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藤原彰（日本）
作者介绍见前文
前一篇写到，作者1941年驻扎在河间景和镇的部分经历，
今天这篇是把后面涉及冀中的三小章一起发出来。这三章揭露出了当年日军在冀中做出的种种暴行。再后面，是写的移驻冀东，东北，以及南下等的经历，就不再写了，如果有兴趣可以搜索，实体书现在不好卖了，网络资源还是有很多的。感谢大家支持。
讨伐战与民众
从前往中国赴任到与八路军作战，我没有得到过任何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现存状态的知识。从一开始，我对于在陆军士官学校所教给我的那些军国主义的东西，即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就是“要严惩不屈从于天皇神威的中国”等陈词滥调，一直都是原封不动地接受和相信的。因此，对于侵华战争“是让中国民众得以沐浴天皇之仁厚恩慈”的说教也是深信不疑的。可是，当我到达中国战场后，立刻体验到的却是日军随便烧毁村庄、任意屠杀农民的严酷现实。我开始慢慢地感觉到，这一严酷现实跟那些日军所宣扬的什么“民众爱护”、“天皇仁慈”之类的美丽谎言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简直是太可笑了。
在跟那些被称赞为“勇猛的指挥官”的上级军官近距离地直接接触以后，这样的疑问就更多了。
我到小队驻地赴任以后，跟联队长、大队长的直接会面，只是在扫荡作战的过程中。那时我对两位长官的印象各有不同。联队长山本募大佐，后来在缅甸战场上作为步兵团长以“作战勇猛”、“刚毅果敢”而驰名，得到了日本陆军上层的很高评价。在中国战场的某一村庄，他曾经以怀疑村民串通八路军为由，亲自大声下令：“烧光。”
谁都明白，那个意思就是把一切能烧掉的都一把火烧掉。当我听说此事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是联队长直接下令，所以士兵们更加像发了疯似的点燃了一间又一间农民的房屋。留在村子里的一个老婆婆紧紧抓住日军士兵的脚，请求他停止放火。那个日军士兵一脚把老婆婆踢倒在地，继续放火烧农民的房屋。看到那样的情形，我不由得产生了“这样做是正确的吗”的疑问。
第一大队长山田秀男少佐当大队长已经两年了，早已成为扫荡作战的老手，而且每每取得“辉煌的战果”，得到了方面军和师团的表扬。1942 年，他转任日本陆军最早的伞兵部队——挺进第一联队的队长。但是当时我想，挺着那么大的肚皮，他能乘着降落伞从天而降吗？在大队长直接指挥下进行扫荡作战的时候，如果到设置在途中某一个村庄的大队部去，准能看见在树枝上吊着双手被绑在身后的农民，以及日军士兵正在为追查八路军的所在和去向而拷打审问那个农民的情景。有时候，那个一看就是老百姓的老人被吊在那里，裤子向下滑落，露出了下半身。大队长一边大声地让那个农民把裤子穿好，一边指挥部下拷问。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了侵华日军所创造出来的中国语言。由大队长亲自下令指挥拷问，是我当时感到非常疑惑和不可理解的事情之一。
原来当过第三中队长的有大队部的植田正尔中尉、第一机关枪中队队长福田纪典中尉等年长一些的老军官，他们经常在酒席上谈论如何以各种手段拷问被捕者的事，而且很多是针对女性的性虐待的拷问，好像是特意讲给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年轻人听似的。可是，他们说的那些事情实际上我并没有亲眼看见过。
一天或几天的扫荡作战结束后，我们回到驻地景和镇。那时，日军士兵们的手里肯定会提着从非“治安区”抢来的“战利品”，其中大部分是食品和副食品。当然，在景和镇及其周围的地方是禁止抢劫的。
扫荡归来鬼子兵
景和镇的街区并不是很大，但就像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商业还是比较繁荣的。特别工作队经常给中队军官聚集的中队部送来各种物品，比方说200 个水饺、50 个梨什么的。显然，那些都是特别工作队从居民那里强行征收的实物税的一部分。
我们的兵营位于镇子的西南角，兵营的四周环绕着土墙，土墙上盖有炮楼，院子中央是集中点名和操练剑术的场地，炮楼的正下方是哨兵岗位，这里是兵营的唯一的出入口。我们中队的本部龟缩在这个院子里，随便外出是不许可的。因此，出动参加扫荡作战对于士兵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外出机会。因为，士兵们得到长官的默许：一旦走出“治安区”以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劫。主要是寻找和抢劫各种食物。
就像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我们中队驻扎在景和镇的1941 年下半年期间，几乎每三四天就要出动扫荡作战一次。很多时候都是像我下面所说的那种情况。日军每天都会从日军豢养的密探、特别工作队和“治安”维持会那里得到关于八路军的情报。在对这些情报的可靠程度进行分析研究之后，中队长会选择他认为合适的攻击对象，并决定是否需要出动作战。一旦中队长作出了出动作战的决定，首先，负责人事的准尉要做成编制表，确定出战的人员。我们第三中队大体上每次出动40 人至60 人左右，中队长以下编成两三个小队，我担任第一小队队长。小队的兵力有20 人至30 人左右，编成配备轻机枪的两三个分队以及六○炮分队。
我们出发的时间一般总是在半夜，以便借助漆黑夜色的掩护接近作为攻击目标的村庄。这样以偷袭八路军为目的的作战在很多情况下都因为作战机密被暴露而连八路军的面也见不着。也许就连景和镇内都有为八路军探听消息、通风报信的人。而且，日军如果是夜间行动，四面八方的狗都会吠影吠声地叫个不停，把我们的秘密行踪全都给暴露了。
而八路军也在自己控制下的地区禁止养狗，并组成了杀狗队巡回于各个村庄之间捕杀村民养的狗。因为狗不仅要吃掉很多食物，而且它们的叫声也同样会暴露八路军的行踪。可是，根据我的经验，在日军控制区与八路军控制区之间的游击区，一直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犬吠声。因此，恐怕还是日军无法隐蔽自己行踪的情况更多一些吧。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还是八路军的情报工作更为出色。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拥护。解放区就不用说了，连游击区的乡镇村落，八路军也都组织了自卫团，进一步让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都组织了救国会。在村庄、房屋的墙壁上用很大的字刷写着抗日的标语口号。
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用日语书写的针对日军的宣传标语，比如像，“敌人就是日本军阀”、“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军阀”啦，“不许焚烧中国人民的房屋”啦，这样的标语很多。
特别是“不许烧房屋”的面向日军士兵的标语和传单非常多，说明房屋被烧毁以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是多么的深重。这样的事实和在听到联队长所下达的“烧光”的命令时，自己内心所受到的巨大冲击，也因此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另外，我们接到了一旦发现村民中有剪短发的女性就立刻逮捕并引渡给宪兵队的命令，据说是因为剪短发的女性肯定是妇女抗日救国会的成员。日军在拷问被捕的农民时，也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妇救会的人？”但是我自己连一个剪短发的女性也没有看见过。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有关在战场征发战争物资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阶段，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有关战时国际法方面的教育。后来在联队本部集中受训的时候，我曾经看见过一本秘密的题为《战时服务提要》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是南京大屠杀之后的1938 年7 月由陆军教育总监部编写，分发给初级军官使用的。
在小册子里很简单地讲述了征发物资与抢劫掠夺的区别。征发物资既有由高级指挥官(师团长以上的高级军官)或师团经理部长下令实施的情况，也有各部队直接自主进行的情况。而各部队自主进行的物资征发，应该在高级指挥官指定的地区实施，在军官的指挥下，由专门组成的征发队进行。征发物资之后，应该给予赔偿，或者为日后进行赔偿而给予证明文件。除此之外，就不能算是征发物资，而是抢劫掠夺。如果中队以下的单位出动征发物资，或者下士官，或者士兵们随便进行的物资征发，当然也是抢劫掠夺。但我在第三中队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小册子，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为日后进行赔偿而发放的证明文件的实物。因此，日军所谓的“征发”实际上都是抢劫。而抢劫作为日军的日常行为，是得到上级纵容和默认的。
1941 年秋天，我在景和镇的时候，第三中队频繁地进行扫荡作战，出动作战的次数相当多。在这一阶段，我们中队的战死者只有石井军曹一个人。当时，石井军曹骑着自行车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刚走到一个村子前的时候，就被一发狙击的子弹击中。随后，野村曹长麻利地指挥部下在露天的野地里堆起小山一样的柴堆，给石井军曹举行了火葬。初次遇到中队里有战死者的现实，让我感觉到了战争的严酷气氛。
因为有下士官被打死，所以在战斗报告里写上了比实际上大得多的战果。中队长跟野村曹长商量以后，决定写上缴获步枪七八支。结果，一次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战果的战斗，在战报里却变成了“敌方遗弃尸体二十多具，缴获步枪八支”的吹嘘和夸大。至于作为缴获步枪的实物，我们中队为应付这样的情况，早已做好了相当数量的储备。
就这样，我在每天从早到晚都是由驻扎和扫荡所构成的战地生活中度过了1941 年，所接触到的中国民众也仅仅是景和镇的居民而已。
景和镇的居民们不得不“好好地对待”日军，并努力跟特别工作队“搞好关系”。我在闲暇之际，也曾远眺过铁匠铺、豆腐房里人们干活的样子，但这只是在日军所控制下的“治安区”的街区才能做到。而在日军扫荡所到之处的“非治安区”就完全不一样了，民众全都逃走了，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特别是年轻女性更是难得一见。“治安区”与“非治安区”的情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就这样，到达华北以后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我逐渐习惯了经常在“非治安区”与八路军作战的日军警备部队的生活。可是，难道这就是至今为止军国主义教育所教给我的、我也深信不疑的“圣战”的样子吗？教育与现实之间所相差的距离也太大了。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而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又恰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不管是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我所接受的都是军国主义教育。这一教育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侵华战争是“正义的日军”惩罚“罪恶的中国军”的战争。从中学四年级毕业以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军国主义教育也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理论的色彩。说什么日本军队的使命就是要让天皇的“威光”广被全世界，也就是所谓“八肱一宇”，现在进行的战争就是作为那个“神圣使命”而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为了把中国民众从欧美列强的欺压之下解放出来的“圣战”。但是，“圣战”的现实却让人感到非常的奇怪。我不得不认为，就像日军所干的那些烧毁村庄、逮捕村民严刑拷打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什么“爱护民众”、“解放民众”的言词联系到一起。
我这样的感想跟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相比，恐怕多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时，同学中人数占据压倒优势的是山口县、鹿儿岛县出生的那些比我年长一些、而且矢志不移(一定要考上陆军士官学校)的一期浪人、二期浪人(即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在家里闲待了一年、二年的人)，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那股子坚韧刚健同时并存的，无疑是他们对天皇的信仰和忠诚。因此，他们的感情与陆军士官学校所教育的那种为了天皇视自己生命为鸿毛的价值观念，在一刹那之间就达成了高度的默契。他们把山本中佐所写的《大义》视为必读书，百看不厌，奉若神明。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在毕业纪念文集上写下了“下一次再会于靖国神社”的豪言壮语。《大义》这本书是1938 年在侵华战争中战死的山本五郎中佐的遗著，他倾心于叶隐[ 注：叶隐，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武士，为创立武士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的武士道，鼓吹只有为天皇献身才是武士的最高美德，并视为规范日本军人的生死观、价值观的准则。
然而我当时在陆军士官学校的时候，却好像很难与那种军国主义的情调心心相印、莫逆于心。因为我是一个出生于东京，经历了在大都会的中小学生活，阅读了父亲书库所藏的《世界文学全集》《明治大正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等名著的文学少年。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被人道主义、人类博爱之类的思想感情所吸引的一面，跟同学们的那种浸透身心、如出一辙的军国主义情调总是不能水乳交融。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心里所怀有的这种人文感情，成为我对于日军对待中国民众的做法抱有疑问的原因。但是，我心里同时也怀有自己作为帝国的军人、天皇的军官，如果抱有那种对于日军的疑问就应该感到羞耻的想法，并且长期无法从这一想法中摆脱出来。处于这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立场，使我经常感到苦恼和困惑。
感染副伤寒几乎丧命
1941 年12 月上旬，为了对1941 年征集的新兵进行入伍教育，我被指定为第三中队的教官。因此，同由中队指定为新兵入伍教育的助教、助手的同僚们一起被召集到位于河间的联队本部，接受作为新兵教育要员的集中培训。
在河间县城东南的兵营进行集中培训几天之后的12 月8 日早晨，负责培训的联队新任副官町田一男大尉集合全体受训人员，告诉我们：日本对美英宣战了。然而，如此重要的情报对于我们这些身处中国战场的军人来说，却似乎有一种远在天边、事不关己的感觉。眼下的侵华战争距离当初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远了，已经完全成为陷入了泥沼的长期战争，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连作为新任军官的我，也知道日军根本就没有得到民心，得民心的是八路军，所以仅就情报战而言，日军就已经处于劣势，从这一点看，日军想通过加紧扫荡作战以尽快结束侵华战争是很困难的。
原来日军把苏联视为第一假想敌，因此一直准备对苏开战。现在却又突然对美英宣战，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我的坦率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对美英开战跟我们远在中国大陆的陆军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有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中国驻屯第二步兵联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天津的美英租界，也算是跟美英作战的一部分吧。
从那以后，我一连多日感觉头昏脑胀，浑身酸痛。于是到联队本部的医务室找到经验丰富的长屋军医大尉，让他给我诊断一下，结果体温高达近四十度，长屋军医大尉一看就诊断出是副伤寒，让我立刻住院治疗。当时，在我们这个战区患肠伤寒和腹伤寒的士兵非常多。
不管在什么地方，细菌性的传染病大多是从水和食物传染的，而且大多数人的病症严重，高烧不退，特别是肠伤寒的死亡率非常高。而我得的恰恰是肠伤寒，且不断恶化。虽说是住进了医院，但在河间县的这一间并非野战医院，只不过有一些像包扎所那样简单的医疗设备，充其量比联队本部的医务室稍微像点样，平时从野战医院派来几个医生出诊看病罢了。入院以后的我，在持续高烧的情况下，昏昏沉沉地睡了将近一周。后来我清醒过来以后，军医告诉我说：“如此危重的病情居然好转了，到底是年轻啊。”据卫生兵说，给我点滴和注射的药量之多，已经是创纪录的了。多次被扎了针的我的两臂和大腿也变得肌肉僵硬、肿胀起来。
包扎所使用的房屋其实就是一所普通的中国式住宅，所谓病房不过是在房间里放一张床，就成了军官用病房。当我的病进入恢复期以后，病房里又住进来一个军官，他得的病是猩红热。身体虚弱、毫无抵抗力的我马上就被他传染了。我一直发着高烧，全身发出了皮疹，病情再一次加重。因为这完全是医院方面的责任，所以军医也全力以赴地给我治疗，重新点滴和注射，终于帮助我捡回了这条小命。结果，我躺在病床上迎来了1942 年的新年。
此后，我经历了长时间的疗养生活。接踵而至的两场大病，使我的身体彻底地衰弱下去了。一进入恢复期，我就要求早一点出院。可是军医一口就回绝了我的要求。结果，我一直在这间大煞风景的河间县包扎所里过着毫无情趣的病房生活，直到1942 年2 月初为止。
1942 年的2 月中旬，我终于得以出院，并回到了驻扎在景和镇的第三中队。当然，新兵教官的工作早已交给别人进行了。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征召的1941 年新兵已经在当年的12 月就进入了作为补充队的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然后从宇品乘船到釜山，于1942 年1 月1 日到达了沧县。第一大队的新兵在大队本部所在地的献县接受集中教育。这些新兵后来成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主力，但是当他们入伍、来到大队报到的时候，我还没有跟他们见过面呢。
在我住院期间，华北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冀东地区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的一支小部队被八路军全部歼灭了。驻扎在沧县的步兵团司令部移驻唐山以加强冀东地区的兵力。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联队本部也从河间向沧县转移，所警备的地区随之扩展到津浦线以东的盐山县、石德线以南的武强县。
尽管联队的兵力有所减少，但是，我们承担的警备区域却反而更广泛了。
同样是在住院期间，太平洋战局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我出院之后，就在中队的队部看到了开战以来的报纸，看到了偷袭夏威夷、侵占香港、进攻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诸多报道，攻占新加坡也指日可待。日军在中国战场虽然陷入了困境，但在南方战线[ 注：即东南亚战场。]却有很大的发展。
驻扎在华北期间，我们第三中队的队部里有一台收音机，一连几天的报纸也会一起收到。为了便于阅读，在中队的队部有报纸的合订本，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机会了解到有关战争形势的众多信息。
驻扎刘窝的分队长
随着第二十七师团调整兵力部署，从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三中队派出了一个分队，驻扎于沙河桥与河间县之间的刘窝，1942 年2 月下旬，我被任命为这个有二十多人的小分队的队长。这是山崎中队长考虑到我大病初愈而对我的照顾，因为跟随中队在一起，就要接连不断地出动扫荡作战，但作为分队长，多少可以让我过上一段悠闲自在的日子。此时，趁冀中地区的日军兵力收缩之际，八路军的行动也变得积极起来，第一大队也展开了频繁的扫荡作战。
刘窝是位于沙河桥与河间县之间的一个交通要冲，从河间、沧县去往大城的公路在此分岔。在这里有治安维持会和华北傀儡政权的警备队，他们的会长和队长每天早晨都到我这里来，报告“治安”状况，特别是有关八路军的情报。与在兵器和装备上都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日军相反，八路军非常重视做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针对日军普通士兵的宣传口号，像“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中日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阀、财阀”之类的宣传标语非常多，我们所到之处的村庄都在墙壁上书写着这样的口号。而我所亲身经历的有关八路军所进行的、直接针对日军的活动，都是在担任驻刘窝的分队长时所了解到的。
为了防备八路军破坏通讯线路和交通线，需要有人整晚不睡地值班，每隔一小时就要与相邻的分队互通电话，检查通讯线路是否畅通。
因为八路军经常利用日军的电话线，使用日语对日军进行宣传。八路军用携带式电话接通日军的电话线，然后使用日语向正在值班的日军士兵进行反战和平宣传。每当那种情况出现时，我作为队长总是不许值班士兵接话，一边大叫“卖国贼”，一边命令值班士兵切断电话。
因为，实际上使用流畅的日语对士兵们进行宣传的那些人都是日本反战同盟会[ 注：抗战期间，在中国的反对战争的日本人所组成的反战组织。]的成员。
日本反战同盟
在景和镇，中国农民也常常把装着大枣、称为“慰问袋”的袋子送给我们，袋子里总是放有介绍日本国内农业歉收情况的宣传单。此外，有时袋子里还有从日本国内寄来的信，在家族成员所写的今年稻米生产不好的字句旁边，还有用不一样的笔迹所写的日本农民苦于农作物歉收，希望士兵们尽早停止战争回国等字句。这或许是邮电局的内部职工所为，或者是在邮寄的途中邮件被夺走，添加上述内容后再送达日军士兵手中的。不管怎么说，都证明了确实是有日本人在帮助八路军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八路军在积极进行针对日军的反战工作。
反过来，日军也因此而了解到，抓获日军俘虏对于八路军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分队在刘窝的一角修筑了一座碉堡，分队全体人员正好可以龟缩在里面。有一天，本村的维持会长带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来到碉堡，对我说：“队长，这个姑娘给您做太太怎么样？”虽然这种出乎意料的事令我十分生气，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种事情在日军军官中是屡见不鲜的。我听说，以前在战地服役的军官中确实有不少人在军营内养小老婆，为此而招致了士兵们很大的不满。
在这里，有一件让我感到苦恼的事。就是我的部下里有一个服役已经三年却仍然还是个一等兵的老兵。他负责炊事班，经常随随便便就外出与维持会和警备队的人交往，跟他们一起大吃大喝。正当我为整肃风纪在考虑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老兵却因为性病恶化而住进了河间的医院。
我担任驻刘窝的分队长还不到一个月，就在1942 年的3 月下旬又回到了中队所在地。从3 月到4 月，我作为小队长参加了大队在刘官庄、东南村、田家庄等地进行的扫荡作战。所有这些战斗都因为八路军进行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战果。这就是我在冀中地区的最后的作战经验。
1942 年的5 月初，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的副官助理。于是我告别了第三中队，去已经转移到沧县的联队本部报到。
因为当时作为联队旗手的特别志愿军官木下五郎少尉即将调职，所以我成为他的后任担任联队旗手。联队又任命我为教官，负责对联队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在前往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保定教导学校之前进行预备教育。就这样，我随着联队本部来到渤海边上的盐山县和庆云县。
这一片在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海盐气味的荒凉土地与富饶肥沃的冀中平原是完全不一样的。八路军的活动也不是很活跃。
由于原任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联队长的山本大佐住院，所以小野修大佐接替他担任了联队长的职务。小野大佐是陆军省恩赏课课长出身的人，过于重视个人的业绩，因此联队上下对他的评价都不是很好。
1942 年的6 月上旬，我被正式任命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旗手。因为军旗并不随同联队出发扫荡，只是放置在联队本部，所以联队旗手的职责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联队副官的助手，实际工作有处理机密文件、记述《阵中日记》和《战斗详报》等。那时，大病初愈后我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而且又离开了激烈的行军打仗，每天从事的大多是案头文书工作，所以身体开始发胖。从当时跟父亲一起拍下来的照片看，我那白皙的皮肤、胖乎乎的脸也完全不像是一个身在战争前线的作战部队的军官。
在我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作为经理军官的父亲担任陆军航空本部第十课(建筑课)的课长，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正在大张旗鼓地兴建飞机场，所以人们都说我父亲是当时能够在国家预算中使用最多资金的课长级官员。我出发到达中国的华北以后，父亲转而担任第四十一师团的经理部长，也来到了中国华北的山西省。在1942 年春季北中国方面军策划的冀中大扫荡中，第四十一师团作为主力部队离开山西省参加了冀中大扫荡的作战。作战结束后，第四十一师团在河北省德县[ 注：“德县”为旧县名，属山东省。今已划归陵县。] 置了师团司令部。1942 年的6 月上旬，父亲以师团经理部长的身份走访相邻地区的沧县，分别已久的我们父子两人终于见面了。父亲看到我发胖的身体感到吃惊，我就告诉他，一旦回到前线我就会瘦下来的。当我与父亲见面的时候，不知道是联队本部的什么人给我们父子两人拍了张照片。
还是这个1942 年的6 月中旬左右，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为进行扫荡作战移驻到了河间县。驻扎在河北任丘的第十一中队的中队副是我的同学石田久之，他在率部与驻地附近村庄的八路军作战时，一个人举起军刀冲锋，因而腹部中弹。受了重伤的石田被送到河间，长屋军医为他进行了手术，取出腹部的子弹。虽然在我们部队有以下这样的评语：哪怕是腹部中弹，只要让长屋军医治疗就能得到最好的帮助。但由于延误了治疗时间，最终还是引发了石田的腹膜炎，在经历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后，石田还是死去了。当时，我只能说一些鼓励的话，并眼看着不能回答、只是呻吟的石田魂归故里。这是我第一次眼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的面前死去。长屋军医是妇科专家，武汉作战以来亲手进行并完成了许多开腹手术，在联队官兵中深受信赖。但开始给石田进行治疗时已经为时过晚，长屋军医也束手无策，最终只好放弃了治疗。
同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服役的我们五个人之中，有四个人是近卫步兵第三联队出身，只有我一个人来自近卫步兵第四联队，所以我跟他们四个人直到抵达天津之前都还互不相识。在我们五个人之中，浅田很快就转到了航空通讯科，三山成为户山学校的学生后暂时回国，石田死后联队里只剩下了加养和我两个人。不久，三山归队。
我们三个人：加养、三山和我，后来都作为中队长参加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三山在茶陵战死，我也转而服役于其他部队，所以只有加养一直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留了下来，他最后作为联队副官迎来了日本的战败投降。另外附带提一句，加养在战后加入了日本陆上自卫队。60 年代，陆上自卫队在千岁招待一些研究者和评论家，我也作为一个被邀请者参观了陆上自卫队的观摩演习，与作为演习指挥官的加养再一次见面。
在我们陆军士官学校第55 期学生刚刚出任少尉的时候，也正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所以下级指挥官在战斗中的死亡率非常高。我们入学时的全体预科同学有2400 人，参军后分成陆军与航空部队两大部分，在战争期间一共战死973 人，死亡率高达四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