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发改装，赴美宣传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等流亡日本横滨。横滨是留日华侨最为集中的地区，人数达三千余人，占当时旅日华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1895年10月底，孙中山在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弟兄的帮助下，在当地建立兴中会分会，冯镜如任会长。孙中山将《扬州十日记》及黄宗羲的《原君》《原臣》等著作交给冯镜如印刷，作为宣传品分寄海外。这是孙中山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的开始。
《扬州十日记》，王秀楚著，记载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扬州抗御清军围攻，城破后清军进行大屠杀的史实。《原君》 《原臣》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名篇，批判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子之责任，“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孙中山使用这两种历史文献进行革命宣传，说明他所关注的不仅是排满复仇，而是指向皇权专制制度，是从民主主义出发的。
当时，清朝驻日公使裕庚抵任，陆续在横滨、长崎、神户各地派驻领事，外间传言日本政府将向清政府引渡革命党人。孙中山遂断发改装，离开日本，再到檀香山。他遍游各岛，宣传革命，筹集军费。时值广州新败，旧日同志灰心失望，应者寥寥。1895年12月2日，清政府谕令谭钟麟迅速缉拿孙中山、杨衢云等人，广东当局以一千元悬赏捕孙，以一百元至二百元悬赏捕捉杨衢云、陈少白等14人。1896年2月，香港英国当局宣布对孙中山的驱逐令，五年内禁止在港居留。
同年6月上旬，孙中山转赴美国旧金山，继续宣传革命，成效仍然很小，华侨听到革命、排满等字眼，大都掩耳避走。从旧金山到纽约，孙中山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一路宣传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尽管孙中山说到口干舌燥，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能说动的不过数人或十数人。
美洲华侨很多加入秘密会社——洪门。孙中山用“革命”的语言作宣传，效果不好，就改用洪门“反清复明”的传统语言做工作，大多数人也还是不明所以。万事起头难，孙中山的思想一时还难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被诱入驻英使馆
9月23日，孙中山自纽约赴英国，早在当年6月，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说孙中山准备转往欧洲，就电令驻美公使杨儒，查明孙中山行踪，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在得知孙中山来英消息后，立即与英国政府外交部交涉引渡，遭到拒绝，龚照瑗即雇用英国侦探社的侦探，计划监视孙中山。
9月30日孙中山到利物浦上岸，英国侦探立即跟踪盯梢。10月11日，孙中山在行经清廷驻英使馆时被诱入馆内拘留。龚照瑗决定将他秘密用船押回国内处理，孙本人也作了中途跳海，或被送回广州后严刑拷打，宁死也决不出卖同志的准备。在使馆工人科尔和女管家霍维夫人的帮助下，孙中山旧日的老师康德黎得到讯息，采取赴警署及向英国外交部报告等多项营救行动。10月19日，英国首相兼外相沙士勃雷侯爵决定干预。10月22日，英国政府以强硬措辞照会清公使馆，要求释放孙中山，当地《地球报》同时刊发号外，报道孙中山被囚消息，引起伦敦全城轰动。10月23日，孙中山获释。至此，孙中山共被囚12天，死里逃生。
《伦敦蒙难记》的写作
孙中山被释后，于10月24日致函伦敦各报主笔，对英国政府、报界和英国人民表示感谢，函称：“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他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特别说明，和旧式的“白莲教”不同：“我们的运动是新的，限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大部分在国外。”除英国各报刊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香港以及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等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孙中山的国际知名度因此大为提高。
自12月5日起，孙中山逐日赴大英博物馆读书，开始在康德黎的帮助下写作《伦敦蒙难记》，叙述被挟持进入公使馆及被救经过。为了感谢被囚时给过帮助的英国工人柯尔，孙中山将演说得来的几百英磅都送给了他。
《伦敦蒙难记》的英文本于1897年1月21日出版。书中，孙中山激烈地批判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专制、无法、贪污、腐败，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尤其批判清政府所施行的的文化禁锢政策：禁止人民阅读政治书籍，阅读报纸，不让人民了解世界大事；儒学经典“四书”、“五经”，只允许人们诵读钦定的符合皇家意志的注释本，任意删节、曲解其中的具有反抗意味的成分，使人民成为“聋子”、“瞎子”、“傻子”和奴才。
孙中山认为：英国人性格保守、和平，因此他比较强调兴中会最初偏重于“请愿、上书”等“积渐”而“和平”的形式，但是，朝廷“不特对于上书请愿之人加以谴责”，而且禁止此后的类似行动，因此才不得不“稍易以强迫”，“殆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
与俄国人的交往
如果说，在《伦敦蒙难记》中，孙中山将自己的革命意志讲得比较含蓄，那末，到1897年初，他在和一位俄国人谈话，推荐《伦敦蒙难记》时说：
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并接触欧洲文化，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对农业全神贯注，并善于耕作，哪怕这头猪在农场里喂养得很好，又怎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
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它也就得不到发展了。时至今日，这种文明已经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
在近代中国长期存在着中西文化之争，一派主张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一派主张充分吸取欧洲文化。孙中山在这场争论刚刚露头时就提出了比较正确的主张，即“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但又不“全盘照搬”；中国的固有文化因为缺乏和异文化的比较、选择，已经得不到发展，落后于时代，脱离于人民，必须改造、重铸。谈话最后，孙中山回到革命这一主题，表示要有武器才行，在中国，人民的起义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当年年底，《伦敦蒙难记》全文被译为俄文。不久，又被日本人宫崎寅藏译为日文。
孙中山在伦敦接触的俄国人不止一个。他自己回忆，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曾经遇到几位俄国人，俄国人问孙，中国革命何时成功？孙回答：大约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国人很吃惊，表示说：大概一百年后能够成功，我们便大满足，此刻正是在奋斗。成功虽然在一百年之后，如果现在不奋斗，就是百年之后也不能成功。
孙中山听了俄国人的这段话，觉得很惭愧。从那以后，孙中山便经常环游地球，一面考察各国政治得失，国势强弱，一面从事革命运动。据孙自己估计，他约计每两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前，大概绕过地球六七周。每当有人问他：“不知道失败多少次了，为什么还不丧气，总是这样热心呢？”他便用在伦敦图书馆里和俄国人的谈话回答：“我不管革命失败了有多少次，但是我总要希望中国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总是这样奋斗。”
和英国人合作写书
在伦敦期间，孙中山还计划和英国人柯林斯合写一本书，由孙中山陈述事实和见解，柯林斯加工、整理。1897年3月1日，该书的部分内容以《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为题发表于伦敦的《双周论坛》。文章尖锐地抨击当时中国“根深蒂固遍及全国”的贪污，认为“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文章宣称“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不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人，希望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中，能得到列强的理解和同情，保持“善意的中立”，这是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本文已经勾画了它的大体轮廓。
孙中山和柯林斯合著的另一部分以《中国的司法改革》为题发表于伦敦《东亚季刊》第1卷第1号。文中，孙中山揭露清政府司法的黑暗与残酷，将之比喻为希腊神话中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了三千头牛，三十年中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孙中山声称，清政府司法的惨毒是“促使我从事中国的改革事业，以把我的同胞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的主要动机之一”。
7月1日，孙中山乘轮离开英国。从去年登岸到此次离去，孙中山在英国共生活9个月，跨越两个年头。孙中山一辈子崇敬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圣人”，“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大成”，但是，始终不同意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提倡：“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交结日本朝野
当时欧洲还没有中国留学生，华侨也少，孙中山虽想鼓吹革命，但没有对象。1897年7月1日，孙中山离开英国，经加拿大，于8月16日抵达日本横滨。横滨华侨多。当时，旅日华侨约5200多人，横滨有3252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横滨离中国近，交通方便。到了横滨，孙中山就有可为之地了。
孙中山到横滨后数日，日人平山周与宫崎寅藏迅速来访。平山周（1870－1940年），号南万里，日本福冈县人。早年与宫崎寅藏同学于东洋英和学校。1897年，经日本众议院议员、进步党常务委员犬养毅斡旋，接受日本外务省秘密资助，赴华南调查秘密结社情况，同时寻访孙中山行踪。他从英文报纸获悉孙已从欧洲东返，立刻回国。
宫崎寅藏（1871－1922年），本名宫崎虎藏，别号白浪庵滔天，出身日本熊本县的下级武士家庭。与兄长宫崎八郎、宫崎民藏、宫崎弥藏四人，合称为宫崎兄弟。年轻时，向父亲学习过剑道刀法。后入东京专门学校，接触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关注亚洲革命运动，立意帮助中国革命，并皈依基督教。1892年来华了解民情，熟悉语言。1897年与平山周同时受外务省资助，接受到中国调查的任务，因病未能与平山同行。不过，他后来还是赶到香港，参加调查，宫崎在日本见到孙中山后，向孙询问革命的宗旨和方法、手段。
孙中山强烈批评共和政体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观点，赞美共和是中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古已有之。为避免地方豪杰割据和外国列强入侵，只有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建立共和政治。他说：为了“拯救中国的四亿苍生，驱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人道，关键只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他表示：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但中国人却沦为“三等奴隶”，自己为此焦灼万分，“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但倘若另“有豪杰之士慨来相援”，就甘心退让，“自服犬马之劳”。
听了孙中山的一席话，宫崎完全被孙中山的魅力征服了，决定“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他写道：“乍一看去，其外貌气质像是涉世不深的后生小伙，又如天真无华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见识何其拔群，其抱负何其远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宮崎和平山离开孙中山寓所后，又回来继续谈话。孙中山本来急于赴越南，联络同志，到云南发动起义。平山以日本比较安全，劝孙留在日本，孙中山遂改变计划，写信给陈少白，劝他自台湾返回日本。
平山、宫崎见到孙中山后，迅速到东京向犬养毅报告。犬养希望将孙中山控制住，以为他日之用，便表示：“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平山、宫崎遂陪同孙中拜会犬养。辞出之后，住宿对鹤馆登记时，孙中山希望用假名，平山代填中山二字，孙中山夺过笔来，继续写了一个“樵”字，并说：“是中国山樵之意。”自此，孙中山即以”“中山樵”的假名来往于东京、横滨之间，陆续结识外相大隈重信、内务相副岛种臣以及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秋山定辅、山田良政、山田纯三郎、菊池良一、萱野长知、宗方小太郎、久原房之助、犬冢信太郎等人。这些人，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曾经在不同时期，以各种方式，支援过孙中山和中国革命。
在日本时间多，孙中山与宫崎、平山，特别是宫崎有过多次笔谈，讨论在中国举事、联络日本朝野人士等多方面的问题。孙中山相信，中国已如“枯木之山”，只要“一星之火”就可以燃起熊熊烈焰。关于首义之地，孙中山提出“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三原则。十多年前，孙中山就曾考察过江苏海州，但他还是钟情于广东沿海的惠州、潮州、嘉应三地，认为当地民风强悍，居民十之八九是三合会会员，久有反清复明之志。又邻近台湾，便于接济军火。
孙中山早有和康有为、梁启超联络的准备。他提出，邀康有为来，惊动太大，拟邀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东来，共商大事。横滨华侨早有开办中文学校的打算。孙中山也曾与犬养毅计议，在东京开设中国语学堂，招揽同志，担任教习，暗中商量举事。至此，适逢中华会馆校董与孙中山商量，拟向国内聘请新学之士来日担任教员，孙中山山遂建议定名为中西学校，推荐梁启超为校长。学校总理持函到上海会见康有为，当时，梁启超正在主编《时务报》，康有为遂推荐学生徐勤代替，并改名为大同学校，亲书四字为门额。
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先后流亡日本，两派合作问题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