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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619篇原创首发文章
最近，关于996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996是成功的必要路径，也有人认为应该平衡生活与工作。
很显然，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话题，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站在个人奋斗的角度，为自己的事业辛苦工作，哪怕是996，也不会觉得辛苦，因为它是成功的路径之一；但是站在老板的角度，要求员工去996，还要求员工把这种生活当作成功的必由路径，可能会令员工觉得心塞。
不少朋友在微信里问，香港职场是否也有996一说？老板是不是也会要求员工996？
这个问题一言难尽。
首先，根据港媒披露，香港自1988年迄今的历次国际调查中，基本次次均是工时冠绝全球。但在这里，996似乎并不是一个热门话题，媒体很少像近期内地媒体这样热烈讨论这个话题。
香港人很现实，由于港府没有提供基本的养老福利，因此整个香港社会，从基层蓝领到金领，都是抱着“手停口停”的危机感在做事，这其中也包括一批中环对冲基金经理，一样忙个不停。
接下来，我将会介绍一下，就自己所认识的香港对冲基金经理群体，平时的生活工作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和不少对冲基金经理交流过，甚至一起长期共事过，但毕竟个人的经历和认识有限，并不能代表行业的普遍情况，因此本文也只能就这个群体的内容做个片面的参考。
对冲基金经理过得并不轻松
对于内地的读者来说，对冲基金还是一种非常难以接触的品种，因此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基金有一定的神秘感。
过往笔者经常被问到的是，对冲基金经理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平时几点上班，几点下班？每天做的工作都有哪些？在他们投资过程中，需要跟哪些机构或是人物打交道？他们需要参加社交活动吗？更经常出现在哪些场合？他们又是从哪里获得所需要的投资信息的？
在不少内地朋友的印象里，对冲基金经理是电影《华尔街金融大鳄》里的形象：西装革履、口叼雪茄，坐在大落地窗前指挥操盘……抑或是像美剧《Billions》的男主那样，精于谋略、擅长收集各种内幕信息为己所用。
只能说，美国电影里的对冲基金经理形象和香港的实现还是有挺大差距的。
在香港，对冲基金其实颇类似于内地的私募基金。不同的是，内地的私募基金能采用的做空手段比较少，能参与的市场也以A股为主，因此更侧重于选股和事件性的投资。
而海外的对冲基金，通常会采用更灵活多变的手段，用长短仓配合来实施投资策略，如果是宏观对冲基金，还会涉及不同的市场组合策略。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投资工具和不同的策略安排。
具体采用哪些工具，采用哪些组合策略，这需要基金经理平时勤于思考，并且要有强大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基本上，笔者所接触的这些经理人，非交易时段里很少聊休闲的话题，大部分时候，他们都在问问题，或是在试图解决问题。
可能正是这种心态，大部分对冲基金经理平时工作都很忙，甚至连走路都带风。
和电影里类似的是，很多香港的对冲基金经理说话极少像国企老板那样拐弯抹角，基本上三句话不到就会让你客套话放一边，直接表明来意，因为这些人大部分在管理自己的钱，交易时段的时间，每分每秒真的都很“值钱”。在面对公司管理层的时候，也不会像卖方研究员那样先说一通好话做铺垫，而是直接抛出很有针对性的问题——哪怕这些问题非常刺耳。
有一次，和新加坡某对冲基金的主管一起参加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业绩发布会，他听了台上国企老板的长篇大论后，实在按捺不住，直接打断对方的发言，抛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老板们，你们手下到底有没有研究过每个钻井平台的建造成本和运营成本？按你们测算的这个油田的产油量和你们自己对油价的估计，你们要投入建设的这些平台有可能根本就不能回本，你知道吗？……
在这方面，内地和香港的对冲基金经理相比问问题显得更文雅一些。
至于着装，香港市场似乎并没有定论。笔者接触的对冲基金经理大多着装是比较随意的，他们更多的精力在于观察市场动向和提出针对性的问题。
记得有一家基金公司甚至在招聘广告中写道：“本公司讲究人文关怀，便装上班”，或是“无须应酬，只需关注交易”。
一个外资的宏观对冲基金交易员跟我说，他去公司面试时，看到招聘启示上写的是工作平时着装是便服，于是就穿着大短裤和拖鞋去面试了，然后发现面试官也是穿着大短裤。
“这班人穿着随意，但问的问题很刁钻，全部都是技术性的问题，不问你简历上的内容也不会问某个公司的基本面。”他说。他和面试官讨论了几个比较技术性的算法问题，然后就直接被录用了。
和老外风格不同，大中华地区的对冲基金经理平时还是以西装为主，但如果去内地看公司，则通常都换上便服和旅游鞋。
至于应酬，从笔者身边的对冲基金经理来看，大多人工作时间一般都安排得很满，通常工作时间都要超过8个小时，除了看盘的时间，只有极少量的应酬——多数是应市场部同事要求而去。
笔者在香港1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每次和对冲基金经理朋友吃饭，都是以快餐为主，而且基本上是吃午餐。
典型的一天
基本上对冲基金经理都很忙碌，对他们来说，可能996只是普遍状态，甚至比这个更糟。
睿智华海的对冲基金经理张承良博士曾这样介绍自己的生活：
“若不出差调研或少数情况下，需早去公司开会或见客户，多数一般情况下，我一天24小时，除了晚上睡觉7小时左右和早中晚三餐合计大约2小时之外，粗略地说，每天大约会有14-15个小时用于工作或与工作有关，上下班交通时间约1.5小时大体上也可以计入工作时间，因为用手机上网很方便，我上下班路途上也基本是浏览新闻和搜索有关公司或有关行业的新闻报道。”
张承良所管理的基金在2009年获得彭博全球对冲基金排名第二、亚太区第一。不过，这些成就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状态。在与笔者的交流中，他曾这样介绍自己的典型的一天：
每天大约7点左右起床。从起床到股市开市前（7:00-9:30），这是阅读当天信息的重要时段。
接着是第二阶段，即开市至12：00左右，这是重要的交易时段。
每天12：00-1：00是公司免费午餐的时间，大家可以利用这一小时的时间放松一下，但如果碰上业绩发布会，则常常需要外出就餐或是与上市公司主管进行午餐会。
下午开盘后，主要工作是交易和看盘；有时也会利用这段时间开个公司会议，或是处理一些行政事务，例如作为证监会持牌主管所要处理的文件等。
收市后，他通常会继续留在办公室一段时间，由于他的交易覆盖了英国、美国、印度、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股市及期货市场产品，因此他需要关注其他外围市场的变化，以便有选择性地做一些全球性的投资。同时他也要深入研究某些海内外公司的资料。
这种研究工作一般会一直持续到深夜10点左右，他表示，这时候香港交通也是最不繁忙的时候，他从办公室回家会最省时间。
到家后，在睡觉前，他还要看1小时左右的电视新闻节目，同时关注彭博咨询系统上其他市场的表现，必要时有选择性地做一些全球性的投资。如果碰上盘面较波动，甚至需要交易到凌晨到1点再休息。如果当天没有重大新闻或是市场波动，他会在12点左右睡觉。
在笔者所认识的对冲基金经理群体中，张博士的作息时间并不算特别另类的。其他多个对冲基金经理均是类似的作息时间。有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经理甚至需要工作到凌晨，直至接近美股收市才睡觉，然后第二天基本上要9点前到办公室开早会，听取研究员的汇报（香港卖方机构的早会通常是在8点－8点45分之间）。如果碰上美联储议息或是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这些基金经理基本上需要通宵作战，以便安排全球主要市场的投资策略。
从上面时间安排，大家可以看出，尽管也有一些应酬，但海外对冲基金经理平时和外部的接触大多限于投资活动，纯社交性质的交流不算太多。
不少人可能会想，对冲基金经理们是不是会经常交换一些内幕信息。实际上，这种情况在香港较少见。大部分笔者接触过的对冲基金经理对自己的分析判断都信心十足，而且并不认为香港市场会有太隐私的“内幕”幸运地落到他们头上，因此并不会觉得从业界同行那儿套到的信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有时他们即使跟同行交流，也不是想靠同行的建议买什么股票，而纯粹是一种头脑风暴，希望得到一些启发。比如对同一事件听取不同的意见或是想法，因为这会提供研究某公司或是事件观察的不同视角，对现有的交易会产生一定的启发。
比如在2018年，有一个美资对冲基金经理一路看好中美贸易谈判，仓位偏重，但在9月遭遇了重大挫折后，在一次头脑风暴中，听取了某香港对冲基金经理的分析，迅速将仓位作了调整，最后在一个季度内迅速扭转了全年的颓势，全年以正回报收官（在笔者过去10多年的港股生涯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通常对冲基金经理都是对自己比较有自信的人，一旦形成了某种观点，很难在短时间内作出改变）。
从笔者身边的这些对冲基金经理作息时间来看，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996大多数时候也只是一种奢望。
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位很勤奋的基金经理，连带着家人去欧洲旅游，都要带着一部笔记本电脑。小孩在海滩上尽情玩耍，他则打开电脑盯盘，指挥公司的交易员和研究员工作。几年后，这个基金经理财富迅速增长，买下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转入另一职业轨道。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香港人的这种工作风格并没有得到包括这些基金经理在内的全社会的认同——这一点似乎跟内地媒体就这个话题所展现出来的观点有些不同，从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出，不少内地朋友认为那些呼吁要重视996生活状态的程序员不够“耐劳”。
在香港，究竟该不该996，这样的话题很难激起浪花，因为全社会都不认同这种工作方式。
虽然香港社会普遍接受加班文化，香港人勤奋精神也是世界有名的——港媒不时都有“过劳死”的报道，几乎每年都有一两起此类事件——但香港企业家非常重视自己的言论对公司形象的影响，不会轻易公开发表不利于劳工团体的言论，以免让自己成为劳工事件的主角，更避免令自己成为别人眼中“苛刻的资本家”。
现实中，大部分香港雇主对加班员工都会提供不同程度的补贴或是补假，这一方面是道德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香港劳工处不断加强执法力度的结果。
在香港，社会舆论是一面倒呼吁要让员工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也并不主张个人因为事业而忽略了家庭生活，“过劳死”对家庭的危害更甚。
马云和刘强东两位互联网超级富豪关于996的谈话之所以引发外界如此激烈的讨论，恰恰在于他们的表态，容易被解读为希望员工自觉采用996的工作模式为公司工作，这特别容易招致反感。毕竟，个人用996为自己打拼完全没问题，但要求他人用996来实现老板眼中的所谓成功，就容易让人想到资本家的苛刻。
香港媒体并不认同超长工时，也不认同为了工作断六亲的扭曲工作文化，尽管那可能会导向成功。《信报》评论马云的讲话，认为有些“凉薄”，就好比当初香港劳福局局长向香港广大市民说，人类已能活到120岁，所以60岁只是中年，仍然有工作能力，一群长者应该继续努力在社会上工作一样。
在香港，几乎没有人觉得996是正常的应有的工作模式，“手停口停”更多是逼迫港人努力工作的一种压力，而不是他们觉得要实现自我成功的“动力”。
即便是上文介绍的对冲基金经理，忙碌状态超过996，也大多都不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成功生活方式。
张承良博士近期交流的时候就表示，工作太忙并不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并多次表达，之前生活状态产生了许多遗憾。
那位转型去做了上市公司主席的对冲基金经理，也是希望自己转做上市主席后，可以换一种活法。
还有经常需要通宵操作美股的宏观对冲基金经理说，自己的同龄人已经全部退休，有人去开咖啡店，还有人去离岛买了房子做民宿，天天钓鱼乐得清闲。
他财富上早已可以退休，之所以没有退休，纯粹是因为兴趣，喜欢和市场一起运动，和年轻的交易员在一起，会感觉自己依旧年轻，而不是为了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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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会计与金融学博士，国际跨市场IPO研究专家，资深投资者，本文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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