法则来办事情。再次，房地产市场要先解决基本需求，以民生为要。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土地是房地产企业的原材料，成屋是产成品。房产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产品，和粮食一样，是生活基本品和必需品。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土地面积永远是有限的，世界历史上的战争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争夺土地资源。由于土地的不可复制性这种特殊属性，政府应该肩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满足大多数人基本居住权的前提下，才可以在特定的范围和情况下实行房地产的市场化。
在房地产行业实行满足基本需求前提下的市场化的国家，比如在德国，以及实行公屋制度的新加坡甚至非洲的毛里求斯，房地产市场比较稳健，国民也基本认同本国房地产政策。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就是在基本居住权没有满足的情况下，供给端高度垄断，需求端高度市场化，一切成本和税金《包括二手房市场税金》都传递到终端市场价格，由购房者负担，必然导致房产价格的暴涨，加重国民负担。指标分类
宏观经济层面，经济指标是政府判断经济形势，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微观经济层面，经济指标是企业经营决策及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
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解决资源稀缺性问题，即如何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取最大收益。财富来源于资源利用，300多年前，被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曾引用过这句名言。
资源《生产要素》主要分为资本资源、自然《土地》资源、人力《劳动》资源三大类。资本资源，即生产设备、建筑物等各种因资金投入而产生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为存量资本和新增资本；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藏、水资源、森林资源等；人力资源，即人的劳动的总和，包括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
中国官方公布100多种宏观经济指标，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反映经济运行状况。但是，同一时期公布的各个经济指标之间所传达的信息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在局部是相反的。为了更好地解读宏观经济指标，可采取科学的分类方法，并结合时效分析，以更好地理解经济运行状况。因此，从资源要素的角度，可以把各种经济指标分为特定三类：
第一，资本要素指标，包括货币供应量、M1-M2增速的差值、月度新增信贷规模、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产能利用率等，该类指标一般属于先行指标。
第二，自然要素指标，包括用电量、货运量、波罗的海指数、消费物价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该类指标一般属于同步指标。
第三，人力要素指标，包括劳动报酬类指标和城镇失业率等，该类指标一般属于滞后指标。资本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是财富创造的来源，生产要素的使用和消耗状况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总体上来说，资本要素指标是先行指标，自然要素指标是同步指标，人力要素指标是滞后指标。
按照资本要素指标《先行指标》-自然要素指标《同步指标》-人力要素指标《滞后指标》的逻辑顺序和时效顺序，如果资本要素指标开始改善，说明经济有开始好转的迹象；接下来自然要素指标也开始改善，则可以进一步印证经济好转的确定性；最后，人力要素指标也改善了，则可以基本上确认经济好转已经实现，经济运行位于上行通道。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