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日本裕仁天皇，相信只要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记得他。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向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持续了14年之久的悲壮惨痛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

这场席卷整个亚洲的世界大战，最终导致了数千万人死亡，仅中国，就有3500多万人死伤……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像抗日战争一样让中国人民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而这场战争的肇事者就是裕仁天皇。可就是这样一位中国乃至亚洲人民的公敌，也是美国的敌人，却最终在美国的包庇下，逃脱了历史审判。不仅如此，他还被包装成了一位”和平主义者”，在战后继续享受着世人的膜拜。

作为美国和日本的一张”政治牌”，裕仁天皇苟延残喘地活着和轰轰烈烈地死去，都在为洗白日本的侵略历史，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服务。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裕仁病逝后，日本政府邀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

中国参加还是不参加？派谁去参加？这就成了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

最大战犯的”复活”

裕仁天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日本昭和天皇，裕仁是他的名字，昭和则是日本的年号。裕仁是日本第124代天皇，于1926-1989年间在位。他是日本最长寿，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执政长达63年之久。

在位期间，裕仁指挥和纵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了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侵略和践踏了中国等十几个亚洲国家，残害了数千万无辜的亚洲人民。

二战结束后，为了审判日本的罪行，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等国家发起组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耗时两年七个月，对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肇事者进行了审判。

最后军事法庭判处了东条英机（日本第40任首相）、土肥原贤二（日本特务头子）、广田弘毅（日本第32任首相）、坂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木村兵太郎（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武藤章（日本陆军中将）等7人绞刑，他们都是二战中的甲级战犯，对战争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但裕仁天皇作为日本发动战争的最高决策者，却逃脱了审判。不仅天皇没有被惩罚，连同23名担任日军高级将领的皇室成员也受到”保护”，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裕仁天皇能够逃脱审判，一方面是因为战败前皇室已开始积极周旋，讨好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展示了臣服美国的忠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美国需要一个”听话”的日本，以对付势力越来越大的共产党阵营。

所以，在美国的包庇下，军事法庭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分割。最终只有以东条英机、近卫文麿等甲级战犯为首的战时政府和军方统帅，承担了发动战争的责任。

为了让裕仁脱罪，1946年1月1日，裕仁在美国的指示下发表《人格宣言》，宣称自己”是人不是神”。次年颁布新宪法明确规定，天皇只作为”日本国的象征”而存在，只从事一些象征性的、礼仪性的国事活动。裕仁就这样通过”交权”的手段，撇清了与二战的关系。

为了营造接地气的”人”的形象，展示他亲民爱民的新风貌，经美国授意，裕仁在全国展开了一系列”巡幸”活动。美国撤兵后，裕仁重新登台，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厌恶战争的”和平主义者”，频繁参加国内外的活动，包括出席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大阪万博会这些盛大的国际盛事。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国力的提升，裕仁天皇在对外宣传中”国家象征”的正面形象也得到了提升。裕仁的战争责任被淡化了，日本民间与媒体对此也避而不谈。

即使在1975年，裕仁天皇访问美国时，他在发言中也没有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谈及自己与战争的关系。

让中国为难的大葬之礼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因患十二指肠癌去世，享年88岁。2月24日，日本为裕仁举行了盛大的国葬，即”大葬之礼”，并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代表参加祭奠。

在美国的带头作用下，最终有163个国家、27个国际机构的代表亲赴日本参加了裕仁的大葬之礼。其中元首、总理级别的领导人就有55人，包括美国、法国、西德、印尼、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的总统，泰国、新加坡、巴基斯坦、韩国的总理，比利时国王，英国女王王夫菲利普亲王等都参加了葬礼。

日本也向中国发出来了邀请函。但中国是二战中的最大受害国，裕仁是侵华战争的元凶。在感情上中国人恨不得生啖其肉，更别说去参加裕仁的葬礼了。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制造伪满洲国。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在南京屠杀30万中国人，以及在中国搞烧杀抢”三光政策”，都是经过裕仁天皇默许和指示的，他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在裕仁死后，国内外很多人来信来电，要求中国出席裕仁天皇葬礼的规格不要过高，有的人甚至建议中国不派代表出席。

怎么办呢？中国既要考虑到裕仁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也要顾及正在转圜的中日关系，最后中国决定派国务委员兼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赴日，以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参加裕仁的葬礼。

这个决定非常高明。一方面彰显了中国的大国风度，顾及了国际上正常的外交礼仪。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对日本以及裕仁天皇个人的是非分明的态度，也就是过去的历史不能忘记，现在的友谊也要珍惜。

粉碎日本抹杀历史的阴谋

本来日本还想借此淡化和抹灭日本的侵略历史，因为只要中国不再纠结日本和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了，其他国家也就不会再和日本过不去了，日本就可以彻底甩开这个历史包袱。不过日本显然是打错了算盘。

就在裕仁逝世前后，日本国内已出现了不少否定日本侵华战争的声音，以及为裕仁的战争责任开脱的言论。日本媒体经过大量公关和宣传，还把裕仁塑造成了一个与国民同甘共苦、关心国家和平繁荣的受人爱戴的天皇形象。

更让人气愤的是，日本政府也开始借裕仁的葬礼有意抹灭日本的二战罪行。就在裕仁天皇的葬礼期间，日本竹下登首相在国会回答在野党议员关于二战的责任和性质的质询时竟然公开宣称，“上次大战是不是侵略，应由后世史学家来评价”。

日本内阁法制局长官还称，不论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看，裕仁天皇都是没有战争责任。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公开有关裕仁天皇不负有二战责任的表态。

对于日本否定历史的耍赖行为，中国外交部迅速作出回应，对日本发出了强烈指责和不满。可能考虑到安抚中国的需要，随后，日本宇野宗佑外务大臣会见了正在日本的钱其琛外长。在钱其琛的强烈要求下，野宗佑再次强调，日本对侵华战争的性质问题的认知已写进《中日联合声明》，迄今并无变化。

接着，竹下登首相在紧张的接待日程中，破例抽出时间会见了钱其琛。之所以称之为破例，是因为按计划竹下登只会单独会见元首级别的外国贵宾。此举意在表明他重视中日关系。

在一些亚洲国家的强烈声讨下，竹下登首相终于服软，最后在2月27日的国会答辩上，对其上次发言做出了修正，并明确表示二战给邻国造成了重大损害，其侵略的事实不可否认。

至此，日本想借裕仁葬礼洗白日本侵略历史的阴谋，就被彻底粉碎了。其实早在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期间，中国领导人就着重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毛泽东十分重视日本对侵华战争的态度。

于是他问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这是毛主席对此前日本称侵华战争是给中国”添麻烦”表述的回应。

结果在毛主席的敦促下，田中角荣恭恭敬敬地表示，”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这才有了后来《中日联合声明》中所说的“日本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这是日本对二战应该有的最基本态度，也是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谁也不能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更不能抹杀这段历史。

中国式”葬礼外交”

实践证明，中国派钱其琛赴日参加裕仁天皇葬礼的决定是非常恰当和稳妥的。这样既不失国际外交礼仪，也有利于增进中日两国关系，加深两国人民的互信。同时，中国逼促日本在战争性质问题上进一步表明态度，粉粹了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借机抹杀历史的野心。

不仅如此，钱其琛外长还在裕仁天皇的葬礼期间，展开了一次特别的葬礼外交。在短短两天内，钱其琛外长分别会见了英国，西德，印度，南斯拉夫等国的外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钱外长还和未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印尼国防部长穆迪约诺举行了会谈，表达了恢复外交关系的想法。

后来日本各大媒体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会见，并称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还有媒体称，中国和印尼启动复交进程达成协议，是这次葬礼外交的最大成果。次年8月，中国与印尼终于恢复中断了23年的外交关系。这是中国外交官参加裕仁天皇葬礼的又一大外交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