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金陵大旅店,被封存的花样年华

今天见到金陵大旅店的人,都说它很花样年华。

这里是本月8日逝世的香港文学教父刘以鬯在新加坡的最后一个住所,也是他南洋岁月最重要的一个地标。

新加坡金陵大旅店,被封存的花样年华

刘以鬯当年住过的金陵大旅店的房间是用木墙间隔而成 Jeremy San Tzer Ning 摄

走进惹兰勿刹路(Jalan Besar)的金陵大旅店,恍神踩空,宛如跌进了时空的夹缝,还未回过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浓浓的气息和氛围就扑面而来。脚下踩着的是英殖时期,南洋建筑普遍采用的拼贴式手绘花砖。大堂电梯的墙、旋梯的地板和扶手是今日已不多见的浅绿朱红水磨石所打造。石灰墙依旧斑驳,刻意不上新漆,脱落褪色的字样仍在为天台不复存的餐厅打广告。重叠的几排字似乎在努力地向现代人重提顶楼酒家易手的过往。

金陵大旅店大约建于1938年,楼高四层,是那个年代很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盒形的架构讲求简约实用,一扇扇的百叶木窗是透露着热带建筑的南洋容颜。在新加坡这座向来不眷恋老物旧事的城市,这家老旅店居然站得住脚,真是一个奇迹。

在里头缓缓移步,很难不想到电影《花样年华》所引述刘以鬯《对倒》里的经典字句:“那些消逝了的岁月,彷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如果他能衝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其实金陵大旅店并不是一直都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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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旅店今日外观 林方伟 摄

八十年代末,酒店执照到期,据说现居住香港的原主家族没去重新申请,让酒店废置了20多年,里头一度残破得让人不忍卒睹。

1991年,酒店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受保护历史建筑。2011年,一位酒店业者跟屋主租下,请来新加坡设计事务所“Farm”保留外观,装修内部后,酒店在2012年再度开张,风华再现。

为符合新业主的预算要求,设计团队提议保留酒店大部分的原貌,才机缘巧合地把五六十年代的氛围给召唤了回来。

我跟负责装修设计工程的建筑师谢南权聊起时,发现设计团队和业者虽以电影《花样年华》为设计的灵感,但却对刘以鬯曾住过这里一无所知。对食物痴迷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倒是对酒店天台的餐厅历史很感兴趣。据说顶楼金陵餐厅和2楼世界大酒店的业主是不同的人,后来合并成金陵大旅店。酒家也多次易手,在刘以鬯入住时还曾从酒家另辟为俱乐部。

号称“四大天王”的新加坡厨神据称在此设店,由他们发明的狮城名菜辣椒螃蟹、黑椒螃蟹和捞鱼生都是在这里问世的。

为还原1950、60年代的风华,新一代业者才连带把刘以鬯入住时的氛围也带了回来。让研究刘老1952年到1957年的南洋足迹的我,何等幸运地“衝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新加坡金陵大旅店,被封存的花样年华

装修后的金陵大旅店,酒店大堂洋溢着“花样年华”的氛围 林方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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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已把木墙拆除 林方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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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了楼梯的原有样貌,包括水磨石地面和斑驳墙体 林方伟 摄

刘以鬯1952年从香港来新,担任在新加坡复报《益世报》的副刊主编。与他同来的有香港报人钟文苓、刘问渠、赵世洵和张冰之,五人组成“五虎将”南来,锋头极健。

初到新加坡,刘以鬯居住在丹戎巴葛柏城街20号,南洋客属总会里的一个小房间,不用10分钟就能步行到设在安顺路的报馆。任谁都想不到,这家筹备了3年的报纸只办了4个月又5天,就因为财务与发行的困境而突然宣布破产停刊。这挫败将成为刘以鬯在新加坡报业的主旋律——从1952年至1957年的6年间,刘以鬯在新马近10家报纸和小报——《新⼒报》、《联邦日报》、《中兴日报》、小报王《锋报》、《生活报》、《铁报》、《狮报》和《钢报》浮沉,比在香港还不如意。

1956年,刘以鬯搬进了金陵酒店的一个小房间。此时,他38岁,应该是在《铁报》或《狮报》当编辑。当初来新加坡换个环境,冀望能大展拳脚,然而不是做一家倒一家,就是报纸留不住他。初来时意气风发的他,到了这时已是意志消沉。顺便说一句,在那个年代,确实是有人在酒店长住的,香奈儿1934年住进巴黎丽兹酒店后,一住就是30几年。然而,金陵怎么看都不是、也不会是巴黎的丽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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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初到新加坡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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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台红星、厦语电影天后庄雪芳是刘以鬯在新加坡的歌台好友。庄雪芳、苏章恺 提供

建筑师谢南权为我还原当年刘以鬯入住时的房间格局。每层楼用木墙隔出一间间房间,2.6米高的木墙顶端是镂空铁柱,毫无隔音所言,有心偷窥隔壁房客也不难——不免让人想起《2046》里梁朝伟和章子怡隔房“互动”的场景。谢南权记得,原装的房门外还附加半扇双开门和门帘,让住户在炎热的晚上能敞开大门。那时酒店没有冷气,这些热带设计都是让每间房能自然通风。房内也没有卫浴设备,每层楼房客都得共用厕所和浴室。

在新加坡住了5年,肯定累积了些随身物,行李里面应该会有刘老热爱的邮票簿几本、瓷器几件等,但看房间的面积肯定是容不下太多的物件。简陋的睡房里,除了有刘以鬯的衣物之外,应该还会有几本他随身带着的绝版旧书,比如他在新加坡《南方晚报》连载完后出版的两本小说《雪晴》和《龙女》。刘以鬯在南洋的6年,像个卖文编版的吉普赛人。他还曾经北上吉隆坡担任《联邦日报》总编辑,因为做得不顺心,又回到新加坡。哪里要他,他就去哪里。

酒店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定的过渡空间,刘以鬯最后把酒店当成家,成了他南洋流离岁月一个煎熬的象征。他住进金陵后没有更好,只有更坏。

五十年代,金陵大旅店是惹兰勿刹一带少有的旅店,因为地点靠近新加坡两家如日中天的大游艺场“新世界”和“快乐世界”,而深受当时南下新马巡回表演的香港歌舞团欢迎。

酒店颇具规模,收费便宜,绝对容纳得下所有的团员。刘以鬯在1959年以歌台为背景写给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短篇小说《团长》就以这里开场。刘以鬯从酒店杂工的观点写道:“我在惹兰勿刹一家旅店里服务……有一天,旅店里忽然来了一大群男男女女,很年轻,而且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新加坡不大常见。楼下账房告诉我:这是一班香港歌舞团,刚从联邦巡回演出回来,今天晚上,将在游艺场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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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十色的游艺场曾有过报人/小说家刘以鬯的身影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香港舞者罗佩云,就是成员之一。跳现代舞的她被冠为“香港之宝”。1953年,年仅18岁的她联同风靡华人歌坛的时代曲歌星张露、崔萍和方静音等,首次与香港歌舞团首次来新马巡回演出,1955年再次南下。1956年5月26日,是她第三趟来“快乐世界”表演。这时,她不只是表演,还领导一班歌星、舞者组成的“天鹅歌舞剧艺团”,整团25人浩浩荡荡地在金陵大旅店下榻。

38岁的刘以鬯与21岁的罗佩云,这两条“对倒”的路就在此时此地连成一线。罗佩云今年初在香港接受我采访时透露:“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在1956年才认识的。其实我们早在1953年就相识,只是不相熟,到了第三次才真正深入地认识。他在报馆下班的时间很晚,我表演完后,午夜回到酒店在大堂遇到他会一起聊天、吃宵夜。”

今日坐在金陵旅店大堂回望60年的时空,我能想象他们也曾坐在这里,夜深人静,不要吵到柜台在打盹的账房,他们压低声音聊得十分投入,爱情,一点一滴地在这里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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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与罗佩云1957年在新加坡留影,刘太透露,这是他们在新加坡的首张合照。罗佩云 提供

刘太跟我说,当时入住金陵是因为靠近他们表演的“快乐世界”。游艺场在2000年已被拆除,我找出旧地图细看,从惹兰勿刹走去蒙巴登路要四五十分钟,坐三轮车也要至少一半的时间。那个时代的人对交通便利的概念或许跟我们今天有点不同。刘以鬯曾经流连的“新世界”游艺场反而离酒店更近,沿着惹兰勿刹路步行不到10分钟就走得到了。在认识罗佩云之前,刘以鬯跟歌台艺人和圈内人过从甚密,香港粤语流行曲教父顾家辉的姐姐,唱红《不了情》的歌星顾媚在“新世界”的“满江红”歌台驻唱时,也跟他有过一段情。

梳理刘以鬯南洋事迹的作者,都把重心放在他的报章事业,跳过了他和歌台千丝万缕的牵系。若只看刘以鬯在新马报业的起落,他在南洋流离的6年可形容为凄苦和惨淡。但我的研究发现,从刘以鬯跟五十年代歌台人物的密切往来,我们却能窥见花样年华的七彩瑰丽。报业的不如意给了他愁绪,歌台则为他解愁忘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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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绝版小说《星嘉坡故事》重提他的歌台往事

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到游艺场是新加坡最受全民欢迎的夜间娱乐。人们在里头能看电影、购物、玩游戏、跳舞,单是现场“表演”就有拳击、摔角、马来和华人传统戏曲、脱衣舞等。踏入这几家五光十色的“世界”,就宛如走进摩登世纪的万花筒,目不暇给。随着时代曲风靡整个社会,歌台更是这个时代最火红的娱乐形式。

在歌台最辉煌的时期,三大“世界”里头共有20家歌台,每场能吸引到至少500位观众,单是“新世界”就有“满江红”、“凤凤”和“香格里拉”三家当红的歌台。普罗大众只要付一块钱,就能舒舒服服地边喝汽水,听歌星演唱,看诙谐短剧,消磨一整个晚上。

身为报馆编辑,刘以鬯和游艺场内的歌台会有密切的关系。歌台需要报纸,尤其是娱乐性质的小报宣传,小报也需要报道艺人的消息。作为报人,当然有特权能看到普通观众看不到的后台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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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歌台,刘以鬯夫人罗佩云当年来新时曾在这演出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提供

他虽是外人,却很快就被当作歌台的一份子,台前幕后,来去自如,甚至还玩票地参与歌台的创作,为歌星写歌词。

到了新加坡不到半年,刘以鬯给香港旧东家《星岛周报》投了5首新诗,1952年8月7日以《巴厘风情及其他》题目见报。这组新诗由香港作家许定铭在2015年翻旧报时发掘出土,其中一段这么唱到:“我紧紧搂住你的细腰,你疯狂地将我拥抱。莫非你看透我心境萧条,故意赠我一场热闹。”不过,刘以鬯的版本未得广传,目前潘秀琼的版本《巴厘岛》更为人知晓。刘以鬯显然也很欣赏潘秀琼,1952年8月3日,他在《益世报》副刊为她写了一篇《优秀的女低音潘秀琼》。

和罗佩云恋爱不久后,刘以鬯因事业不顺遂,长年心力交瘁,每天抽两包烟抽出肺病。罗佩云说,幸好他的香港好友钟文苓等为他张罗医药,每天请医生来金陵大旅店帮他打针,才救了他一命。

巡演结束后,罗佩云毅然放弃演艺事业,留在酒店专心照顾刘以鬯长达10个月。来南洋5年,为融入而学会吃咖喱、沙爹(马来人的烤肉串)和榴莲,体弱生病的刘以鬯这时却开始想念起家乡菜。两人因此常去快乐世界附近的上海菜馆吃饭,罗佩云也会特地坐三轮车到牛车水(新加坡的唐人街)一家专卖上海食品的杂货店给刘买吃的。罗佩云对刘以鬯照顾得无微不至,很多认识他们的文人都说,刘以鬯的命是她捡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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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正茂的罗佩云当年从香港来新加坡表演舞蹈,款待媒体记者时留下倩影。罗佩云 提供

刘以鬯的南洋岁月走到金陵大旅店跌到谷底,但他也在此绝处逢生。一年后,罗佩云的居留证到期,必须回港,刘以鬯处理完新加坡的事后,也紧随,两人1957年在香港结婚。去年,两人还在香港与一班文艺界友人庆祝60周年钻石婚庆。叫人惋惜的是,原本还差半年,今年12月18日,罗佩云就可以替她“结婚后,未尝24小时分离”的人生伴侣欢庆100岁大寿了。

可以这么说,刘以鬯的后半生是在离开金陵大旅店后开始的。遇到罗佩云后,大病初愈后,他终于意识到是该结束新加坡的日子了。刘以鬯当时已获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罗佩云说:“刘以鬯拿旅游签证回香港,在香港报馆找到工作后,由我作担保人,才重新申请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刘以鬯也说过:“为了生活,为了维持一个家庭,我才写得那么多。”

刘以鬯写得的确很多。他在1960、70年代定居香港时,为生活与文学理想成为“写作机器”,展开令人咋舌的笔耕。最高纪录曾为十三家报纸和不定期刊物撰写连载小说,一天至少写一万三千字。

白天写来娱乐大众,晚上写来娱乐自己。他一生最好的作品都创作于这个时期。《打错了》用现代、新颖的形式,生动地刻画出香港市民众生相;《酒徒》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对倒》则是热爱集邮的刘以鬯从两枚错体邮票获得灵感,写了不相关的一男一女,两人只在电影院相遇,互望一眼,散场后又各奔前程。

也正因为有了《对倒》和《酒徒》,王家卫才有了拍摄《花样年华》和《2046》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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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华》为刘以鬯潮湿的南洋岁月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两部电影复古又瑰丽。借助戏里梁朝伟扮演的以刘以鬯为雏型的周慕云,新一代的读者对过去泛黄又潮湿的岁月有了立体而彩色的想象。但想象终是想象,难免失真。《2046》里写黄色和武侠小说谋生的周慕云,让年轻读者误以为刘以鬯现实也是如此。刘以鬯夫人罗佩云澄清这并非事实。刘以鬯也曾在《苹果日报》一篇专访中表示,“王家卫把刘以鬯正式变成电影人物,这个好大问题,因为他对我了解不是很深。”

60年,兜了一大圈。今天重回金陵大旅店,冲破的不只是刘以鬯说的“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还要穿透一连串流行文化符号,才能似梦似真,踉踉跄跄地走回那早已消逝的南洋岁月。

【本文作者】林方伟,新加坡新闻工作者、电影编剧、小说作者、中英译者。今年获颁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李光前研究金,研究刘以鬯的南洋事迹。其短篇小说《死人街三轮车上的小姐》曾荣获2017年新加坡金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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