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白云怡】“十八大后，中国发生深刻变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中国多种变化之中，政治层面的变化最具意义，因为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国家内部崛起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其所践行制度的崛起。
环球时报：如果让您用一个关键词形容中国过去这十年，您会用什么词？为什么？
郑永年：要形容中国过去这十年的发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描述，那我会选择“巨变”。实际上，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处在变革的过程中，从晚清的改革，到孙中山的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中国也在继续经历着快速的变革。
十八大后，中国发生深刻变化，但我认为在政治层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最具意义。现在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还不多，但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西方经常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巨变，因为经济有明确的、可量化的数字；一些人也能看到扶贫等社会层面的变化，因为中国中产群体的扩大、贫困人口的减少也有可见的指标来衡量。但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政治和制度层面的变化经常为国际研究者所忽略。
我一直持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内部崛起的主要标志，并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它所践行的一套制度的崛起。譬如，近代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崛起就是新制度的崛起，而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也是一种新制度的崛起。
我认为，十八大让中国现代化道路模式更加清晰和成熟，也为那些既要发展、又寻求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选择，这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
环球时报：十年过去了，您如何评价十八大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意义？
郑永年：近代以来，中国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曾经是不清晰的。由于在中国文明中，经济的管理和发展也是政府职责的一部分，倘若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一旦政府无法有效运转，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治理也会出现问题，其带来的后果将会比在西方更为严重。
西方一些学者总是说，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变革。这是不对的。我常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般地同时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很少有国家能做到这一点——而这两者正是在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引导下实现的。
环球时报：从长期来看，您是否看好中国经济的韧性和中国的经济模式？为什么？
郑永年：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韧性已经多次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从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不仅平稳地度过了这两次危机，还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现在，中国也基本上做到了复工复产。尽管在疫情和西方强行对华“脱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比以前有所放缓，但如果横向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中国的增长依然算得上是很不错的。
最近有很多人拿中国和越南比较，认为中国正在被越南取代甚至超越。但不要忘记，中国早期经济体量较小的时候，实现两位数的增长相当容易。当一个国家经济体量足够庞大时，增长放缓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中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多少个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简单化地说，“越南取代中国”这一说法，除了吸引眼球，并没有太多实际的、严谨的依据。
确实，最近中国经济遇到一些挑战，但我们看待当下中国经济情况时需要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受疫情、俄乌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目前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有好的经济表现，即使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也面临着高通胀和衰退的风险，还有收入分配不均、社会分化等大量问题。中国并不是唯一面临经济挑战的国家。
从长期来看，中国政府在过去两年中对教培、互联网、房地产等领域的整顿是非常需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民营企业更健康的发展。任何国家都需要为企业的运转制定规则，也就是我们说的“资本有序发展”，这是为了中国整体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更好的制度与法律基础。
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高层释放的种种信号来看，中国的各项政策、举措显然都在继续围绕着经济建设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路来进行。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经济韧性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话说回来，正因为如此，我现在也有点担忧：由于巨大的体量和强大的韧性，中国经济消化问题的能力很强，一般的小问题不容易被感觉到，这可能会给一些中国人造成“没有必要开放”的错觉。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就会非常麻烦。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环球时报：您最近发表了新书《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您认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什么？最应该注意哪些挑战？
郑永年：从全球范围来看，一个国家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富裕国家，已经很难了，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更难了。即使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非常明显的社会不公平现象，进而导致了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崛起。
现在接近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大多是一些体量较小的国家，比如北欧等福利社会国家，或是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这意味着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发达且共同富裕的国家，会面临更多挑战。
我认为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我们最应该吸取的是英美等国现在民粹主义兴起、社会不稳定的教训。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也不是简单地“分大饼”。我们应该在过去40多年的基础上，既追求经济增长，也必须确保社会稳定，并从社会长期和总体利益来思考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