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巧合，还是天意？星露阁真是一面穿越历史长河的“江心镜”，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古往今来囊括其中，栩栩如生，不同凡响！使命如炬，初心如虹。汝为此生，南园公主。穿越千年，纵横四海，历史交织，时空交错，星露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了海丝文化的发祥地，意义长远！星露阁在南园原敦叙堂泉漳会馆西侧建设。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奏出悠长而曼妙的一段海上丝绸之路旋律。感谢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大量翔实资料与考证！
打浦路最南端，有一片靠近黄浦江岸线的绿地，几栋造型各异的建筑隐约其间，这里被称为“南园”。如果不是龙华东路800号正门处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很多路人可能不太会注意到它的存在。这片区域在2010年之前，为配合上海世博会的举行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其后在黄浦江45公里公共岸线贯通工程中又得到进一步升级，昔日杂乱的日晖港、沿岸码头和仓库已更新为现代化的商业综合体和市民休憩的公共空间。上海第一条越江隧道——打浦路隧道正巧从南园之下穿越。然而，这片苍翠之下还隐含着另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南园的前身是旅沪闽商建立的泉漳会馆，它将我们的思绪引向浩瀚大洋，引向数百年前的海上商路。沪闽交往由来已久在上海城市化的进程中，闽商和粤商一度双峰并峙，在航运、蔗糖、棉花、纸业、果橘、炒货、檀香、蓝靛、木材等诸多行业中，闽商甚至独占鳌头。闽商群体形成的历史可追溯至唐宋。当时福州造船业发达，商贸频繁。有文献记载：“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有父子同载至福州”。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七页中关于泉漳沿海居民行船谋生的记载乾隆《福州府志》也记载，这里的荔枝“水陆浮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泉州港与50多个国家或地区有商贸往来，成为国内有名的商业贸易港口———刺桐港。即使在明朝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之下，福建沿海居民仍然冲破海禁，“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月港又名月泉港，在漳州城东南50里，是明朝时兴起的一个重要走私贸易港口。顾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中写道“漳泉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上海与福建的交往史可谓是源远流长。唐天宝五年（746年）的青龙镇（现今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境内）是当时江南重要的港口，被称为青龙港。它踞江瞰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港口的历史地位。在唐朝，古吴淞江是一条最宽处达二十里的浩瀚江河，杜甫曾有“剪取吴淞半江水”之句。青龙镇位于古吴淞江南岸，东至大海，西通苏州，南另有水路达秀州。苏州与秀州物产丰富但没有出海口，这促使青龙镇成为吴地的出海河口港，从而可与沿海港口通商，江浙的丝绸等物产也可经青龙镇输出各地。此后，北宋朝廷曾在青龙镇区域设立市舶司。市舶司是古代设立于重要港口，管理海上贸易的官府，是处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功能类似现今的海关。正因为青龙港有海外贸易，官方在此设立市舶司。北宋陈林的《隆平寺藏经记》中这样写道：“青龙镇瞰松江之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揖，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
北宋陈林的《隆平寺藏经记》中对青龙镇港口的描写《全宋书》第三十一册（卷六六一）又记“自杭、苏、湖、常等州月日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二三至，广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这短短几十字的记述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青龙港与福建、广东乃至越南、日本、朝鲜等地已建立起较为成熟和稳定的海上贸易路线，也可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
《世界历史地图集》P51“中国唐代中外交通”（局部）中标注的沿海各港口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1636年皇明职方大一统总图（局部）。此图作者陈组绶（卒于1637年）。是一位明末文人，延陵人（今江苏省常州市）。明崇禎七年（1634年）進士，次年授兵部职方司主事。他任职时参考大量早期文献及当时地方记录，编成此图。其中对沿海各港口标注清晰，可见苏、松、泉、漳等资料来源 | 美国国会图书馆 地图部福建与上海都面临大海，福建是华南的重要省份，福建的良港有福州、泉州、厦门等，这些港口在古代已是世界闻名的贸易都市。上海是江南区域市场的中心，同时又是襟江带海的枢纽。因此，自古代起就有相对成熟的帆船运输航线，秋冬盛行东北风，春夏盛行东南风，帆船顺风而行，一年至少可以往返一趟。在福建地方志的记载中，有着福建与上海贸易的航线与物品的丰富记载。《马尾区志》记载：“清代和民国时期，马尾港沿海木帆船运输分‘三北’航线、南方航线和台湾航线。‘三北’航线有上北、中北、下北之分，上北航线指福州(马尾)至天津、大连、营口等地航线，中北航线是福州(马尾)至青岛、烟台等地航线，下北航线是由福州(马尾)至宁波、上海等地航线。清道光二年(1822年)，开往上海的木帆船每年达300艘次……”而上海的闽商，以漳州、泉州两府商民为多，所涉之县有龙溪、同安、海澄等。这些闽商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来时把糖、烟、染料、中药材等具有南国特色的土产带到上海，去时把江南的布匹、纱绸、棉花等运走，每年来往物流量都相当大。近代以前，上海的客帮除个别来自内陆省份，其余大多数为沿海地区的商人。福建等沿海府县的商民，则是“樯帆往来”，扬帆远航直抵上海。上海这个在元代立县的后起城市，在明清两代发展迅速，到开埠以前，已跻身中国沿海重要商埠之一。考其原因，航运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嘉庆道光年间有文载：“上海有沙船三千多号，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与上海本地富民，多者一主有船四五十号。福建的三不像船或驶关东，或驶南洋，连墙接帆，川流不息。”
20世纪初停泊在外滩水域的沙船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上海市市标是1990年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市标以白玉兰、沙船和螺旋桨组成三角形图案。三角形形式螺旋桨，象征着上海是一座不断前进的城市；图案中心扬帆出海的沙船，象征着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沙船的背景是迎着早春盛开的白玉兰，展示城市的勃勃生机
明《筹海图编》中关于沙船的记载1684年，清廷在收复台湾及平息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后，“弛海禁”，允许商民出洋贸易。沿海商船纷纷进入上海，其中，福建泉州、漳州与广东潮州的商船最多。同治年间毛祥麟所著《墨余录》中载：“邑小东门外，沿濠负廓，皆闽广人僦居。”洋行街因多为闽粤商人的批发代理行即“洋行”而得名。这里的“洋”并非指“西洋”，而是指“南洋”。（注：清包世臣《海运南漕议》中有记“出吴淞口，迤南由浙至闽粤，皆为南洋，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那时，所谓“洋行”是指经营南洋进口货物的闽粤商号。凡由南洋贩运而来的胡椒、燕窝、海参、樟脑、檀香、苏木等，上海人称为洋货”。乾嘉年间的《上洋竹枝词》中有“洋行街上持筹者多学泉漳鸠舌声”的说法，闽商在这条街上的影响可见一斑。
《清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海运南槽议”一文中关于海运及“北洋”“南洋”的记述随着闽商在上海的势力日益壮大，泉漳等地的商帮很早就意识到要在黄浦江边立足发展，必须“设铺列肆，买房置地”，于是设立同乡社团，以图长远打算，就摆上了议事日程。泉漳会馆的设立明清时期，在以泉漳人士为主的闽商中出现一批拥有雄厚资本的富商大贾。其间，福建商人不但控制海外贸易，而且在近海贸易和船运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客居他乡，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和变幻无常的社会氛围中，福建同乡需要借助各种关系来维系内部团结，应对陌生的环境，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成立会馆或者商会已是闽商的共识。清乾隆四年（1739年），在北京的福建商人于北京崇门外缨子胡同成立闽商会馆。它是最早成立的闽商会馆。此后，世界各地成立的闽商会馆都是受到它的影响陆续成立的。明以后，上海地区的主流航道吴淞江淤塞严重，已不堪航运。永乐时期，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淞江支流之黄浦以泄太湖之水，黄浦成江，成为上海最重要的水道。清初，大量商船长期停泊东门外十六铺码头一带，形成一个依托水域的商业港区聚落，大量外省商旅大多聚居于此，其中就不乏闽籍大商户。
王韬所著《瀛壖杂志》（光绪元年刻本）（卷二）中关于上海县城闽粤商人的内容，其中有很多详实的描述在上海老城厢一带，不少具有同乡会性质的福建会馆由此兴起，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保存最完整的会馆遗址，就是距离南园不远处，靠近半淞园路的三山会馆（因福州城内三座山得名），从中仍可一窥当年福建商人的殷实。事实上，三山会馆并不是当年的福建会馆中最老、最繁盛的一个。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碑刻资料选辑》1980年出版），最早出现的闽商人会馆，当属福建泉州和漳州商人集资设立的泉漳会馆，时间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地址位于靠近十六铺的外咸瓜街（此路现仍存）。
刊于1947年《泉漳特刊》中的“泉漳会馆兴修碑记”。1980年，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将其点校收入
然而，根据泉漳后人口述历史，会馆的创设日期还要更早。据黄则盘先生《上海泉漳会馆沿革及抗战时期活动》（此篇收入泉州市政协委员会编《泉州文史资料》第13辑 封面如上图）一文中所记：在明末，泉漳两属中龙溪（今龙海市，1960年由龙溪和海澄两县合并而成）、同安（今厦门市辖区）和海澄三邑海商已经在上海成立会馆组织，至清初始建馆。原名“龙同海会馆”，主要作为这三地捕鱼者的“远程住宿站。”馆舍所在位置也不是外咸瓜街，而是位于十六铺上游处的日晖桥（港），也就是现今南园的位置。据此文记述，早年从泉漳来的船只靠泊在日晖港，会馆便临港而设，占地约三亩，主要作祭祀、寄柩、住宿之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日晖港。日晖港，原连黄浦江、肇嘉浜，可经李漎泾、蒲汇塘，西南通松江城，西北连吴淞江。港内随黄浦潮汛涨落，中小型货船通畅无阻。清代，渐为上海西片物资集散地之一，沿港形成内日晖市、外日晖市，并在外日晖市设有厘金局，对过往货船征收厘税。
卢湾区境历史河道、桥梁、集市、村落分布示意图中有关日晖港、南园及周边地区都有较为详细的标注资料来源 | 《卢湾区志》此后，随着泉漳旅沪人士产业的不断发展，当时远离上海县城的日晖港已显出多种不便，于是由泉漳旧属龙同海三县在沪的五十一家商号和船主集资，在大东门外的外咸瓜街重新建造一所会馆，正式取名“泉漳会馆”，这就是前文“泉漳会馆兴修碑记”中所涉及的内容。而日晖港的旧馆舍仍然保留，改称“泉漳别墅”。19世纪40年代前后，泉漳来沪经营谋生者仍然络绎不绝，其中有一些落脚在上海县城外的“石路”（今福建中路），他们大多经营南货和水果商铺，于是泉漳会馆又在县城北门外二十五保五图圩地建造“泉漳北馆”一所，供奉观音大士神位。1861年，法租界第一次扩张，泉漳北馆所在区域被法方霸占。小刀会起义爆发后，法方借口会馆中停放的灵柩有疫病之患，而且也忌惮强悍团结的闽帮，故胁迫清朝地方政府勒令会馆搬迁，泉漳会馆方面虽然极力抗争，但于事无补，只得放弃这数十亩土地，这片区域此后建成法租界巡捕房，现今为上海公安局黄浦分局使用。
刊于1947年《泉漳特刊》中的“本会馆小史”，录自1918年编纂的《上海县续志》。其中的内容基本与前文吻合。现今很多关于泉漳会馆的记述都源自此处从上述史料中可以基本确定，历史上泉漳会馆至少有三处规模较大的馆舍。日晖桥边的南园之所以称之为“南”，也是由这三地所处方位而决定的。至于南园设立的准确时间，除去口述回忆之外，并无确凿证据，但从现有文献资料看，19世纪后期日晖港边的泉漳会馆（别墅）已经颇具规模，其后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有新的发展。
上海最早，也是中国内地最早的一本年鉴——Shanghai almanac 1852 刊载的地图，其中标注有南园的大致位置。红色箭头为小编添加。“桃园”位置就是现今的半淞园路周边。“39”位置为“高昌庙”，“37”位置就是日晖港及周边的一些建筑物小编查询了《申报》等沪上当时主要报章，其中提及 “高昌庙或者日晖港泉漳会馆”最早的日期是1885年。1885年9月15日《申报》题为“添设巡卡”的报道中写道：“本埠西门外斜桥至高昌庙一带，向年恒有劫财毙命窝贼等……陈军门美仙统营驻扎日晖港，设卡巡查，盗风始息……又有高昌庙至泉漳会馆有捷径可通，无如逼仄难行，一遇阴雨，泥泞不能插足，现亦有军门商之该处绅者拟即修筑填之……乡民啧啧传述，均为之称颂。”这篇短文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县城、高昌庙与日晖港泉漳会馆之间，当时已多有乡民往来，便道急需修筑等地情信息。
1884年“上海城厢租界全图”中标注的外咸瓜街泉漳会馆
1914年，上海市区域南市图中标注的泉漳别墅位置
1930年 《上海指南》记载的两处泉漳会馆泉漳会馆的发展从表象看会馆，应列入同乡会组织，其功能主要是“叙同乡之谊，联桑梓之情”。而实际上，这些地缘性商人组织大多兼有同乡同业的特征，业缘与乡缘相连。福建移民在上海建立许多以乡土关系为纽带的会馆、公所，比较著名的有泉漳会馆、三山会馆、点春堂、建汀会馆等，特别是泉漳会馆始终保持着活力，为人津津乐道。会馆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以“馆”或“所”的建筑形式作为集会和活动场所的，这种建筑形式往往是庙宇式、宫殿式的，大都是故乡建筑文化在异地的再现或“移植”。这种故乡文化的移植具有地缘、亲缘文化因素，具有团结同乡商帮的凝聚力。这些“馆”或“所”的建筑规模和风貌，既反映出该商帮的经济实力，又表现出对故土的眷恋。沿海各商帮多从事航海贸易，供奉妈祖（即天后、天妃）为其共同的神祇，意图在于保佑航海平安。在有关泉漳会馆的史料中，就出现过很多与妈祖崇拜、天后宫相关的记载。如《兴建泉漳会馆碑》记载：“吾邑人旅居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且吾邑人聚首一堂……爱如手足，更仰赖关圣尊神灵佑，俾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此所为前宫后殿与会馆二而一也。”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一方面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一方面是浙苏商人的强势介入，以及粤商的重整旗鼓，再加之收到小刀会起义的影响（起义成员多以闽广为主），旅沪闽商的生存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就是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下，泉漳会馆依然表现出坚韧的发展动力，显示出一条有别于同期其他一些会馆的轨迹。
19世纪末，开设在十六铺的闽商木号泉漳会馆会员行业和身份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轨迹的源动力。在上海的福建会馆中，唯有泉漳会馆至始至终只接纳团体会员，早期主要是船户和贩运商号。根据碑刻记载，泉漳会馆道光与咸丰年间两次重修，捐户中近半数为船户，而且清末主持泉漳会馆事务的领导层很多也出自船户。但民国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据1947年《泉漳特刊》记载，当时会馆会员总计72家，大多都已是商行、贸易公司、工厂、银行和医院。其中商行和贸易公司占到八成，而船户基本已经销声匿迹了。从这个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上海的产业变迁调整和城市形态的发展在会馆会员结构中得到了体现，这也是比较典型地注释了泉漳商人在上海近代化进程中一种较好的适应能力。
1914年12月31日《申报》一则题为“新加坡禁用密电”的报道中特别提到，泉漳会馆接上海总商会函告，按照新加坡政府要求，因战事原因与当地来往电报必须用英文明码，并要求泉漳会馆通知各商号。从中我们不难判断出，当时上海泉漳会馆与新加坡等南洋地区的沟通交往已较为密切。考虑到新加坡华人群体有近七成为闽籍，这种现象也就顺理成章了
1914年12月29日《申报》刊发的中国公立医院敬谢泉漳会馆捐助的启事重视互济性､公益性事业，成为各会馆(公所)､同乡会普遍性的功能｡在公益性事业中，又特别重视办理教育和医疗事业｡以泉漳会馆为例:该会馆在沪设立了泉漳学校，指导同乡子弟来沪求学｡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就创办泉漳公学，采取现代化学制｡1931年改为泉漳小学，同乡､外乡子弟兼收，同乡子弟免收各种费用｡1922年又创办泉漳中学｡该校许多师生是中共地下党人，1924年李立三曾在这里执教｡
1907年2月22日《申报》刊登的泉漳公学招生广告，其中写道：本校由泉漳会馆同人剏办于沪南高昌庙泉漳别墅内，特建高大洋房，谨遵钦定高小学堂章程，因地制宜，加敎英文，暂设学额六十名，无论同乡外省均可来学，以十岁至十六岁性情驯良身体健全者为合格能作短论人正科畧识字者入预科，每月洋四元，修金房饭一应在内，凡泉漳府属龙同海三邑子弟减半收取，愿学者可向小东门外洋行街德记行合和行报名，于正月十六日午后二句钟至外咸瓜街本会馆考试以凭去取……
1929年，上海市分区地图中标注的“泉漳别墅”和“泉漳中学”
泉漳中学颁发的毕业奖章
1931年12月23日，泉漳中学青年义勇军举行游行声援抗日前线大革命失败后该校仍有共产党员从事地下活动｡1928—1929年校内建立教师党支部｡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该校举行，会期9天，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项英､向忠发等人参加会议｡1939年该校重建党支部时，党员有30多人｡从1929到1941年，该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输送几十名干部｡此外，泉漳会馆于1921年创办泉漳医院，对同乡实行义务医疗和义务给药｡泉漳会馆在20世纪三十年代已发展成为沪上较有影响的客籍商帮会馆，也集中了上海闽商中最成功的一部分。清末民初开始，在闽商整体颓势显现的大背景下，泉漳地区的商人仍然在上海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如：靠贩米起家的曾铸，先后担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等要职，1905年还发起抵制美货及收回苏浙铁路权力斗争；海味杂货业起家的叶鸿英，曾担任泉漳会馆董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业遍及上海、大连、香港以及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并在上海几十家工商企业和金融业投资，成为沪上工商巨擘。他热心于社会公益，民国22年（1933年）4月3日捐资50万元，成立鸿英教育基金会，以40万元扩充人文图书馆，后易名鸿英图书馆，并在今淮海中路1413号（现今为徐汇艺术馆）建新馆。除此之外，20世纪二三十年泉漳会馆还吸纳了部分在海外发展良好，并在上海投资企业和银行的闽商。其中较为知名的有黄奕柱和李清泉。黄奕柱，福建南安人，光绪年间去新加坡和印尼等地发展，经营糖业，盈利丰厚，积资颇丰，成为南洋华侨中著名巨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国，1921年创设中南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任董事长。邀请史量才任常务董事，聘胡笔江为总经理。后该行增加资本，与盐业银行并列商业银行中资本最大的两家。因以侨商投资，北洋政府财政部特予发行钞票的权利。后又设立“四行储蓄会”等。中南银行资力雄厚、营业发达，是侨商投资上海大型金融产业的成功典型。
20世纪30年代，中南银行的广告
1927年，中南银行发行的五元纸钞李清泉福建晋江人，早年去菲律宾发展，并继承父业，从事木材业，是当地著名侨领。1920年他与黄奕柱一同创办中兴银行，并积极投身爱国运动。泉漳会馆中的银行会员虽然只有4家，却有中南、中兴和华侨3家侨资银行，且皆为当时的业界巨擘，在国内都有举足轻重之地位。1936年9月，泉漳会馆理事长曾万铺还发起组织“华侨俱乐部”，引导侨胞投资工商业。由此可见，泉漳会馆拥有如此深厚和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也奠定了其稳固的地位，泉漳会馆活动能力之强，影响力之大，是许多其他同类客商组织无法企及的。然后，世事难料。1937年8月13日，日寇悍然入侵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泉漳会馆大部分产业和馆舍都位于华界（当时的沪南区），势必受到极大冲击。据1947年《泉漳特刊》蔡杰多“泉漳沧桑话——上海泉漳会馆略史”一文描述：那年，“八一三”战事发生，使它遭遇空前未有的损失，陷入于为它未曾经历过得惨境……自战事发生后，房产收益告断，首先影响到会馆的经济，连带的使所有附属事业都不得不告暂停……事实上，连日战火，无论是外咸瓜街的泉漳会馆还是日晖港的泉漳别墅（南园）的绝大多数房产都毁于日军狂轰滥炸，残存的机构只得避入租界艰难维持。至1944年，暂借在中汇大厦（河南南路16号）内的泉漳会馆临时机构也因运作资金枯竭而不得不关闭。此时的南园也已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但是泉漳会馆内的有识之士已将眼光投向长远之计。一些会馆会员和几位非会馆会员充分意识到这块土地对泉漳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在1943年着手在南园废墟上圈地开办“福南农场”，以便继承和维护会馆产权。据“泉漳沧桑话——上海泉漳会馆略史”一文记载，此举的另一深层次含义是为了阻止“空地被人聚集利用”以及有传言“伪中央海军学校”已觊觎此地许久，为防有关方面找“某种借口”圈地他用，故泉漳人士先下手为强。其实，农场设立后，并没有太多的投入和建设，但其良苦用心是被后人充分肯定的。
1947年出版的《泉漳特刊》用一幅照片作为封面。照片中为1937年战火中硕果仅存的一尊香炉，由泉漳众商捐铸于嘉庆八年（1803年）
1944年5月8日《申报》刊发的福南农场筹备启事
福南农场鸟瞰草图，原载1947年《泉漳特刊》南园的延续和变迁抗日战争胜利后，泉州、漳州籍人士在1947年集资重新在福南农场区域建造新馆舍，植树铺路，其主建筑为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厅，厅前后为二层，面积500平方米，题名“敦叙堂”，意在延续泉漳会馆昔日风采。这栋“敦叙堂”从现存的规划图来看还是相当宏伟的，只可惜建筑整体因各种原因始终未完工，只有东西两侧部分成型。此后不久国民党政权垮台，南园新馆舍的建造计划由此搁置。
1947年4月3日《申报》刊登的“泉漳别墅敦叙堂定期举行奠基礼”的新闻
1947年4月6日，敦叙堂奠基典礼的部分现场珍贵照片，源自《泉漳特刊》
当时规划的南园建筑模型图（图右侧为龙华路）
南园敦叙堂建筑全图（虚线部分为未完工的大厅部分）
20世纪40年代后期敦叙堂部分建筑实景照片。这栋南园内的主体建筑为东西向，东西两侧各有一栋两层混凝土建筑，东侧为主楼，西侧为副楼。两楼中间设计为大厅，但最终可能因为诸多原因并未完工
20世纪40年代后期南园园门
20世纪40年代后期南园敦叙堂西侧副楼特写，这也是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部分
现今靠近南园西门的星露阁就是在原敦叙堂西侧副楼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拱门和扶梯仍然保留原有结构上海解放后，福南农场内原有的一些坟冢逐步迁出，并由会馆方面出资4000余元，由上海港务局将疏浚黄浦江的泥土填高南部江滩，增加2万多平方米土地。据统计，至1952年，泉漳会馆全年房地产收益仍旧有44000万元之巨（旧人民币值），其实力可见一斑。1955年会馆移交上海市房地产经租公司信托科管理。1957年1月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有人民代表提出将南园改建为公园的提案。同年4月，市房地产管理局将南园土地约34亩(2.27万平方米)及园内建筑物拨归市园林管理处辟建公园。当时本着节约的原则，在原有基础上对地形略加整修，并建围墙、厕所、道路地坪，种植花木等，投资总额2.11万元，同年10月15日开放，园名沿用泉漳别墅历史上的别称“南园”。开放时部分绿化工程尚未完成，园内居民也来不及动迁，因为公园不收门票，居民仍可在园中自由出入。1958年初园内居民全部迁出，绿化工程亦已完成，公园粗具规模，遂移交给卢湾区绿化办公室管理。同年7月6日，卢湾区教育局借用敦叙堂作卢湾区少年之家。次年，卢湾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园内开办国防体育训练班。1960年9月卢湾区副食品公司在园内设饲料加工场，公园停止对外开放。至1963年6月，上述借、占的建筑和土地陆续归还，同年10月南园再次开工建设，主要是清理场地，整修围墙、大厅、长廊，疏通河道，种植树木。1964年5月初完成修复工程，同年6月1日南园第二次开放，并实行售票入园。1965年6月，打浦路黄浦江隧道工程着手施工，由于公园位于隧道出口，就被借用作施工场地，公园再次停止开放。1974年11月起逐步归还园地和建筑，这时的南园已成为一片废墟，道路、下水道等设施和花木全部损毁，仅有的“敦叙堂”大楼成为严重沉陷破裂的危房。南园重建工程于1975年动工，先后清除建筑垃圾3000余吨，进土1000余吨，重建围墙、道路和园林建筑，进行绿化施工。在工程进行中，卢湾区房地产管理局于1975年6月借用公园南半部约8000平方米土地搭建拆迁过渡用房，使公园复建工程于1976年底修复北半部之后无法继续进行。后几经协商仍未解决，只得在1979年6月11日将北半部已建成的1.1万平方米绿地先行对外开放。这是南园的第三次开放。而南园中的标志性建筑“敦叙堂”因为年久失修，只留部分基座和西侧拱门及两边楼梯，面积约200平方米，曾经作为公园办公室，现为星露阁。
1947年南园区域航拍
1979年南园区域航拍资料来源 | 天地图·上海南园北大门（龙华东路800号）入口处为一花坛，系1988年打浦桥隧道改造工程中，将水池填没后改建。西边的花坛，栽有茶花、杜鹃、蚊母树、枫、柏、白榆。因为隧道进出口通道在公园下面，受隧道口建筑的影响，花坛后原堆土山，1988年改成台地，上铺水泥地坪，地坪上建环形花坛及钢筋混凝土制蘑菇形小亭3只。整个公园在20世纪90年代前基本完成各项扩建改建工程，种植各类树木计30余种、2400多株。上海世博会之前，此地又作为重点辅助地区进行了新的改造。饱经沧桑的南园依旧静谧安逸，丰富的植被资源和滨江沿岸的地理优势让它成为了市民活动、健身、休憩的绝佳场所，尤其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滨江地带建设日新月异，向南眺望，卢浦大桥如同架于浦江两岸间的彩虹桥，带动浦江沿岸的经济发展。朝北看去，高档住宅小区林立，映射上海城市形态和市民生活的迅速提高。在黄浦滨江的五大主题区段规划中，自卢浦大桥到日晖港人行桥之间的这最后500米水岸，被赋予“慢生活港湾”的美好蓝图。尽管这短短的半公里还不到黄浦滨江岸线整体长度的十分之一，却着实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奏出悠长而曼妙的一段绿色旋律。
1993年卢湾区境主要革命史迹分布示意图中标注的与南园有关的地点资料来源 | 《卢湾区志》
2008年7月，建设中的上海世博会园区（卢浦大桥周边），从中我们可以依稀辨认出现今南园的位置。当时日晖港及黄浦江沿线有大量码头和工业建筑正在改造中图片摄影 | 郭长耀
现今南园及周边区域鸟瞰资料来源 | google earth结语上海大都市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进行了优选，凡是比较优秀的文化都能在上海存在和发展，民国期间崛起的大批同乡会，比会馆（公所）多有进步，组织制度上也更类似现代化的社团。但同乡会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即有时会有狭隘的乡土意识，有时与民主和法制会发生矛盾。虽然有这些局限性，但老上海的会馆（公所）在历史上对上海城市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应当被充分肯定的，泉漳会馆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从唐宋起就已形成的沪闽海上商路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线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南方的泉州等港承担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港角色，而运出货物中的一部分物品，来自长江中下游等地区，这部分物品主要也是通过海运而抵闽广，因为海运比陆运更便捷更经济。
2010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将青龙镇遗址的考古工作纳入到了大遗址考古规划中。2010—2016年，对该遗址前后三次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青龙镇遗址历年发掘出土了数十万片碎瓷片，其中经过拼对可复原瓷器约6000余件，它们大多数是来自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南方窑口的产品。唐代以越窑、德清窑、长沙窑为主，主要器形有碗、盏、罐、壶、盂、洗等。至宋代渐转为以福建窑口、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等为主图片摄影 | 王溶江
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名为’Batu 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船只的结构为阿拉伯商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打捞出水的文物包括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瓷器。这批文物被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收藏。目前黑石号沉船中的部分文物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资料来源 | 上海博物馆在海上丝绸之路南下主线外，还存在国内沿海为之服务的海运辅助航线，避免了陆上运输的不便，有益于沿海及内陆纵深地区物品的出口，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上海作为中国沿海重要港口的地位，而由此产生的沪闽乃至于东南亚各地的商界和民间交流也印证了“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