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人的喜节

潮人的喜节

元宵节,游人穿行在牌坊街。肖燕菁 摄

潮人的喜节

潮州湘桥区磷溪镇溪口有“穿蔗巷”的元宵传统。谢琳 摄

潮人的喜节

村民在“蔗巷”中穿行。谢琳 摄

潮人的喜节

青年雕塑家刘键熹与时尚设计师沈瑜以潮州元宵为灵感一同创作光影装置秀《缛彩繁光》。肖燕菁 摄

潮人的喜节

潮州潮安金石镇黄厝巷村灯首民俗文化节在元宵期间开放,流光溢彩、灯火璀璨。 许壁荣 摄

元宵已过,但挂在牌坊街的灯笼还未拆下,仿佛古城还在对元宵恋恋不舍。2月15日,华灯初上时分,古城墙上、牌坊街上、游客手中,大大小小的灯光浮动交错,映照出一个喜乐祥和的元宵夜。今年2月15日恰逢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有人说,元宵灯亮,潮州才是那个府城。

中国人爱元宵,元宵是春节延续的尾声,对于潮人而言,有“元宵大过年”的说法,春节的热闹在元宵达到顶峰,赏花灯、添喜灯、营老爷、猜灯谜、做丁桌……潮人为这一天精心准备,在这一天安心狂欢、诚心祈福,而后正式开启新一年的工作生活与时序轮回。

策划:达海军 撰文:肖燕菁

盛况

一年一度元宵明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元宵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

隋文帝时御史柳彧关于元宵问题的上书是目前对民间元宵活动最早而且最详尽的记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

逾越礼制,肆意纵情,这是元宵的民间活动在封建时代一以贯之的主题。历史学者陈熙远在文章《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写道:元宵节期间,家,这个人们在平日傍晚时分要回归的场所突然间变成了要离开的地方;而户外,这个人们平日傍晚时分要离开的地方反而成了要回归的场所。

官方的宵禁在元宵前后放松,礼制的规训在元宵夜被打破。“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游不问家”,成为传统社会元宵节里最不同寻常的一道风景。

百年前的潮州府城,那是一个元宵夜。平日囿于深闺的女子可以在晚上大胆出门,住在潮州城西的黄家五娘带着婢女益春走出家门游赏花灯,看见“一轮明月挂高空,万盏花灯照眼红。街上行人如潮涌,鱼灯队队赛游龙”。在这样的良辰美景,送哥哥上任的泉州书生陈三途经潮州,为潮州府城的元宵夜停留,并与黄五娘邂逅。

《荔镜记》借黄五娘之口写府城的元宵盛况:“元宵景,好天时。人物好打扮,金钗十二。满城王孙士女都来游嬉,花灯万盏月共圆,琴弦笙箫闹街市。”

“从《荔镜记》可见那时潮州府城元宵庆典的盛况。府城的元宵首先是规模大、人流多、规格高。因潮州府城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能汇聚当地的所有资源,各行各业都会在其经营场所摆出有特色的花灯和工艺品,包括全面反映潮州工艺水平的灯会的核心‘百屏灯’也在其中,这是其他乡镇所无法企及的。”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教授石中坚认为,府城元宵节是全民的狂欢,让潮州成了“不夜城”。

《荔镜记》中记录了府城元宵的狂欢,在狂欢的背后,是潮州城发达的商贸活动。

以潮州花灯为例,这以精巧著称的花灯,重视人物场景的塑造,在用料上舍得下功夫,肯花时间,与潮州厝、潮州木雕一样,将“精”一词做到极致。1928年,中国第一个报纸摄影副刊《图画时报》刊登出一张潮州花灯的照片,照片中的花灯《刘备招亲》高达数米,花灯前摆放在大街上,一小孩站于花灯前,编辑配文:“潮州灯彩素负盛名上为‘刘备招亲’ 极鬼斧神工之致。”

是谁在为潮州花灯买单?很大程度上是商家。“没有一定的财力是做不了潮州花灯的。在民国时期,潮州花灯大部分由民间商户出资订购,在青龙古庙‘营老爷’期间,很多商户为自家的商铺订购花灯,放在店门前或者是拿去放在营老爷队伍。”潮州花灯市级传承人黄韬介绍,潮州花灯不像潮州大锣鼓、潮剧那样在潮汕其他地区都能看到,它的造型、设计是非常精细、含蓄、讲究的,“我认为潮州花灯的风格特色和府城人文有关系。”

目前在汕头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的青年雕塑家刘键熹论文选题为“公共艺术视角下的潮州灯会”。他认为,府城的潮州元宵是一个面向大众的公共艺术,是一个全民的狂欢节,民众自发组织,也自然产生了很多商业运作模式。“在以前没有媒体的时代,元宵就是最大的流量入口,花灯就是大众媒体。”

祈福

灯与人、神的互动

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谢琳是澄海人,热衷记录潮汕民俗,她在《潮汕人“闹”元宵》中写道:“过灯节”当天,各村社都出动锣鼓班、标旗队以及化妆文艺队伍,踩街游行,把村头巷尾变成文化广场,尽情展示“乡下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各村落家族姓氏在族长和长老带领下,先祭拜神明,再举家出动,人人手中举着同样的竹灯笼环绕村里三圈,最后把各路神明送回到祠堂。鞭炮声、锣鼓声、弦乐声、欢笑声,连续不断。

“有人,有火,就有灯。”在黄韬看来,灯火通明就意味着人丁兴旺。潮汕方言中,“灯”与“丁”谐音,潮汕在元宵期间有做丁桌、吊喜灯的传统。

潮人认为点灯即为添丁的佳兆。元宵前后,家中派人提着灯笼、备齐纸银香烛,到乡中宫庙点火,回来分别吊在家里的神龛和床头。此外,如果去年元宵以后生了男孩,许多家庭在农历正月十三起就挑起一对红灯笼,并在灯屏下贴着红纸写上姓名,欢天喜地挂到乡中宗族祠堂的灯架上,以此象征着家中添了丁。每晚家人要抱着孩子到祠堂中,一面往自己的灯笼里点燃蜡烛,使灯笼通红,一面接受周围乡人的祝贺。做丁桌为上年生过男孩的人家在祠堂设宴请客,以庆“出丁”,俗称“做丁桌”。

在潮汕,传统家庭遵循着节气与传统创造的节日习俗,时年八节各有讲究与事件。清明冬至祭祖、中秋拜月娘、中元节普渡,如果说随着现代生活方式与人们居住空间的变化,大部分节日习俗已可在小家庭单位中完成,那么元宵对于潮人来说,则意味着必须从“家庭”进入“宗族”,面临着祝福也有审视。

刘键熹认为,元宵在潮州府城与潮汕乡村呈现出两个面貌,虽然同样是热闹,但府城的热闹是面向大众的,乡村的热闹是面向宗族的,诸如做丁桌、吊喜灯,都是围绕“添丁”来进行,因为对于宗族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元宵期间,潮汕各地的民俗活动迎来高潮。刘键熹是潮州湘桥区磷溪镇溪口人,溪口有“穿蔗巷”的元宵传统。元宵期间,家家户户手握挂着灯笼的甘蔗,面对面站组成一条甘蔗组成的“蔗巷”。溪口产甘蔗,家家户户往往早早挑出最“雅”的一根甘蔗,乌黑亮丽,蔗梢带着绿叶,甘蔗上挂着写着自家宗族姓氏的灯笼,游神队伍在“蔗巷”中穿行,仿佛检阅这方百姓一年的收获。

刘键熹能够直观地在元宵的民俗中感受到传统宗族的力量——人丁,就是实力的体现。“‘穿蔗巷’的时候,人丁兴旺的村他们的队伍、灯笼看起来自然比较庞大,锣鼓队也有气势。如果人丁少,比如我们村才二十几户人家,都没办法自己形成一个‘蔗巷’,只能站一排。”

从灯火到食物,在潮汕特殊的民间信仰系统中,许多东西被赋予媒介的意义,沟通人与神明、祖先,元宵期间这一现象尤其突出。“以前总听大人讲,‘元宵元宵,食物全销’,因这时农业生产还未开始,积累下来供春节元宵使用的食物也都消耗完了。”石中坚认为,潮州人“耕田如绣花”的精神培育了潮州文化精益求精的精神,这种精益求精从花灯工艺、节庆的铺排到对神、对人的真诚都充分地体现出来,商铺、工厂加大投入营造节日气氛,各家各户也会倾尽所能欢度节日。

对于潮汕民间信仰的兴盛,谢琳是这样看的:西方人信的是耶稣,潮汕人信的是神明;西方人要做礼拜,潮汕人要过节,西方人要忏悔,潮汕人要祈福,目的都是在心中追求一种信仰,树立人的自我信心。石中坚认为,元宵节的重要性说到底就是其强大的文化功能,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企求,催人奋进,和谐与共。

延伸

作为文化意象的元宵

刘键熹与时尚设计师沈瑜曾一同创作光影装置秀《缛彩繁光》,以潮州元宵灯会为主场景,提取花灯、木雕、泥塑、剪纸等多种潮州传统工艺元素,通过场景、音乐与数字光影相结合,打造了一个全沉浸式光影世界。

沈瑜出生于花灯世家,毕业后前往新加坡工作生活。新加坡潮州人众多,许多潮州元宵习俗在新加坡得到保留。元宵前后的妆艺大游行、猜灯谜活动,热闹非凡。新加坡怀德联谊社荣誉会长吴荣璋在1950年过番去新加坡,在他看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的元宵与潮州无异,在春节时就开始点起花灯,而猜灯谜这种元宵习俗在新加坡也有保留。

沈瑜去年回潮州后与刘键熹一拍即合,创作了以潮州元宵为主题的光影装置秀于潮州美术馆“往来——后传统潮州艺术大展”展出。

在刘键熹看来,任何民族都需要释放,中国人也不例外,元宵这个节日自古就有释放的功能。现代社会人们释放的场所、机会太多,消解了元宵释放的功能,但从文化层面上,元宵仍然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意象。“时代在慢慢往前走,我们现在越来越有文化自信,怎样找到潮州元宵在新时代的新方向,还能不丢失传统的韵味,会是我之后思考的方向。”

陈三五娘的故事流传至今,为潮州元宵提供了特有的浪漫氛围与文化意境,花好月圆、良辰美景,才子遇佳人。“一个城市有这样的爱情故事,这是非常浪漫的,从文创产业的角度来看,是有可发挥的空间的。”刘键熹说。

石中坚认为,潮州特色的元宵节庆活动是中国传统元宵节庆的地域性改良,但其根源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遵循文化的发展规律,加强民俗文化研究,探索元宵文化的创新发展之路;要把元宵民俗文化活动与封建迷信活动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健康积极的民俗文化传统,应该加以传承与弘扬,去伪存真;要加强对元宵民俗文化活动的正确导向,让人们喜闻乐见的元宵民俗文化活动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

刘键熹认为,民俗本身是时代的产物,新时代要有新民俗,更要延续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能够释放、交流、邂逅、学习、祈福的环境,这是它的基本属性。另外,元宵在形式上的审美特色、元素不能被抛掉。”

潮州人称元宵为“喜节”,将其视为一年开始的好兆头。招待亲友,祈福敬天,热热闹闹过完元宵,而后带着喜气开始一年的工作与生活。

崔液写“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宋味道写“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辛弃疾写“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从元宵的开始到高潮、尾声,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元宵倾注热情与才思,造就了盛大、浪漫、自由、狂欢的上元节。

如今,元宵并非法定节假日,多数人在元宵时也已开工数天。受疫情影响,潮州全市范围内停办游神赛会等各类聚集性民俗活动,相比疫情前少了许多热闹氛围。但元宵当晚,当一轮昏黄素月挂上树梢,牌坊街、韩江边、西湖畔,随处可见情侣相依或是阖家出游,男男女女精心打扮,手提灯笼,赏月观灯。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人们依然对元宵有着浪漫和美好的想象,于是选择在这一天晚上提灯出游,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浸染出的对美的知觉和跨越时间的对美的传承。

■观察

辉煌与落寞:花灯展阴影下的潮州花灯

潮州的春节花灯展上却难见潮州花灯,这是潮州花灯人的遗憾。今年春节,数十万盏彩灯在潮州古城点亮,但绝大多数来自四川自贡,满城灯火璀璨的背后,是潮州花灯的落寞。

黄韬还记得1992年在潮州西湖公园的花灯展:一个个一米多高的潮州花灯分散在西湖公园的亭子里和各处小景点,有《陈三遇五娘》《董卓凤仪亭》《孙悟空取宝》……人物活灵活现、场景细致考究、细节精益求精,游客流连西湖山水间,一步一景,一景一灯。从周边县区、城市来的游客把西湖周边围得水泄不通,“人多得都看不到地面,大家就为来看潮州花灯”。彼时6岁的黄韬往往一整个晚上看得如痴如醉,“那时候的花灯才叫花灯,才有看头。”

潮州传统花灯分屏灯和挂灯两种。屏灯以戏曲和历史人物故事为主要题材,配以楼台亭阁、山水园林等为背景的综合造型灯屏,一屏一灯,是潮州花灯工艺最精致的一种,体现了潮州花灯艺术的最高水平。挂灯是可吊挂可手持的彩灯,有龙凤灯、动物灯、水果灯、花篮灯及宫灯、庙灯、喜灯等。

潮州花灯集彩扎、彩绘、剪刻于一身,融合潮州特有的潮剧、潮绣、泥塑等多种艺术元素,着力表现人物场景,突出特点之一为外置光源。2008年,潮州花灯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潮州花灯就是精细。”潮州花灯国家级传承人刘耀生多年来参与全国各类花灯的活动。他认为,潮州花灯哪怕放在全国,也是一流的精细,“潮州花灯用料讲究,用上了潮绣、珠绣,而且在造型、场景设计上都更舍得下功夫。”

曾经,潮州花灯的市场来自游神赛会时的各个商家,花灯在游神赛会时大放异彩的同时接到后续的订单。新中国成立后,潮州花灯艺人被招进潮州特种工艺研究厂,之后体制改革,花灯艺人开始独立接单。这一时期,除了潮州本地游神赛会,潮州花灯艺人仍能接到来自广州、南京乃至海外的订单。

潮州正月间的青龙古庙“营老爷”是粤东远近闻名的游神赛会活动,在外做生意的潮州人往往邀请外地的合作伙伴到潮州看游神赛会,顺便也观赏潮州花灯。“一些人看到潮州花灯后会以竞标的方式拍下花灯,然后运到广州,在广州的庙会或是中秋灯会再次使用,所以有‘潮州花灯一手货,省城花灯二盘货’的说法。”黄韬说。

2011年2月17日晚,2011中国·潮州花灯节在潮州广济门举行亮灯仪式,吸引了海内外、潮州及周边各市的数十万游客。那一年的花灯节有泉州花灯、自贡花灯的参与,但潮州花灯仍占据核心地位。潮州花灯省级传承人沈增华高达3米的麒麟灯《紫气东来》引来众人围观,刘耀生在那年的花灯展交出了15屏潮州花灯,那是他印象中潮州花灯最辉煌的时候,也是顶峰,之后,潮州花灯、潮州花灯艺人再没有得到过能与之相比的关注度。

潮州花灯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潮州花灯是季节性产品,并非日常必需品,游神赛会这一潮州花灯最主要的本土市场大大萎缩。

而全国的节庆类花灯多为自贡花灯。近年来,自贡打出“以灯兴城”的口号,举全城之力兴办彩灯产业,传统工艺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机结合,实现形、色、声、光、动的高度统一。目前自贡彩灯产业常年从业人员约4万人,旺季甚至超过13万人。沈瑜在新加坡的华人聚集区看到的花灯,也同样来自四川自贡。

高度产业化带来成本的降低与效率的提高,手工彩灯在市场竞争中优势骤减,潮州花灯这一需要细细品味的花灯尤甚。此次潮州古城墙灯展,在设计图完成后,四川自贡团队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全部制作,这是潮州传统花灯难以想象的,刘耀生与其叔父3人在2011年交出的15屏花灯用3个半月时间。

黄韬认为,找到潮州花灯的市场是振兴潮州花灯最急迫的任务,“只要有市场,就会有人做。”刘耀生的父亲还在的时候,刘家兼作纸扎,潮州的时年八节往往都有纸扎的需求,刘耀生父子只有元宵后一段时间能够休息。潮州人家去庙里求子祈福,也往往找刘耀生求一对灯笼带到“老爷”面前。

黄韬近年尝试做手提莲花灯:“想让潮州花灯走出潮州,也不止是在节庆的时候才用到,希望潮州花灯可以成为人们日常的用品,放在客厅、床头。”

沈瑜回到潮州后开始整理关于自家花灯的历史,惊叹于花灯的精妙,同时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潮州花灯,“因为现在真正懂潮州花灯的人太少了”。以传统宫灯为灵感,沈瑜设计了簪子、吊坠和耳环,关于潮州花灯文化的传承和再发展,沈瑜还想尝试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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