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财富有巨大差异,如果按人均收入来算,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间有200倍的差距。如果把卢森堡和布隆迪也算在内,差距近1000倍。
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取决于各国的贸易自由度、人们的技能、地理位置、现在和历史上的战争以及政治和法律制度等。
最近,经济学家们一直强调技术变化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的作用,但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强调的是来自储蓄的资本积累。
即使在今天,有些国家(尤其是在东亚)依旧尊崇亚当·斯密的观点。它们采取储蓄战略来摆脱贫困,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加坡。
1955年,新加坡开始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它与塞勒和贝纳茨的“为明天多储蓄”计划类似,不同的是,担任决策者的是政府。起初,它要求雇主和雇员分别按照雇员收入的5%缴纳公积金,但后来缴纳率迅速提高。1983年以前,缴纳率持续上升,雇主和雇员都被要求缴纳雇员收入的25%(加起来是50%)。
缴纳率根据一个复杂的明细表得出,但即使到现在,25~50岁高工资雇员的缴纳率也达到34.5%,其雇主则需要缴纳20%。该体系并非现收现付,而且集中起来的资金也确实用在了投资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公积金制度,新加坡的总国民储蓄率数十年来一直在50%左右。
该制度的制定者李光耀曾长期担任新加坡总理,他或许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之一。他创造的高储蓄经济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榜样。
中国实现了新加坡式的储蓄成就,同时也实现了新加坡式的连续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和美国在储蓄上的差异,正好是储蓄行为的两个极端,这能够说明为什么各国的储蓄行为存在这么大的差别。所以,两国的储蓄者对待消费和储蓄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就毫不奇怪了。
中国曾有着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只是近来才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超过。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的奇迹般的经济成就,多半也要归功于高储蓄率。
中国的总储蓄(含贬值)包括个人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政府的税收超过支出部分的储蓄)的总和,近年来达到了GDP的一半。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个人储蓄总额超过了GDP的20%,今天仍保持这一高水平。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数十年来都致力于推动个人储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就用一些专门的税收激励来推动储蓄,如个人退休账户,401(k)和403(b)计划,以及储蓄债券运动等。
早年的中国没有所得税,因此采取宣传动员的形式激励储蓄。现在,人们还收藏着过去的宣传画。
一张1953年的宣传画展示了一群幸福地微笑着的工人在中国银行把现金换成了国库券。
1990年的宣传画上,年轻而英俊的英雄雷锋,微笑着在一个钱盒子上写下“储蓄”二字。
20世纪90年代,街道上悬挂的大红横幅上写着“储蓄光荣”。
这些活动使储蓄成为每个人的爱国义务,为今天中国的高储蓄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