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许振华
“20年前，危险与我们的距离比我们想象的要更近。我们发现，我们之间也出现了想要对多个目标发动类似（9·11事件）袭击的恐怖组织。幸好新加坡内安局（ISD）及时采取了行动，防止了这些袭击的发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9月11日纪念“9·11事件”20周年时如是说。
早在“9·11事件”发生前，东南亚区域内就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抬头。“长期盘踞在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传统土壤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分离主义组织逐渐活跃，并与域外的‘基地’、‘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勾连呼应，策划多起恶性袭击事件，使反恐议题迅速成为地区有关国家的当务之急。”中山大学 “一带一路”研究院、中山大学南海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冯雷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指出。
因此，当时许多东南亚国家迅速地呼应了美国在“9·11事件”后发起的全球反恐战争议程。但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的反恐合作因时而异、各有不同。“东南亚国家积极支持反恐的目标，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认可美国采取的‘战争’方式，他们担忧美国将东南亚地区开辟为反恐的第二战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葛红亮告诉澎湃新闻。
二十年后回望，外界会发现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反恐上的合作堪称“貌合神离”。《南华早报》9月9日刊文指出，美国并没有真正利用好反恐合作的机会去深化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而仅仅关注狭隘的自身利益，显得“心不在焉”。
而随着阿富汗塔利班重掌阿富汗、美国在撤离喀布尔的过程中尽显混乱，有可能因塔利班得势而感到振奋的恐怖组织对东南亚地区的威胁再度凸显。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比尔维尔·辛格（Bilveer Singh）在《外交官》杂志上撰文称：“各界很难得出全球反恐战争获得胜利的结论。”
“9·11”与巴厘岛系列恐袭
今年8月底，对“2002年巴厘岛恐袭案”嫌疑人的审理终于启动。据英国《卫报》报道，这三名出身于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的极端分子目前被关押于关塔那摩监狱，其中两名是马来西亚籍，另一名为印尼籍。
2002年10月12日晚，一名恐怖分子在印尼巴厘岛库塔海滩上“帕迪”酒吧内引爆了身穿的炸弹衣，当场炸死8人。据其他嫌犯事后交待，“帕迪”酒吧的自杀性爆炸之后，大批惊惶逃避的游客被赶到户外的街道上，恐怖分子又以另一枚杀伤力极强的炸弹对行人发动袭击。两起爆炸袭击共造成202人死亡，330多人受伤。
巴厘岛系列爆炸事件被认为是继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最为严重的恐怖活动。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9月10日报道，分析人士称，“9·11事件”对东南亚的暴力极端组织网络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其中的一些组织在“9·11”前就已经开始和“基地组织”合作。
印尼蒙纳士（Monash）大学公共政策助理教授昆顿·坦比（Quinton Temby）向半岛电视台指出：“‘伊斯兰祈祷团’从来不是‘基地组织’的分支，但它是‘基地组织’全球圣战中的关键盟友。‘伊斯兰祈祷团’在马来西亚为一些‘9·11’劫机者提供了后勤支持。”
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巴厘岛爆炸案”主谋之一阿里·伊姆隆（Ali Imron）向半岛电视台宣称，“伊斯兰祈祷团”并未事先得知“9·11”事件，但从中获得了大量灵感，他们甚至曾计划在事件发生一周年的日子发动攻击，因时间不够才作罢。根据阿里的供述，“伊斯兰祈祷团”原先计划攻击新加坡港口海军舰艇，看到“9·11”造成数千人死亡的规模后，他们才将注意力转向了以印度教徒为主要本地族群的旅游圣地巴厘岛。
“伊斯兰祈祷团”成立于1993年。根据资料，该组织早期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当时的苏哈托领导的倾向于世俗主义的右翼威权政府，但随着该组织和“基地组织”展开越来越多的合作，其攻击目标渐渐转向西方国家。
印尼当局称，伊斯兰祈祷团目前仍有至少1600名活跃成员。多年来，其在印尼和菲律宾都曾成功发起过袭击，并为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等多国所忌惮。
坦比认为，尽管只有少数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伊斯兰祈祷团”成员参与了“9·11”事件，大多数“伊斯兰祈祷团”成员都被“9·11”的“成功”所震惊。“9·11”之后数年，两个组织继续互相支持，“巴厘岛爆炸案”背后就有“基地组织”的资金支持。
“9·11”后开启的东南亚反恐议程与耗时甚久的“巴厘岛爆炸案”嫌犯审理一样漫长。冯雷在其于2018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从2002年印尼巴厘岛爆炸案到2017年菲律宾马拉维市袭击事件，多个组织在地区频繁作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自2002年以来，东南亚地区恐袭活动即呈上升态势。
冯雷指出，从袭击目标和方式上看，地区本土极端组织既针对政府军警目标展开袭击，也攻击平民目标，但近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介入后，袭击目标多聚焦政府机构和公共设施，且组织方式上更加灵活，“独狼式”分散化特点逐渐显现。
“‘9·11’事件不仅凸显了反恐安全的问题，也强化了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国内有关伊斯兰教的身份政治，当局担心包括极端宗教政党、分离主义势力、恐怖主义势力等较为极端的力量会受到鼓舞。”葛红亮告诉澎湃新闻，“所以多个东南亚国家在东盟、联合国层面以及和美国往来的过程中都对全球反恐议程做出了较为积极的表态。”
认可反恐不等于认可战争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9·11”后，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尼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积极加入到了美国推动的全球反恐议程之中。
事实上，“9·11”事件及全球反恐战争的倡议为一些东南亚国家改善和美国关系提供了机会。“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是马哈蒂尔，他曾因1998年与安瓦尔的政争事件而与美国闹得很不愉快，但他仍向美国的反恐倡议提供了支持。”葛红亮说。
这些国家从和美国的反恐合作中获得了切实的“好处”。分析人士认为，印尼和菲律宾是最大受益者。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东南亚专家希伯特（Murray Hiebert）认为，菲律宾对棉兰老岛分离主义势力的攻势获得了美国的巨大支持。
人道主义对话中心亚洲区主任、《季风吹拂的土地》作者迈克尔·瓦提裘提斯提到，美国在幕后帮助印尼建立了追捕极端分子的特遣队，提供了情报收集和人员训练的支持。冯雷指出，印尼政府强力反恐对伊斯兰祈祷团造成了较大打击，使该组织在2007年以后少有“作为”。
《南华早报》提到，美国则为泰国对反恐战争的支持向泰国提供了“奖励”：2003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泰国是美国主要的非北约盟国，这让泰国获得了美国军事出口的优先地位。同年，上文提到的“2002年巴厘岛恐袭案”两名马来西亚籍、一名印尼籍嫌疑人在泰国被捕，而后被关押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
但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反恐合作始终是小心翼翼的，而且分歧难掩。早在美国启动全球反恐之初，马来西亚和印尼便强调，一切行动不能以伊斯兰教为总体目标。“印尼对美国反恐的态度略显消极，是因为其忌惮国内的某些势力趋向极化。”葛红亮说。
美国发起阿富汗战争后，新加坡作为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提供了许多支持。然而其他国家并不同意美国以战争方式来回应恐怖主义的措施。葛红亮分析说：“一方面，马来西亚、印尼等域内国家担忧国内会有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反美‘圣战’；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向阿富汗派出军队以支持美国行动。”
葛红亮强调，东南亚国家一方面会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援助与合作，但另一方面也担忧美国借反恐之名加强在区域内的军事存在，进而造成动荡。“东盟国家支持打击菲律宾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和跨国团体‘伊斯兰祈祷团’，不意味着他们认可通过战争方式来解决极端主义思潮和行动。”葛红亮指出。
曾长期为新加坡外交部工作的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高级研究员穆尔哈希德·阿里（Mushahid Ali）曾于2002年撰文分析指出，马来西亚支持美国反恐后，并未软化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和对美国在巴勒斯坦事务上的批评声音。不仅如此，马来西亚长期谴责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轰炸行为。2010年，“9·11”事件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还在其个人博客中称，“9·11”事件可能是美国自己策划的，这显示其认可美国本土出现的一些阴谋论论调。
《南华早报》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称，美国未能利用反恐议程加强其于东南亚的存在。希伯特说：“（美国）这种对恐怖主义的日益关注的不利之处在于，它导致美国以狭隘的观点看待自身利益，错过了与作为集团的东南亚加强外交接触的其他机会。”《南华早报》还表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此前对东南亚堪称“惨淡”的访问能佐证这一点。
除此之外，批评人士、反对党和一些学者还担忧东南亚国家利用和美国的反恐合作来压制国内的挑战者，并滋生危害人权的行为。据称，“黑场”是美国中情局在泰国设立的“法外监狱”，有许多“可疑人员”在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在“黑场”遭遇酷刑。比尔维尔·辛格指出，正是“黑场”和其他虐待行为让美国在东南亚的道德地位有所下降。
尾声：在文明内“去极端化”
出身印尼雅加达、于2007年定居美国费城的计算生物学家卡拉米（Adam Karami）在“9·11”20周年之际向美国少年时尚杂志《Teen Vogue》回忆道，尽管印尼人深深地为“9·11”死难者感到难过，但让他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回应方式：印尼社会为美国进攻阿富汗感到愤怒，许多宗教人士为阿富汗的穆斯林祈祷，并在布道活动中将美国的战争行为定性为“邪恶”。
东南亚穆斯林社群对美国的反恐议程态度呈现出两面性。据穆尔哈希德·阿里分析，一方面，不论是“自由化”伊斯兰教的提倡者，还是认可传统规范的保守穆斯林都加入了反恐斗争；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等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对在美国发起的战争中平民死亡的现象感到愤怒。
“总的来说，东盟国家乃至于中国都更认可‘文明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而不是试图在文明之间发起战争。反恐需要更深层次、更多元化的方式，而不应全是战争。”葛红亮分析说。
李显龙在纪念“9·11”20周年时表示，对多元种族、宗教的新加坡而言，恐怖主义不仅威胁民众的生命安全，还对该国人民间的互信以及社会凝聚力造成更大的威胁。
“在政府拘留了一些新加坡籍的‘伊斯兰祈祷团’成员之后，面对圣战恐怖主义时，我国的非穆斯林很容易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邻居、同事和朋友产生恐惧和怀疑。这一来，穆斯林就会感到不被信任，受到威胁，可能因此自我封闭。国人也会因种族及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分歧。如果恐怖袭击真的在这里发生，社会就有可能分裂。”李显龙说。
如李显龙所说，反恐不仅仅是战争与武力行为，更是一项社会工程。为了防范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新加坡在基层方面成立了族群与宗教互信圈，试图让一些基层领袖组成网络，在本地发生恐怖袭击时缓和袭击所引发的种族和宗教的紧张情绪。除此之外，新加坡也通过政府和穆斯林社群积极改造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个人。
“9·11”事件发生后，《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将视线转向了以“多元”、“宽容”闻名的东南亚穆斯林社群。部分媒体提出，如果“印尼伊斯兰”孕育的“宽容穆斯林”能取代更为极端的诸如源自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义等教派，那就有望除去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对许多学者而言，这类声音过于肤浅。政治宗教学者明契克（Jerey Menchik）称，试图将印尼作为标本“销售”给“不宽容”的地区，是在逃避现实。印尼伊斯兰教的“宽容”有着其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与西方媒体想象的“自由主义”并不相同。非洲当代思想家穆罕默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批评说，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不可能通过“引入”英国文化得以解决，区分出“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不能为解决问题提出答案。
如今美国军队已撤离阿富汗，被认为曾“窝藏”“基地组织”的塔利班又重新在阿富汗掌权；“巴厘岛爆炸案”的三名嫌犯审讯也已正式启动。“9·11”已过去20年，东南亚国家仍密切关注区域内外的恐怖主义态势，有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
“我们更须密切关注（阿富汗）当地局势，并留意盘踞在那里的组织是否会再次威胁到我国的安全，以及恐怖分子会通过哪些新的渠道散播极端主义。”李显龙9月11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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