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何日生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特聘学者、慈济慈善基金会副执行长
来 源：正和岛
“善经济”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利他才能利己，利众才能利润。利他不是为己，利他无损自己，利他是更好的利己。
亚当史密斯认为“利己”是一只无形的手，会自动地分配利益，进而创造社会最大的公共利益。”
善经济则认为“利他”才是一双无形的手，会将资源自动地流到最稀缺的地方，会将财富自动地给予最需要的人。利他如水一般，从高就低，以富济贫。只要利他之心生起，个人会以自己的模式与方法去照顾济助身旁能触及的贫困的人。
善就是“利他”。
01、善是利他与和合
中国文化中的善，是利益万民，利益万物谓之善。如老子所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上善如水一样，利益万民，利益万物。善，对于恶不排除，而是一样地“处尊就低”，“处善救恶”，净化恶、教化恶，转恶为善。善不是恶的对立，善是如何能够涵融恶、转化恶、教化恶。
西方的善是真理，中国的善是利他。西方哲学的始祖柏拉图讲“至善”（Summom Bonum），强调真理，追求最高的真理。但中国人的善不是去追求、认知最高的真理，然后用这真理来衡量世间的一切。
中国的善是各人“善其所善，美其所美”，才是善。如孟子言：“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满足人民所需要的就是善，每个百姓都拥有幸福才是美。所以说“充实之谓美”。
西方的真理常常贬抑非真理，因此就起冲突。善以真理之名，行屠杀灭绝其他族群、宗教，时有所闻。中国文化的善事利益他人，利益万民。
相对于西方追寻至高真理，中国的善不是以真理为基础，而是以利益万民、利益万物为上。西方追求至高真理，从那个真理建立人间的秩序，中国人则认为善高于任何绝对的真理。最高的秩序来自于一切关系的互利、圆满、和谐。
在东西方文明中，善一直是各文明的核心议题。对于西方，善是真理；对于中国，善是利益万民、利益万物。
孔子在《礼记》里也说：“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这说明，真理必须是善。学，即实践。真理必须实践，才知道其益处。善有“受益”之意。
善不是以一项真理框限每一个人，而是造福每一个人。虽有最高的真理，如果不能让人获益，这真理就不善。所以真理必须善，对于生命的完整性，善比真理还要究竟。
中国人眼中善的意涵，从造字中就可以看出。善，就是一人一口羊。每个人都有，每一个都享受幸福，每个人都生活在共容、共享、共荣的社会那才是善。
所以善就是利他。利益万民，利益万物。
其哲学的最高理想是，与万物合一、与万法合一，是为共善。其实践方式是，与一切的人事物都建立爱的关系，是为共善。善高于真理，善比真理重要，真理如果不善，也就不被接受。而什么是善？就是利益众生。
善的第二个原则是“和合”。
中国龙的图腾源自古代中国的部落征战与和合的象征。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炎帝与黄帝打仗，结果黄帝战胜，但是黄帝没有灭掉炎帝的蚩尤部族，而是与炎帝一同并列为中国的开创先祖。
龙的图腾正是蛇的部落与鹿的部落打仗以后，没有谁消灭谁，而是彼此融合。然后跟鱼的部落打仗、融合，于是龙长出鱼鳞。再跟鸟的部落战争，于是再融合，龙变成能飞的图腾。龙的形象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各部落及各民族共融、共享、共荣的结果。
和合是中国的核心哲学，亦如《易经》干卦所陈述的理想世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也，而况于人乎？”
在一个利他的市场结构中，利他为动机的胜出者所考虑的可不是消灭对方，而是用何种方式让其他竞争者有新的出路，与其他机构和合。如中国龙的图腾之融合与适应，是彼此融合，彼此互存，才成就强大的国家与机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不反对个人的富有。如《荀子‧哀公》言：“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拥有天下财富没有任何人怨他，这是和。财富都布施给天下人，自己也不贫困，这是利他利己的理想。以义、以道取之的财富是儒家思想所允许的。
如春秋末期的范蠡，出将入相，辅佐勾践，造福百姓无数后急流勇退，三次致富，三次散财无怨尤，是儒家的善巨富之代表。以善致富，就是以利他、以和合达到个人与社会整体富有。
善，以利他为动机，以和合为手段，达到共善。
中国文化的和具备三个层次，一是“中和”。允执厥中，从不同的极端见解与利益，找到共容之道，是为中和。二是“保和”，每个人都能各安其位，各享其利，各正其命，是为保和。三是“太和”，这样的和合境界能持之以恒至万代，是太和。
中国故宫就具备这三个大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象征古老中国治理天下的理想与智慧。
和合是善。善的理想是“与万物合一”，“与万法合一”的共善。与万物合一，就是爱一切的人与物。与万法合一，就是与一切真理合一。
相对于西方经济的核心是“利己”与“竞争”，中国文化善经济则是“利他”与“和合”。“利他为本，和合共善”，是善经济所追求的最终理想与目标。
02、当今利己经济的困境
过去三百多年来，人类的经济生活始终被亚当史密斯的“利己”思维给支配着。历史证明，通过自由资本市场，从未创造一个公平、均富的社会。
哥伦比亚大学诺贝尔奖得主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在他的新书中说：“美国三大富豪，华伦巴菲特、比尔盖茨、贝佐兹等三人财富总和，是美国百分之四十九人口的财富总和。”
史迪格里兹忧虑美国财富的两极化已经结构化，他很直白地跟他的学生说：“你们的前途决定在你们父母的教育与收入。”收入决定教育，教育决定一生前途。
今天，全世界仍有八亿人活在贫穷线以下。按联合国的标准，每天生活在一块美金以下的就是穷人。
剑桥大学费兹威廉学院(Fitzwilliam College)的奥格斯‧丹顿教授(Angus Deaton)研究指出，美国人只要每天捐助一块钱人民币，就能挽救这八亿人口脱离贫穷线。
但困难在于：第一、不太可能每一个人都如此发善心；第二、这些钱的分配通常无法真正给予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手上。层层剥削使得即使有善心人士捐出足够的钱，也无法挽救世界的贫穷。
我们设想如何能够让这八亿人脱离贫困？以亚当‧史密斯的观点，永远无法挽救这些贫穷。因为自利之心，追逐的是自我的利益，不是公益。
自利之心的满足永远没有底线，每一个人都追求自我的欲望，这欲望是无底洞。如同“边际效益递减理论The Law of Diminishing Principle”告诉我们，当人获得第一个一百万很快乐，但是第二个一百万就没有那么兴奋，因为两百万只有一百万的两倍。
所以也许赚到第一个一亿元很快乐，但是第二个一亿元这种快乐就递减了。当人期盼得到从一块钱到一百万的那种快乐，他需要的是一百万倍的金钱。一百万元的一百万倍是多少呢？边际效益递减告诉你，那种快乐的获得需要赚到“一万亿”。但是有多少人赚一万亿，有一万亿之后，下一个一万亿又是边际效益递减，如此永远无法满足与快乐。
人在欲望中永远不可能真正快乐。
人心有追逐无限的本质。追逐无限的心指向欲望，就永远不满足，永远无法快乐。追逐无限的心指向付出，付出无限，就能得无限的快乐。
所以从心理层次言之，利他比利己更容易得到快乐与幸福。
达尔文从生物学研究物竞天择，他归结，互助的物种比起自利的物种更具竞争优势。所有生存下来的物种，都是具备互助及利他的本能与机制。
医学科学家已经发现动物身上有利他慈悲的区块，称之为“Temporal Cortex”。实验室中，当老鼠看到同类被杀害，慈悲利他区块会放大。人类也一样，看到他人布施，或他人苦难，自己慈悲利他的区块会放大。慈悲利他可以被激发，可以被放大。只要我们认知到，利他比起利己更有助于自我与群体的发展，人类会更积极地，更大幅度地实践利他。
利己经济已经逐渐走到历史的困境。以利他为主的善经济思想正逐渐抬头。
03、以利他和合的企业革新
微软总裁萨提亚（Satya Nadella）在2014年接任总裁之际，微软正面临有史以来的最低潮，几大科技厂亚马逊、苹果、谷歌、脸书等，都占据主要的科技地位。就在这时，印度裔的萨提亚接任总裁。他推行的政策与哲学就是利他与和合。当时的微软巨大而分裂，各自为政，导致竞争力大幅衰退。
萨提亚（Satya Nadella）上台推行的第一个政策是，对每一个人的考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为他人做了什么？第二个是你与他人一起做了什么？
“为他人做了什么”是利他；“与他人一起做了什么”是和合。
利他与和合使得微软在几年之内起死回生，2020年微软年度业绩是一万五千亿美元，成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除了强调同事间的利他和合，萨提亚大力提倡员工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他们创造青年公寓，给予事业工作正值起步的青年安居之处。从公司内部的利他，到对社会的利他，微软重回科技产业王者的宝座。
萨提亚所执行的员工政策“为他人做了什么”，这是“利他”。“与他人一起做了什么”是“和合”。萨提亚所体现的正是善经济的本质，是缔造善企业的成功例证。
04、各文明经济历史中的善
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每一个强大的经济体背后，都有一个支撑它的坚实哲学思想与价值体系。
“善经济”试着从利他的角度，重新考察人类历史以来各文明经济体系中的善和利他的思想与实践。吾人没有时间探讨恶，而是把推动每一个经济文明背后的善与利他思想总结出来，阐述人类文明经济体系中的善之模式，以及善如何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产生积极的作用。
古老的苏美文明距今约八千年，苏美文明中的《吉尔加美什Gilgamish》史诗 ，就预示人类文明对迈向城市化、机械化所产生的恐惧。
史诗以吉尔加美什认识野蛮人安度基之后，开始体会建造城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认知失去自然与家庭的代价，因为失去了这些，就失去了真正的欢笑。由于城市化加深社会的贫富差距，机械化使人与自然冲突加剧，《吉尔加美什》史诗是古老苏美文明善经济的反思。
希腊神话诗篇《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强调经济生活中勤奋与节制的美德。贪欲造成生命的最终溃败，潘朵拉宝盒就是欲望被打开的寓言。
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位提出善经济概念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认为，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金钱，而是幸福。一味追逐金钱反而远离幸福。幸福，以亚里斯多德观之，是通过行为所获致。幸福的建立：第一，必须与人建立爱的关系；第二，参与公共服务；第三，遵循持守道德生活；第四，具备哲学的反思达到心灵的快乐。
犹太文明是人类最具智慧的商业文明之一。犹太人认为上帝给他们的赏赐都在人间，不在天堂。犹太人将所有心力关注在现世的成就，每一个犹太人的先知都是富有的人，亚伯拉罕牛羊数万、寿命极长；大卫王是一代明君；约瑟夫贵为埃及宰相；摩西是王子。
犹太先知非富即贵。犹太人经历十多个世纪的物质繁荣与巨大财富，来自于他们遵循上帝给他们的允诺—享受现世间的昌盛与富足。犹太人谨守上帝的律法，谨守安息日，安息日教导善于做生意的犹太人，从小就理解人必须在有限制的条件底下工作，工作时间是有限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人必须在有限制的条件下，求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与生活幸福。
当代的“经济”指的是财富的取得、发展与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是“经世济民”。“经世”，对世俗世界的良善治理是经世，“济民”是以广大百姓之生活为计。北京大学楼宇烈先生说：
“当代‘经济’指的是财富的竞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概念，指的是经世济民，是为整个社会的民众谋福利。中国传统文化“商人”概念，商人不是为了个人攫取财富，而是更好地为整个社会民众服务，是为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之间的交流所做的工作。”
王阳明眼中的商者也能成为圣人，商人一样是能成就“内圣外王”。商者为利，然而“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民”。富而有仁德，富有而能和合，这是中国儒家的财富观。拥有财富不是问题，一切关系的圆满，才是儒家所强调的。
人与人、人与家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能圆满和合的前提下，拥有最大的财富才是善。因此，儒家的经济思想是“和善”。
佛教在“万物一体”的前提下，主张一切的经济活动必须创造世界整体最大幸福与圆满。佛教经济的目标是“共善”。
佛教的思维在原始《阿含经》中，强调“四具足”：四具足包括商业专业能力，是为“方便具足”；维护经济财产安全的智慧，是为“守护具足”；能在生活与心灵上常保欢喜的“善知识具足”；量入为出，收支平衡，有节有度则是“正命具足”。正命，是经济活动最终之目的。这四种具足，其实涵盖了所有善经济、善企业的致富与幸福之道。
西方从十四世纪逐渐兴起的海洋贸易与城市商业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发轫的关键。海洋贸易与城市商业的兴起是互助。经由海洋贸易、经由商会的互助系统而急速扩展，城市公民基于“工匠会社”而保障彼此的生计。
05、商业曾经是最高的善
曾经在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的前期，国家与国家战争，宗教充满冲突，基督教内部天主教会与新教激烈斗争，只有在商场上才拥有最大的自由与开放。商场中，每个人都为着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在一起平等地做生意，商场上没有意识形态之争，所以大家都能和谐相处。如同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伏尔泰所说：
“在伦敦交易所，你会看到来自世界为各自利益前来的代表们聚在一起，在这里，犹太人、穆斯林教徒和基督徒彼此善待，就好像他们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一样。
在这里，长老教会的人会信任浸信会的教徒，大公会教徒也接受贵格会教徒的允诺。一离开这些和平自由的集会，有人会去犹太集会；有人会去喝酒，也有人会去以上帝为名为孩子们受洗；还有人会去割掉孩子的包皮，并对孩子低声说一下他自己都不懂的希伯来语；而另一些人则带着帽子去教堂期待上天赐予灵感。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感到心满意足。”
伏尔泰描述的正是当时的商业正义，在充满政治与宗教冲突的年代里，商业提供一个和谐互利的场域。商业在当时世界的各领域中是最大的善。
06、善经济的历史脉络
与伏尔泰同时期的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提出“自利会创造最大的公共利益”，一样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所提出。
亚当‧史密斯曾说：“我们不能期望自己的晚餐来自屠夫，酿酒师傅或面包师傅的慈悲，而是要期望我们的晚餐来自他们对本身利益的关心。”亚当‧史密斯所认知的经济行为中，善性与道德被理解为是从“自我利益”之中自动创造出对社会的正面产出。
市场上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把自我利益，重新塑造成为公共利益。“私人的罪恶”在那一只看不见的手之运作下，将自发性地、无意间地促成对整体社会的公共利益。
但是伏尔泰与亚当‧史密斯等人倡议的追逐自我利益合理化，间接造就了无数商业集团与个人，在全世界无止尽地搜括、征战、扩张，而让人类逼向前所未有的冲突境地。
随着资本主义发达而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极大化之后，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理想，以抑制资本主义垄断所有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说工人在剩余价值剥削的机制下，可能一天工作十二小时，然后抽根烟、吃个饭、睡个觉。工人这种立基于“自身血肉”中的商品及劳动力，所获得的消费商品，仅仅类似于资本家养匹马一样地遵循劳动与报酬的交换机制。
马克思甚至以虫儿吐丝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类比为一个真正的僱用工人。马克思更严酷地指出工人阶级的劳动商品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换言之，这种工人阶级的被剥削不是偶一资本家的某一个问题，乃是属于所有资本家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
韦伯(Max Webber)则接续着提出对资本主义的修正观点，他相信企业家的圣雄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是社会改变的重大关键。因此他以新教伦理喀尔文教义里的“天职”，形塑一个“心安理得的资本家”与“勤奋的劳动工人”，藉此消弭资本家与劳动工人的内在冲突。韦伯预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将是一群优渥的布尔乔亚阶级，而非一群被剥削的劳动工人。
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则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必然出现科层主义，科层是支配生产的新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极大化后管理之所需。熊彼得认为科层阶级将驱逐资本家与布尔乔亚，而成为资本市场真正的主导者。
在美国，贾伯斯(Steve Jobs) 创立苹果计算机，但是他曾被自己创立的董事会开除。雅虎的创办人几乎面临同样的命运。熊彼得认为科层阶层的责任感与团队感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主导力量。以今日言之，亦即一群奉守专业主义的秀异份子将主导社会经济之发展。
与熊彼得相反的经济学思维是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自由放任”的经济概念。海耶克多少看到东欧斯大林式的官僚科层治理经济之弊病，因而主张政府管得愈少愈好。海耶克这种主张并不是基于经济效益之考量，而是他认为无束缚的自由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之间有着紧密关系。
经济环境中个人自由之体现，在海耶克眼中就是至善。海耶克反对计划经济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体制终将剥削个人自由。他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阐述，社会主义一定会有一个中央的计划经济，而这种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也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如此一来，才能把经济体里的各种层面资料和决定权集中到计划者的手中。
英国剑桥大学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则认为强化政府计划经济的重要性。凯因斯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行为的干预，政府在计划经济必须扮演重要角色，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景气衰退，以及经济萧条。政府公共建设之支出是凯因斯对抗景气萧条的方法之一。
这有赖一群专业的科层管理人员，科层管理包括了企业的专业科层与政府的官僚科层对经济的共同治理。在许多东欧国家乃至西方北欧国家，这种经济形态一直被认为是理想的修正式资本主义或修正式的社会主义。
凯因斯的计划经济及扩大内需等经济政策，引领美国1930年代的罗斯福总统度过经济大萧条。
1980年代，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e)在《后工业时代来临》一书中强调，后工业文明的关键是信息导向（Information-led）与服务精神(Service)。从生产(Manufacturing)到服务(Service)的转化，是后工业文明社会的特征。而服务精神正是社会企业家的使命。
丹尼尔・贝尔强调，并且预言，后工业文明中真正改变世界的不是资本家，不是科层专业领袖，而是一群有理想、以公义为核心，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家。
有别于新教伦理的企业家，社会企业家不是一方面相信上帝，一方面扩增物质生产与消费。新教的企业家在意的是上帝的荣耀与恩宠，而其本身扩张企业事功之心，其实并不利于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
社会企业家一开始就以实现公平正义为动机与原则，这公平正义可以是环境正义，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或以消费者保护为出发点，如Ralph Nader耐德所创立的消费者保护组织—“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s”。
社会企业其根本的目标就是发展经济中的善，这是善经济的发轫—为公义，不为私利，以利他的视角解决重大社会问题。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的索罗门教授(Lester M. Solomon)于2007年在德国波昂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考察了二十三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公益事业中，公益事业对国家GDP的贡献超过百分之五，其贡献甚至远超过主要工业，如能源工业(瓦斯、水、电)、建筑业、金融中介业等。在美国与日本甚至超过GDP的百之七。
以公益出发的尤努斯创设的穷人银行，影响全球的金融界采纳微型贷款。洛克斐勒基金会于2008年提出的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倡议动用金融资本解决社会问题，同时让企业有营收，这是从公益“慈善的善”到“经济的善”的一大跨越，利他才能利己的善经济俨然成为时代的大趋势。
07、利他与帕雷托最优
利己的心永远无法达到人类资源最有效的分配。自利始终造成分配的不均。《囚徒困境》理论告诉我们，囚徒各自守着自我利益，其结果是两个囚徒都不能获益。只有两位囚徒都顾及对方的利益，他们才能双双获益。
自利，也无法达到经济学上的“帕雷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帕雷托最优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不可能有任何的重新分配足以使任何一个个体或偏好标准变得更好，但也不会使任何一个个体或偏好准则变得更糟。
帕雷托最优是指在不减少既有任何一个人的福利下，设法提高某些人的福利，让经济资源分配达到可能的最理想状态。而这种最理想的分配，只有利他之心才能达成。
08、珍惜物命的善经济
善经济主张的利他不只是对人类社会，也对于所有的生命。珍惜物命，是善经济的经济核心。“生产的善”与“消费的善”都必须基于对“物命”的珍惜。若能珍惜物命，我们不会以利益刺激消费，无止境地制造物品、消费物品，然后任意地丢弃物品。
生产创造的源头应该是利他。当一个人制造一个产品之际，亚当‧史密斯的假设是面包师或酿酒师考虑的不是消费者，而是其自身生活的着落与孩子们晚餐的费用。但是如果面包师或酿酒师不考虑其产品消费者喜不喜欢，受不受欢迎，他又将如何酿酒与做面包？
在商业自利的背后，其实就是利他。能够考虑到利他，商业才能够成功。
“善经济”强调“利他利己”，只有利他，才能化解冲突；利他的前提是慈悲，是同理心。当我们真正地把他人的利益与幸福，当作自己的利益与幸福，才是真正利他。当我们共同地利益人类，才能缔造世界的和谐。当我们共同地体认人类要利益万物，我们才能挽救逐渐崩解的地球。利他，让人类找到彼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赢、共荣之道。
每一个人都有自利之心，也有利他之心，如何扩大利他，缩小自利之心，强化利他之心？从吾人的经验认为，从接触苦难人开始，帮助苦难人，是转自利为利他的关键。
09、从慈善到善经济
印尼第二大企业金光集团的黄荣年董事长，是一位慈济的志工企业家。他在1996年开始加入慈济慈善的工作。慈济在雅加达第一个会所就是他的办公室，他捐助慈济无偿使用。
1998年适逢印华冲突的高峰，印尼暴徒冲进华人社区，烧杀奸淫掳掠，形同人间炼狱。在此同时，印尼慈济人在创办人证严上人的开导与鼓励下，用爱回应仇恨，继续原本预定的物资与药品发放。
印尼华人纷纷往外逃，慈济华人却往雅加达市区深入前进。当年慈济与军方签约发放十三万户，包括包括穷困人，还有军警，四万名军警已经数个月没有发饷，他们及其家属都是慈济救助的对象。
黄荣年先生全程参与其中，在面对暴动、面对发放的过程中，黄荣年先生的家族企业一样面临巨大的危机。当时发生亚洲金融风暴，印尼通货膨胀率高达数十倍，两年换四任总统，银行利息增长了十倍，金光集团瞬间成为全球最大的负债公司，总共负债近四百亿美金。
但是黄荣年与其父亲，坚守诚正信实的理念，该缴交的利息照样缴交，所幸主要主管都没有离开，与他们家族成员共同面对这场最艰苦的企业存亡危机。他们与银行谈判，延缓还款的期限。黄荣年同时还继续投入慈济的慈善工作。
黄荣年先生本着父亲的诚信原则，终于让企业起死回生。他在2002年与父亲一起号召雅加达的企业家，整治垃圾河——红溪河，并把数千户违章的贫困居民，迁居到慈济兴建的崭新大爱村。从清理垃圾、发放、义诊、辅导居民暂居他处，到一年后搬进大爱村，黄荣年全程参与。
2003 年黄荣年与郭再源等志工企业家发起一项慈善活动：将五万吨大米发放给五百万印尼照顾户，并号召员工一起加入。一次发放可以多达四十多条动线，同步进行。印尼穆斯林员工们，看着老板扛大米，牵着老人家的手一次一次地发放，数年如初，深受感动。
黄荣年先生与志工企业家对吾人说，过去他们也捐助许多慈善组织，但是印尼人认为华人是在赎罪。慈济证严上人要企业家投入，不只是捐钱，而是亲身参与发放，印尼人才真正地被感动了。
二十年后的今天，黄荣年个人所属的企业（不包含他的兄弟的集团企业），资产已经到达四百亿美金，他拥有的土地是新加坡的七十倍，他的五十多万员工及家属，都成为慈济慈善的会员或志工，他们都是印尼人，都是穆斯林；员工与老板信仰不同，劳方资方不同，但他们信念相同，都是以大爱利他为社会付出。这是“在信念中平等”、在共同的爱中创造人人生命价值的平等。
2016年黄荣年先生启发员工助人的爱心，号召更多员工成为志工。他先用激励法，为每一个员工加薪，加薪部分以他们的名义捐给慈济慈善。他鼓励员工组织慈善团队，农场周围五公里之内的穷人与残疾人都由员工组织的慈善队照顾、济助。
2021年黄荣年已完成金光集团两百万位志工、会员的愿望。金光集团“人人慈善”的行动，启发员工的慈悲心与感恩心，使得上下都充满和乐与感恩，这是爱的大家庭。老板爱员工的根本不是单向的爱，而是引导员工去爱人。企业上下人人都充满爱人与助人之心，这是以信念为领导，以爱为管理的例证。
黄荣年希望能号召更多的人加入慈善的行列，以挽救五千万还处在穷困的印尼人。他相信善正是印尼维持稳定的关键因素。
黄荣年认为一个企业缺乏理想，缺乏信念与原则，企业家只是沦为经济的动物 (Economy Animal)。他深信商业与经济的发展，诚正信实的原则是关键。创造社会的正向价值是关键。
慈善，创造企业主与员工的爱心，他们在价值中平等与相互感恩。所以善经济主张，企业应强调“价值与信念”，而不是“利润与竞争”。一味地强调利润与竞争，员工与企业主终将离心离德；彼此是利益关系，是剥削的关系。
强调价值与信念，并且真正地实践它，员工与企业主是为一种共同理想而努力与奋斗的伙伴，甚至是亲如家人般地互相疼惜。这是以信念、以爱为企业管理核心的善企业。
10、利他信念改变世界
如同黄荣年以利他信念作为企业经营哲学，当代最成功的企业家、发明家史蒂芬‧贾伯斯谈到创业的历程时说，他二十一岁赚进一百万，二十四岁有一千万，二十六岁已经有几亿美元。但是不管创立苹果计算机、到好莱坞经营动漫、或再回到苹果公司发展iPhone，他始终不变的是内在的信念，他的信念是让变得世界更好。贾伯斯说：
“我相信以我们的热情，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并且使他变得更好。而那些真心相信这句话的人，真的改变了世界。With our Passion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and make it better. And those who are crazy enough to think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are the one who really do. ”
史蒂芬‧贾伯斯是继爱迪生之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他把计算机从一个房间大的机器，变成个人化的使用。从个人计算机到苹果手机，我们所见证的就是计算机逐渐民主化、个人化的历程，让人可以享有如此快速、智慧的工具。
iPhone成功地结合了科技与人文、艺术与机械、创意与实用，这是让科技回到人们掌握的一种革命，这是将美注入生冷机械的创新，这是以想象创造力，提供人们生活与工作的便利。iPhone根本改变的不是我们的通讯方式，而是人类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贡献都来自于他不变的核心信念。他在五十多岁过世前接受电视访问时说，他这一生做过很多事业，创造很多发明，但唯一不变的是他的核心信念。
11、和合共善的经济理想
善经济的目标是为人类建构一个 “身、心、境”富足与和合的社会。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理想，而今期望通过善经济能够在当代社会具体开展出来。我们总结东西方对善的理解归结出：
西方文明的善是强调遵循理性的道德生活，以创造现世的幸福，是为“至善”。
道家的上善若水，不争而利益万物，因而能常保自身的荣景。是为“上善”。
儒家的善，是人与人，人与天地一切关系的合宜圆满，因此是为“和善”。
佛教主张万法是一，因此要与一切万物共生、共享、共荣，是为“共善”。
以“共善”、“和善”的角度，世界是一整体，从此视野出发的经济思想绝无可能是利己的，既然世界是一体相关，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依赖于其他生命，每一个经济活动都影响着他人的经济生活，自己与他人息息相关，利他就是利己，利己更要利他，利他才是利己，爰此，经济生活必定是利他的。
善经济，就是利他的经济活动，通过利他而更能利己。善于创造价值给他人的人，自己就更能得利。通过利他利己，达到世界群体生活的幸福与和谐。
善经济在指向物质丰饶的同时，也提供心灵清净的实践之道。在追求人类普遍富庶之际，永续地球的生命。让商业是善，物质也是善，心、物皆为善的理想，能体现在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