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善人邵逸夫:次子被绑架,担心父亲不交赎金,宁可冒死中途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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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

1964年的一天,邵逸夫和往常一样,一到公司就走进了放映室,观看起了前一日准备好的样片。刚看了一半,办公室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是远在新加坡的三哥邵仁枚打来的。

“维铭被绑架了,对方要300万的赎金。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对方是什么人,能不能保证维铭的人身安全。”

“他们是新加坡的黑社会,我看就是为了勒索赎金。”

“那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办吧,要多少就给多少。”说完,邵逸夫转身回到了放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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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和女演员

站在一旁的蔡澜早已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原本想安抚一下邵逸夫的情绪,试着问邵逸夫要不要把影片停了,先处理维铭的事。邵逸夫却摆了摆手,示意继续播放影片。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看着一旁焦躁不安的蔡澜,邵逸夫又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时候,初出茅庐的蔡澜才似乎有些明白过来,邵逸夫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镇定自若和大将风范,也绝不是常人所具备的。

人这一辈子,并不是所有的成功都源于努力。有时候,更需要与生俱来的魄力和高人一等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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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维铭

维铭是谁?他就是邵逸夫的长子邵维铭。

邵维铭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并没有前往香港,跟着父亲开拓香港的电影市场,而是遵照父亲的安排,回到了新加坡。帮助三伯邵仁枚打理邵家在新加坡的电影事业。

新加坡是邵逸夫的根基,也是他唯一的退路。也许在邵逸夫看来,只有巩固住大后方,他才能安心地在香港打拼,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邵维铭被绑架的那一天,是那一年的腊月二十二。当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邵维铭莫名其妙地被一伙人绑走了。不久之后,邵仁枚就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在确认邵维铭确实被绑架了之后,邵仁枚给邵逸夫打去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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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参加活动

邵逸夫得知绑匪只是想要一笔高昂的勒索费,并且无意伤害邵维铭之后,便打消了报警的念头。在他看来,只要能保障儿子的生命安全,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毫不含糊地将300万赎金交到了绑匪的手中。

也许是不法分子看到了邵逸夫的豪气。7年之后,另一伙人又在邵家的家门口,旁若无人般地绑走了他的次子邵维钟。

孰不知,邵逸夫远没有表面那么豪气,可以毫不在乎的一掷千金。半个多世纪的商海沉浮中,他把一个商人的“铜臭味”演绎得淋漓尽致。绝不冒险,也绝对不会多花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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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和两任妻子

当年在拍摄一部影片的时候,道具需要100个馒头,便向邵逸夫申请要20块钱。邵逸夫知道是用来买馒头后,断然拒绝了。

缘由是邵氏食堂里的馒头是一毛钱一个。明明10块钱就能做到的事,却要花20块钱。这种情况,是决不允许出现在邵逸夫的经营管理中的。

骨子里趋利的性格,让邵逸夫造就了香港影视界的一个黄金时代,但也因为他的“吝啬”,让他与更多的“传奇”擦肩而过。将功夫推向海外,让世界为之疯狂的李小龙就是其中之一。

1971年,李小龙已经在美国漂泊了10年之久。虽说也参演了多部电影,但还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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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邵逸夫

他总有一种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感觉。由于事业上的不顺,李小龙在这一年的年初,决定回到香港发展。

当时的李小龙已经小有名气,自然不会屈尊于小公司。更何况要想实现自己的电影梦,就需要找一个容得下自己的大平台。

常言道,“背靠大树好乘凉。”李小龙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在香港众多的影视公司中,李小龙挑来挑去,最终选中当时已经在香港影视行业占据半壁江山的邵氏。

李小龙毛遂自荐,主动来到了邵氏,并在办公室里见到了邵逸夫。不过,邵逸夫并没有体现出求才若渴的谦虚,反而采取了一种轻视的态度。丝毫没有把这位隐藏着巨大潜力的功夫巨星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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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三兄弟

在这极其尴尬的氛围中,李小龙向邵逸夫开出了自己加入邵氏的条件。他要求每集影片要支付他一万美金的片酬,并且准许他加入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邵逸夫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断然回绝了李小龙的要求。他不仅把片酬压到了2500块美金,还摆出了一副爱干不干的架势。

任凭谁来看,这都不像是在谈合作,更像是对一个人人格的侮辱。李小龙原本以为声名显赫的邵逸夫是一个极其大方的商人,没想到他竟然吝啬到这种地步。

这简直就是傲慢和自大到了极点。李小龙也觉得没有谈下去的必要,转身就离开了邵氏。

只是邵逸夫没想到,被他气走的这个人,竟然在不久之后,创造了香港电影界新的神话。不仅轰动了整个香港,还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功夫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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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和演员

李小龙离开邵氏之后,一气之下投奔到了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嘉禾。李小龙之所以这么做,除了让他难以拒绝高片酬以外,或许还有点“报复”邵逸夫的小心思。

嘉禾的创办人邹文怀,也曾是邵逸夫的左膀右臂。邵逸夫刚到香港打拼的时候,邹文怀就跟在邵逸夫的身边。在邵氏当中,如果说还有人可以左右邵氏的发展,除了邵逸夫以外,恐怕也就只有邹文怀了。

在邵氏壮大的过程中,少不了邹文怀的心血。他也的确做到了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然而,十几年下来,他还是对邵氏没有任何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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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文怀

邵氏就像是邹文怀看着长大的孩子,他对邵氏不能说没有感情。然而,向来喜欢大权独揽、垂直经营的邵逸夫,只是把邹文怀当作了一个“保姆”。

即便付出得再多,邵逸夫也只是把他视作一个打工人,而不是可以同甘苦、共患难的合伙人。邵氏越来越强大,邹文怀也越来越不甘心。

也许,邹文怀曾经找过邵逸夫,希望能够对自己公平一点,至少能够让自己看到付出的希望。大概,他的这一要求,也遭到了邵逸夫的断然拒绝。

付出与回报的严重失衡,让邹文怀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他与邵逸夫的嫌隙也就越来越大,最后选择了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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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文怀和李小龙

1970年,邹文怀和几个相处多年的同事,一起出走邵氏,成立了嘉禾。并且大肆挖掘邵氏的墙角,从演员到导演,从编剧到制片人。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邹文怀都不放过。特别是那些受够了邵逸夫“压榨”的人。

李小龙与邵逸夫谈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邹文怀的耳朵里。邹文怀当机立断,选择了主动出击。

在李小龙还未考虑嘉禾的时候,邹文怀就主动现身了。他只身前往李小龙的住处,并努力地寻找两个人共有的默契。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两个都受够了邵逸夫“吝啬”的人,一拍即合,随即拿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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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维钟

更何况,邹文怀还给李小龙开出了单集7500块美金的片酬。这也成了李小龙无法拒绝的理由之一。

就在1971年的9月,李小龙的经典工作电影《唐山大兄》横空出世。一时之间,横扫香港各大影院。总投入不足10万美元的电影,竟然拿到了300多万的票房。一举打破了香港电影行业的多项记录,并且创下了香港开埠以来,最高的电影票房。

嘉禾和李小龙的合作,打了邵逸夫一个措手不及,就像是一匹黑马搅动着香港的影视行业。随着其他几家影视公司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才离开了邵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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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父子三人

一夜兴,一夜亡的商业竞争,让邵逸夫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和挑战。李小龙的崛起和其他人才的出走,也让邵逸夫意识到了培养新人的重要性。

一个响指,就此打响了香港影视界最辉煌的时代。

为了弥补影视人才上的不足,邵逸夫在TVB成立了无线艺员培训班,为自己的影视公司输送人才。影视演员就像是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源源不断的进入邵氏,为邵氏补充了新鲜血液。

在电影领域颇觉疲乏的时候,邵逸夫把眼光放在了电视荧屏上。周润发、刘德华、梁朝伟、刘嘉玲等年轻一代,以势如破竹之势几乎霸占了整个香港的电视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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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演员合影

然而,当这些新星真正在影视领域闯出一片天地的时候,还是纷纷选择了离开TVB。至于原因,还是因为邵逸夫的吝啬。

“我很红,但我特别穷”。这便是至今还活跃在荧屏之上的香港演员邓萃雯,在回忆TVB那段日子里的评价。他们在TVB的确学到了技能,但工作在邵氏只能做到糊口而已。

当年从无线毕业的艺人,如果拿到了无线的合同。他们与普通的上班族没有什么区别,每天拍摄什么作品,都是由公司来决定的。他们能做的就是按照剧本的要求,演好每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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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和方逸华

片酬更谈不上,因为他们是“按月领工资”的。在邵逸夫看来,他们与其他的员工没有任何的区别。演戏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上班期间的工作而已,没有特权、更没有优待。

当年,郑佩佩在香港火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为了省钱每天还要做公交车出行。这也就不奇怪,如今在香港还能时不时的在地铁上碰到周润发等老牌港星。大概就是当时养成的生活习惯。

可想而知,邵逸夫是真正的把生意经念到骨髓当中的人。只要有一丝的利润空间,他也绝不会放弃。

“做生意,哪有什么感情可讲。如果我公司的2000多个员工都跟我讲感情,我的公司还怎么经营。”这是邵逸夫对“悭吝”这个词做出的解释,也是一个他作为一个商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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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演员邓萃雯

这也就不怪,他的次子邵维钟在被绑架后,能做出跳车逃跑的举动了。因为他明白,父亲是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

的确,在生意场上和生活上,邵逸夫是一个极其“小气”的人,甚至做到了锱铢必较。然而,在慈善事业上,他却大方的让人惊讶。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几乎把所有的身家都捐赠了出来。

70年代中后期,邵逸夫就让邵维铭和邵维钟两兄弟都回到了邵氏,协助自己打理香港的影视公司,并且有意将老大邵维铭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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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和友人合影

其实,两兄弟并不热衷于电影,只不过是碍于家族的产业,不得不接手而已。原本三父子还相安无事,各项工作也都有序的开展着。然而,邵逸夫的一个决定,却亲手打破了这份宁静。

1981年,邵逸夫安排自己的“妾室”方逸华进入了集团的董事局。真正的进入了邵氏的核心高层。

当时邵逸夫的原配夫人还在,作为正妻所生的儿子,邵维铭两兄弟,自然对方逸华的进驻颇有微词。更何况,方逸华是一个比父亲还“狠”的角色。

方逸华对待员工从来都是毫不留情,凡是她看不惯的大都采用一刀切的形式,动不动的就开除员工。曾因为一个主持人一时发挥的不好,她就把人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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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晚年照

邵维铭和邵维钟都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大概也既不认同这种企业管理方式。时间越久,不满也就越多。直至邵维铭带着弟弟退出董事局,去往新加坡。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父子三人一直处于冷战的状态,形同陌路。几年以后,邵维铭兄弟也都有了各自的事业,生活已是无忧,也无心接过家族的生意。邵逸夫也开始关心起了慈善事业。

如果说最初,邵逸夫也只不过是做点表面的慈善而已,但从1985年后,他彻底的变了,他过慈善和教育事业,当作了人生中最后的追求。至于原因,大概是因为三哥邵仁枚的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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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华参加追思会

邵仁枚大半辈子都是在新加坡度过的,他是一个真正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人。无论哪里有天灾,还是哪里有人祸,他总是尽一丝的绵薄之力。

“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或许是三哥的离世,触动了邵逸夫的内心。他把公益事业的眼光,放到了内地。

从1985年开始,邵逸夫几乎每年都要花费近亿元的资金,为国内翻修教学楼、修建图书馆,投资建设师范学校,捐赠实验室。

邵逸夫在教育上的捐赠与似乎与别人有着不同。他所捐赠的项目,不光是由他自己出资,项目所在的学校,或是当地的政府也要拿出一定比列的资金投资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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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追思会

他更像是将公益事业当作生意来经营。或许是在他看来,只有受捐助方也出资了,他们才会更好的去利用新的资源,而不是把它当作摆设,终究荒废在那里。

2002年,邵逸夫还设立“逸夫奖”,用来奖励全球各个领域的顶级科学家。获奖的科学家每人可以拿到100万美元的奖金,比诺贝尔奖的奖金还要丰厚。人们把它称作东方的诺贝尔奖。

从事公益的30年里,邵逸夫一共向国内捐助了47亿港元之多的资金,建设了6000多个项目。以至于,在国内的每个城市里,乃至每一所高校中都能见到一所“逸夫楼”。

形成了“凡有读书声,皆有逸夫楼”的盛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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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楼

2014年1月7日,107岁的邵逸夫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而关于他的故事,还在诉说中。就在送别的当天,三任香港特首前来送别,也算是他人生最后一刻,享受过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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