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公开点名汇丰银行，言辞犀利地指出，汇丰这个主要利润来自中国的英资银行不能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跟着西方国家做损害中国主权、尊严和人民感情的事。
那么，汇丰银行究竟是怎样一家银行？梁振英公开指责汇丰的依据是什么？起底一下汇丰银行的发展史，即可知道梁振英直接戳到了汇丰银行的脊梁骨。
汇丰银行，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其中文名称有时直译为“香港和上海银行有限公司”，英文缩写为HSBC，据说，之所以在中文译文中含有“汇丰”二字，是取“汇款丰裕”之意，成立于1865年3月3日。
作为一家成立了155年的老牌商业银行，汇丰银行不但在中国香港享受着最好的待遇，也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各种各样的优惠和便利。根据其2019年第四季度的报告，去年第四季度，汇丰银行在欧洲市场亏损了高达37.08亿美元，在北美市场亏损了2.75亿美元。反观其在中国香港特区，却实现了26.14亿美元的税前利润，其在中国大陆的业务，一个季度也产生了6.09亿美元税前利润。有比较才有鉴别。汇丰银行，作为一家老牌的英资银行，在欧美都是亏钱，而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却都在赚钱。
就连2020年，在遭受到新冠疫情的重创之下，汇丰银行在第一季度依旧依靠着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企业，增加了620.26亿港元的贷款业务，其中，仅香港这一个区域，第一季度就为整个汇丰集团分别贡献了43%的营收和88%的利润。正因为如此，今年2月，汇丰银行就曾表示，将缩减其在美国、欧洲大陆的投资银行业务，准备将重心进一步集中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汇丰银行行政总裁祈耀年也表示，该集团未来的业务增长机会，将主要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珠三角地区。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依赖中国的企业，却经常在关键时刻，对华上演一幕又一幕的农夫与蛇的故事——恩将仇报。
翻阅一下历史便知，于1865年就创立的汇丰银行，长期以来，通过在中西方融通之间扮演着桥梁作用而大发横财。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汇丰银行靠着贩卖鸦片以及贸易等生意，作为英国的代言人，游走于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即使是做了类似于贩卖鸦片这类极不光彩的生意，但是，中国却从来没有亏欠过汇丰银行，哪怕是一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汇丰银行在上海的分行，在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同时，经中国中央政府特批，可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前提下，继续经营外汇业务。而那时的汇丰银行，是在改革开放前硕果仅存的两间在沪的英资银行之一，它依靠着经营外汇业务的特权赚得盆满钵满。
1965年，香港发生银行危机。彼时的香港恒生银行，多次发生挤提事件，并且，蒙受巨大的损失。就在当年的4月8日，香港恒生银行董事局作出决议，把银行控股权售给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以致最后汇丰银行通过收购恒生银行51%股份实现了恒生银行一股独大的局面。在取得恒生银行的控股权后，汇丰银行除去了香港银行业最具威胁的对手，奠定了其在香港银行零售业的垄断优势。
在此期间，汇丰银行连同其它两家银行同时获得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发钞权。而且，香港政府还成为了汇丰银行的主要客户，直接给汇丰银行提供业务。那时的汇丰银行，被人们戏称为“香港央行”，可谓风光占尽，利益独享。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在香港占尽了便宜的汇丰银行，却在1990年，在香港已经正式被确定于1997年回归祖国前夕，公开宣布在英国成立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将汇丰银行总部放在伦敦，那个让汇丰银行日进斗金的东方之珠，却成为了旗下的附属公司所在地。这是汇丰银行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跟着西方国家做着损害中国主权、尊严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之事的一个重要例证，是本文所列的第一个案例。汇丰这一举动，影响极坏，在香港回归之际、人心不稳之时，带了一个坏头，添了不安的因素。
即使如此，中国胸襟开阔，没有计较汇丰银行的不仁不义。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汇丰银行成为首批在上海浦东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之一。
甚至就在香港，中国政府也没有对汇丰银行在香港回归一事上的不光彩举措进行追究，反而在1998年，让汇丰银行成为人民币同业拆借市场上的一个成员，让其获准通过该市场进行人民币债券的回购以及买卖。不但如此，汇丰银行还先后获准入股了多家中国内地金融机构，尽享着内地发展的红利。
伴随着中国越来越对外开放，2006年12月11日，中国向外资银行开放了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而汇丰银行于2007年就在中国内地成立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于当年12月成为首家进入中国农村市场的国际性银行。
之后，随着中国的崛起，汇丰银行在中国的业务也越来越多，盈利也越来越丰。21世纪后的汇丰银行，伴随着越来越开放的中国，也着重于将自己的重心放在人民币离岸中心业务和多国跨境人民币投资等服务方面，靠着中国这块大肥肉，又一次赚得膀肥腰圆。
发展到后来，汇丰银行靠着中国这颗大树，逐渐垄断了内外资企业进出中国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巨大市场，以致绝大多数外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都会选择汇丰银行，而很多中国企业想要“走出去”发展也会经由汇丰银行。
单单2017年这一年，汇丰银行就在中国内地赚取了25亿美元，并在中国内地的57个城市中设有178个网店。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刚刚在中国赚了25亿美元的汇丰银行，为了躲避美国司法机关的起诉，宁可得罪养肥了它的中国，竟然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提供给汇丰银行的有关华为情况的PPT等文件，拱手送到了美国人的手中，以至于孟晚舟乃至华为落入今天如此被动的局面。作为一家本应该以信用为立身处世的百年银行，汇丰银行却将与自己合作多年的客户的资料，泄露给了美国，重演了它于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所演过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这也是本文所列举的汇丰银行众多的恩将仇报案例中的第二个实例。
当然，有人一定会同情汇丰银行，并以其不得不自保为由为其开脱。可是，站在独立而公正的角度评判，美国制裁伊朗属于公开的信息，汇丰银行应该比任何其他人更加清楚。即使华为在与伊朗交往的过程中有什么隐瞒，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难道汇丰银行就真的不知情吗？答案是它不仅完全知情，而且，它一直在配合华为。再说，如果它认为华为的行为确实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案，它一开始即可阻止华为，乃至不为华为办理业务。它为什么要配合呢？其实，很明显，它这么做，或者其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行为，出发点是从中赚取超额收益，所谓“无利不起早”。等到事情露出马脚之后，汇丰银行又推卸责任，嫁祸于人，乃至落井下石。
我如此分析，实有依据，那就是以本人于2004年12月份在新加坡与另一家欧洲银行——德意志银行的亲身经历为佐证。在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处于账面亏损之时，在其母公司中国航油集团承诺接走全部期权盘位之际，德意志银行经过尽调之后，为中国航油集团配售了15%的老股，而且，在德意志银行与中国航油集团之间签署的“配售协议”之中，明确规定，该笔配售完全基于协议和中国航油集团的承诺与保证，不依赖于任何人的陈述。可是，中国航油事件爆发后，德意志银行与新加坡当局一起，竟一口咬定那项老股配售是“依赖”于我的个人口头“陈述”。德意志银行，因牺牲我本人而得以解脱其责任，所得巨大配售收益也得以保全。
中国航油与德意志银行事件事发于前，华为与汇丰银行事件事发其后，而套路却完全一致，坑人的恶行也如出一辙。本月即将出版的《陈九霖自述》对此会有详尽描述。相信读者看过之后，一定会明白汇丰银行坑害华为的路数。
导致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先生最近公开点名地批评汇丰银行的原因，除了汇丰银行坑害华为和孟晚舟之外，还有今年5月“香港国安法”的横空出世以及汇丰银行在该法上的态度。
凡有正义感的人都明白，全国人大制定“港版国安法”的目的，是维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这自然也有利于汇丰银行等在港企业。无论是否有人主动寻求汇丰银行的支持，汇丰银行都应该对此表示支持，在大是大非面前，其态度反映出其本质。可是，就是这样一家在其成立之初就捧着中国饭碗，后来又尽享中国发展红利，且直到现在自身的绝大部分利润仍然来自于中国的英资企业，汇丰银行在我国推行“港版国安法”的关键时刻，却开始大打太极拳。而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屁股完全坐到了其英国主子那边去了。近几天，在梁振英前特首放出狠话之后，汇丰银行才派出一个华人代表，在挺国安法的牌子下留了一张照片，依然显出“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也是本文所列举的汇丰银行恩将仇报的若干案例中的第三个事例。
我这里仅仅列举了汇丰银行在关键时刻的3个实例，来解释梁振英为何敲打汇丰银行。其实，梁振英先生已经清楚明白地告诫了汇丰银行：“中国和香港都没有欠汇丰，汇丰在中国的业务，中国和其它国家的银行完全可以隔夜取代。” 梁振英先生的这句话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虽然中国养肥了汇丰银行，但是，中国却不是农夫，倒可能是捕蛇人；汇丰银行也不是那个咬死农夫的蛇，倒是会被中国安排“隔夜取代”那个捕蛇人手中的蛇！中国把控着汇丰银行的“七寸”，望其迷途知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