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街头人来人往。 / Luke Paris
亚洲四小龙、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上世纪末广泛传播的词语之一，近十年来，这些名词逐渐淡出人们的话语圈。 这些词汇象征着那个时代东南亚的机会，象征着儒家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亚洲四小龙指的是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中国香港，新加坡，早期英殖民地；中国台湾、韩国，早期日本殖民地，又曾是美国亲密盟友。 如果要从他们的发展故事中找到发展捷径或失误，那便不妨逐个梳理。2020年，韩国电影《寄生虫》问鼎奥斯卡，在韩国，民众和财阀，究竟谁才是”寄生虫“？
2019年到现在，韩国的文学和艺术两两生花。
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拿下豆瓣2019最热图书第一名，同名电影在豆瓣有8.6分的不俗成绩。
这固然算不上什么“惊世骇俗”的成就。
但韩国电影《寄生虫》除了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外，还顺手拿了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外语片。殊荣背后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奥斯卡影史上首部非英语最佳影片。
《寄生虫》获奖无数，图为导演奉俊昊。/影片宣传图
这就不是《寄生虫》作为单部电影的成就了，这简直是韩国商业影视产业的成熟标志。
这些成就在近年来集中爆发，开始让人感到背后是否有某些共性。
韩国的文化产业真正兴起是从1998年开始，金大中总统将其定位为“国家支柱性产业”，同时还配套了很多优惠政策。
不过21年，韩国就从一个刚刚遭遇完金融危机的国家，逐步发展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文化”（或者说影视）强国。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视频截图
可见“亚洲四小龙”中的这个韩国，并不是浪得虚名。
实际上，以82年生的金智英一家成长为线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韩国自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在目前全球经济相对萎靡的时候，反观这一历程，会发现韩国的发展史，更像一部大开大合的史诗电影。
父辈的觉醒
金智英生于1982年4月1日。
在这一年年初，未来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刚刚30岁，她在日记里写着：时刻警醒自己，当我们越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过错，越是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我们则越要时刻提醒自己。
这一年，是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1979年遭遇暗杀后的第三年；1974年，朴槿惠的母亲也因为暗杀身故。
连朴槿惠作为国家领袖的父辈生活，都充满了错乱和冲突，韩国又是怎样在这种混乱状态中成为亚洲四小龙的？
或许我们无法从朴槿惠日记中准确分析出“过错、聪明、警醒”究竟意指何为，但朴正熙在1961年推翻了李承晚政权后，的确“帮助”这个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经济增长。
后来韩国把努力刺激经济发展的行为形容为“朴正熙乡愁”，但那种高速发展的情形已经不可重现了，图为朴槿惠纪念父亲朴正熙。/朴槿惠日记
朴正熙从1961年到1979年执政韩国17年，实际上，由于“后朴正熙时代”经济向上的动力仍然充沛，所以经济发展一直延续到1996年，直到1997年韩国遭遇货币危机，才重新调整经济结构。
是时候看一下金智英小时候所在家庭的烦恼了。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其女权主义的主题，更是带出了这个问题外的韩国诸多矛盾，这些矛盾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倒影，两者密不可分。
在首尔（汉城）出生的金智英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定要生出儿子！），加上长辈，一家6口人，核心经济来源是她担任公职人员的父亲。这不仅是一份光鲜和有身份的工作，关键是收益和工作稳定。
为了改善生活，金智英的母亲也要从事家庭代工，比如组装纸箱、粘信封袋，剥大蒜等等（后来终于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种家庭代工，也出现在了《寄生虫》里，所以男主外、女主内但仍要补贴家用的情况，在目前的韩国可能还普遍存在，毕竟这个环节中脆弱的部分就是——一旦男人失业，一家人的生活将无以为继。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里一处工业时代的标语。/胡同
这就是朴正熙时代确定（在美国影响下）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产物。
朴正熙“登基”后两年，韩国在1963年的出口额达到了8700万美元，人均GDP刚好100美元。到了1970年，韩国出口就达到了8.35亿美元，人均GDP也到了253美元，一直到朴正熙遇刺，GDP的增速平均持续在10%左右。
1973年，朴正熙曾经向国民保证，“在1983年到来的时候，韩国将迎来1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和‘我有轿车’的时代”。
他差一点就做到了。
韩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受美国影响很深。/《国家破产之日》
高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直接反应是，就业岗位越来越多。
直白的说法，就是以前从事农活和零工的人，走入了领工资的队伍，这个队伍上世纪从60年代的200万人，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的800万人（韩国在那个时期的人口持续在2500万到3750万之间）。
工业的发展刺激了韩国政府部门的权力扩张，这就让发展有了两面性：一面是不断淘汰更新的底层产业工人；另一面是随之而来的、拥有铁饭碗的公职人员，一如金智英的父亲。
这是韩国从零到走入国际社会的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被黄金的闪光面所笼罩，炼金的磨难通常被人忽略。
在外向型的国家发展模式中，韩国的产业工人承担了极大的劳动强度，即便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工人每天至少要劳动12个小时，为了加班费，这个时间通常延长到了15到18个小时。
高强度的劳动，也让女性难以进入产业工人的工作岗位（钢铁、造船、轮胎、造船等），尽管后来女性产业工人（纺织、电子产品组装）也参与到了以改善劳动环境和收入为诉求的罢工队伍中，但总体来说，女性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不足，为后来女性地位相对较低埋下了种子（金智英吃到了这个种子结出来的苦果）。
韩国的工业地带（20世纪80年代）。/韩国工人
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外，韩国工人在工厂的日常体验还包括受到重度剥削、受欺凌和被歧视。
在被压迫的情绪没有爆发出来以前，韩国的工人像东南亚的劳工一样，以勤劳、守纪和顺从闻名。
韩剧里，上司不断拍打下属的脑袋和各种辱骂，甚至开除，在观影者看来是一种乐趣，但作为当事人，这种受欺凌和被歧视感在不断累积。
和这种情绪一起成长的是韩国工人的工资迅速提高。这一方面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开始让韩国的工人阶级开始参与文化和政治生活，从而令工人阶级意识萌芽和集体意识诞生，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罢工事件。
韩国女性抗议者被警察从新民党总部带走。/韩国《中央日报》
到了最后，学生、金融从业人员、教师、新闻机构人员、医生护士都加入到了罢工的行列，经济条件还不错的韩村年轻人打起“你幸福吗？”的大字报。
尤其是韩国财阀的出现，令这个国家的发展进入了有韩国式的财阀道路。
尽管社会问题不断，但韩国在1994年，已经进入了GDP人均1万美元俱乐部。
韩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金（世界排行第32）。/新闻截图
双面财阀
韩国没有施行过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没有出现过像发达国家一样的福利副作用。
其实这么说也不对。准确的说法是：韩国甚至没有存在过福利政策，因此韩国也就没有了高福利下的高税收，也没有过度的财政赤字。
坏处是，当那个时代的“产业主力军”老去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享受到为之奋斗的经济成果，反倒有一半以跌入了贫困阶层。
当他们的下一代子孙，准备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富足和中产阶级的时候，梦想又被外汇危机打碎了。
1996年韩国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8成的韩国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国家破产之日》
这个故事在《国家破产之日》中讲述得很完整，IMF介入以后，重整了韩国的经济结构，参与了绝大部分出口产业的经营和管理，当然也令韩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国际化。
只不过经济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无非是西方人带着美金和救世主的荣耀感入局了而已。
因此韩国一直处在一个贫富差距悬殊、虽然大家似乎都有钱、但“中产”却仍然牢骚不断的状态中。
全经联（韩国全国经纪人联合会）认为这种局面是“韩国政府管制与规定太多”造成的。
根据全经联的统计，韩国的管制规定达到14796项（其中，1990年9月韩国政府才取消公共浴室的政府定价，1999年放宽炸酱面的管制以后，价格飙升还上了报纸头条），一些学者们发现，这些规定在不同层面上都在偏袒财阀（团）。
财阀是韩国战后的产物，曾经担任青瓦台政策室室长的张夏成，曾经用一个故事来描述财阀的形成。
离开青瓦台后，张夏成开始担任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韩联社
一个大地主被驱逐出村，地主家的长工受命打理。但地主再也没有回来，长工就开始雇人佃农种地，由于收成不错，就成立了商店，米铺和舂米站。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价格也相对便宜。
其他的商业机构失去竞争力，被迫关门，长工的店却没有提价，村民将长工视为大善人；于是他又开始成立酿酒厂、饭馆。
最后生意越做越大，与民生相关的长工都做，甚至还开始出口；随着资金的增加，长工还开始设立储蓄银行，利用投资的方式成立地产公司和各种控股公司……
长工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打理这么多产业，于是把一些下属的机构，让自己的亲属来打理。这时候，财阀便形成了。
财阀在韩国的影响力有多大？可以说，韩国人从早上睁开眼到夜晚入睡，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都无法摆脱财阀的影子。
韩国五大财团掌门人。/韩国先驱报
现在，韩国人习惯上把资产规模排在韩国前30位并且符合这些特点的企业集团称为财阀。财阀在韩国经济发展初期，扮演着国家英雄的角色，那个时期发展企业和扩大出口才是真正的爱国。所以，财阀集团从服装、食品、电子、汽车等制造业，到运输、广告、餐饮店、糖果店等服务业，几乎无所不能。
在1980年代，最大的30家财阀集团占据了全国就业量的22.4%；千禧年以后，韩国上市公司排名前100的富豪中，85人诞生财阀家族。
从这些角度看看，财阀似乎都不存在原罪与压迫，但却埋藏着不公，从朴正熙开始，韩国政府大多都是亲财阀的，朴槿惠在任总统期间曾笑着说：应该八抬大桥抬着投资者。
草窝里飞出金凤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韩国人的命运似乎从一出生便注定了，这正是当今韩国“中产”抱怨和所试图改变的。
也是第一代产业工人曾试图改变的。
谁是“寄生虫”？
在与整个国家机器和产业规模作斗争的发展过程中，韩国人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民族情绪，或者叫文化概念——“恨”。
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包含着一个人对命运的接受，也包含着对造成这种命运局面的人实施强烈的报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起来的、没有融化的、一直萦绕在心头又渴望释放掉的一种情绪。
“恨”的情绪经常出现在韩国的影视剧中。/《辩护人》截图
政府和财阀早就注意到，一旦这个情绪爆发，将产生恶劣影响。
因此在上世纪末，就引进了日本和美国的企业管理办法，其中一点是意识形态的管理越来越高明，手段也越来越先进。
实际上，在看金智英的反抗，以及《寄生虫》这样一类文艺作品时，就是发泄怨气的一种方式。
但讽刺的是，这一类的文艺作品，实际上也是财阀的产物。
以拍成影片的《82年的金智英》为例，发行方就是韩国的乐天，乐天和其他两个集团，控制着韩国所有的电影屏幕。
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寄生虫》。
希杰娱乐就是从三星公司分离出来的影视制作公司。/视频截图
《寄生虫》的制作和发行公司，是希杰娱乐公司（CJ Entertainment，越南的发行也是由这家公司独立运营，以下简称“希杰”）。
最初，韩国并没有希杰。
但以电子产品闻名的三星注意到，韩国的录像带出租和租赁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已经到了10亿美元）。
所以三星决定试水影视行业，投资的第一部片子是1992年制作的《结婚的故事》。这部影片一举登上年度最佳影片。这么一来，从电影的投资制作到发行和出售，都变成了三星自己的收益了。
《结婚的故事》剧照。/视频截图
三星索性成立了三星娱乐集团，并从中分家出了希杰。
希杰掌门人是李孟熙（2015年去世后，由其长子李在贤负责经营），是三星创始人李柄喆的长子。
这个时期，韩国的电影产业投资方已经被三星、大宇和现代的财阀所垄断。
很难确定是因果关系还是利益关系，当这些财阀进入韩国文化产业后，时任总统金大中在1998年将文化产业列为国家支柱性产业，随后还颁布了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电影被视为新的“朝阳产业”。
当政策落地以后，美国《综艺》杂志统计（1998-2005年），韩国本土共有48只基金募资5.35亿美元直接投资于电影项目的制作和宣传。
尽管此后影视业投资者的回报率有过大起大落（李明博政府对影视行业就不大友好，封锁了资金和发行渠道），但就中国观众而言，韩国电影在这些年来，从主题到表现手法，都在不段地独到和成熟，尤其是以反思人性和社会进步的影片为主。
产业的良性发展，也为一些普通人创造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如《色即是空》的导演尹济均，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他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被告知休假1个月但不给工资，由于经济压力，他开始写东西挣钱，不小心获得了一家公司征集剧本比赛的第一名。
他于是变成了编剧，后来又成了导演。
《寄生虫》导演奉俊昊同样也并非影视专业出身（延世大学社会学系），但在和社会的磨合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教育仍是目前改变韩国人命运的有效之路，图为首尔梨花女子大学。/胡同
这些例子都让韩国的普通人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他们只是极少数。
或许，这就是一种高明的、发泄韩国人心中的“恨”的方式之一。
人心少了“恨”，生活自然也就变得相对平和了。
在这种冲突和纷争中，韩国一边发展经济，一边疏导国内矛盾，不知不觉地韩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14万美元（2018年），但不知道剔除财阀的收入，人均会变成多少。
韩国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在2016年以后越发严重，图为首尔街道一角。/胡同
如果财阀能在影视业取得如此的成就，在社会生活和生产领域的其他方面，又怎么会缺席。
这种社会模式是否可持续？
在张夏成看来，韩国的财阀在国家经济的中比重过大，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都是未来韩国经济发展的隐患。
但是否不可续呢？
如果这个发展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结构，那么韩国仍将以此模式继续发展，前提是：继任者的能力必须保持强劲。
或许《寄生虫》在无意中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已经觉醒的工人，和财富不断累积的财阀，谁才是韩国经济领域中的“寄生虫”？
或许朴槿惠在30岁便“时刻警醒自己”是一种先知？
或许这就是韩国式的资本主义。
2018年4月6日，韩国市民在地铁站，观看前总统朴槿惠被判囚24年。/美联社
[1] 韩国式资本主义 | 张夏成（韩） 2014
[2] 韩娱经济学 | 王丛 2015
[3]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 具海根（韩）2004
[4] 82年生的金智英 | 赵南柱（韩） 2019
[5] 朴槿惠日记 | 朴槿惠（韩）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