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光耀（1923-2015）在逝世前两年出版了他的著作《李光耀观天下》，在这本书中，李光耀纵谈天下大事，时常有精彩之语和犀利观点，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位世界级政治家的风采。
在这本书中，李光耀断言：经济停滞20年、政治领导班底虚弱多变，都不是日本最重要的问题，日本最重要的问题是人口问题。
“如果日本不解决这个问题，它的前景将会非常黯淡。”李光耀对日本处理人口问题的办法非常失望，他认为“比较有可能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平庸。”
人口问题主要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生育率低的问题，一个是老龄化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并不仅仅是日本的问题，而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但通过对日本这个具体案例的分析，我们能看到很多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共同的困境，并通过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吸取一些教训，总结一些办法。
生育率低：一个靠发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据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全国在2018年只有91.8万婴儿降生，这个数字创造了日本近代以来历史的新低。
从一方面来说，日本人口生育率低自然和经济的萧条有关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元的贬值导致日本家庭背负上了沉重的财产负担，本应成为日本生育主力军的那批80年代的年轻人，由于无法同时负担房产、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庞大支出，在二胎问题上态度保守。
到了95年之后，随着日本房价的大额降低和经济的复苏，日本人在家庭方面的负担不再像从前那么严重。
但是生育率低并非只是因为经济，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女性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日本女性常年在家庭中充当母亲-妻子的角色，这是日本也是很多亚洲国家的历史传统，在家庭中他们要和公公婆婆一起居住，丈夫下班了要照顾他的饮食生活，还承担了教育儿子的重任。
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文化的普及，日本女性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追求自己的人生，她们不愿继续被束缚在家庭中，于是她们选择了晚婚甚至不婚。
在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农村的女性大量进入城市，她们向往那种自由的生活方式，渴望摆脱传统文化给她们的定位。她们也会在结婚前会选择和丈夫定下契约，婚后不与公婆同住。对此，公婆们只能默许，否则他们的儿子就找不到老婆。
而在步入职场之后，日本的职业女性和绝大部分国家的职业女性一样，也面临着严重的性别歧视和待遇不公，日本企业并没有做到像瑞典那样，让女性员工在生育孩子的同时，又不失去工作的机会。他们的做法和大部分国家的企业一样：想办法将她们辞退，或者把她们变成临时工。
如此一来，生育的代价进一步提高了，即使是喜欢孩子的人，也不敢轻易跨出这一步，否则，在失去经济来源后，她们就只能重新回到家庭，重新依赖丈夫生活。
李光耀说：“日本社会曾尽其所能的阻止这一改变浪潮，试图让女性在经济上继续依赖男性，但他们并没有成功。”
李光耀曾向一些日本领导人询问过他们面对生育率低这一问题时的解决办法，他得到的答案是：“日本政府将发放更多的育儿津贴，提供更多的奖励。”
李光耀说自己对这一回答感到失望，他认为“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生活方式改变的问题。”
以研究日本问题著称的傅高义先生也指出：如果日本不能赋予“母亲”这一角色更多的价值和内涵，结婚和生育就不能对女性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同样是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失去的是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日本65岁的老人占了其全国总人口的26%。而按照国际上一般的看法，65岁老人占比超过7%（60岁以上超过10%），就可以宣告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很显然，日本严重超标了。
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国家要在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方面作出更多的支出，尽管日本和很多亚洲国家的一样，在储蓄财产方面有着良好的习惯，但随着医疗成本的不断申告，日本政府必须考虑在这方面预留下更多的财政支出。
如果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只是财政方面的负担，这个问题并不能算太过严重。但人口老龄化的负面作用显然不止于此。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整个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的降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老年人本身就是缺乏活力的，他们不愿再去尝试新的事物，不愿意换掉自己家的老电器和老汽车，也不愿意购置新的衣服，同样的，他们对新鲜花样的美食也丧失了欲望……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国内消费水平的大幅下降，给经济带来持续负面的影响。
同时，日本作为一个以创造力闻名的国家——他们每年的发明专利数量常年来仅次于美国，在人口老龄化后，他们引以为傲的创造力也将逐渐消退。
众所周知，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或者是军人和商人，他们中的佼佼者大都在20岁到40岁之间就已经到达顶峰了。年轻人对世界的敏锐和好奇，热爱和冲动，是老人们无法相比的。很少有人能在老了之后还做出真正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成就。
一直推动社会和经济不断进步发展的是年轻人，而不是老人，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势必无法维持他们的人均GDP。
傅高义指出，日本人对于照料老人有强烈的责任感，有很多日本人都还选择婚后与其父母继续住在一起。尤其是父母一方逝世后，剩下的一方大概率会搬到自己孩子家居住。这样又会把一部分压力转移到年轻人身上。
而当年轻人要照料全国26%的老年人时，他们自己也会被束缚住手脚。
在谈到一位优秀的领导人能不能解决日本的这个问题时，李光耀回答：
当一个社会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时，无论他的领导再优秀，都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魄力。更何况是在日本频繁更换首相的情况下。
所以，寄希望于任何一位英明领导的出现来改变这一情况都是不大可能的。
解决之道：大量引入移民在日本不可行？
生育率低和人口老龄化都会带来国家人口的萎缩，而人口萎缩就意味着国家的力量在减弱。李光耀说：“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人民的命运。”
国际上在面临生育率低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时，一般通用的解决办法是引入移民。但李光耀认为，这个办法在日本行不通。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了问题的原因所在：新加坡在日据时代，曾亲眼目睹了日本军人每年12月8日都要举行一种特殊的仪式，在仪式上，一个日本军人一边挥舞着自己的武士刀，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我们是天照大神的子孙。
这句话背后，深刻地显示了日本人对于其“种族纯洁性”的看重。
日本天皇冒雨祭拜天照大神
他当时在政府里担任英文编辑，他的上司乔治·竹村是个有着浓厚美国背景的日本人，因此他备受排挤，难以获得同僚的信任，尽管他温文尔雅，很有修养。
如果日本不能接受西方人作为他们的一份子，他们能不能吸引和他们外表相似的华人或者韩国人呢？李光耀说，尽管华人和韩国人的数量在日本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他们很多人都是日本土生土长的，日语也非常纯正，但日本社会依旧没有接受他们。
一个更有力的例子是日本对于日侨的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有大量的日本人移民到了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
80年代，一些巴西日侨趁着日本政府放宽移民政策回到了日本，但是尽管他们从血统上还是一个纯正的日本人，但他们依然无法融入日本社会。09年金融风暴时，日本政府为这些失业的日侨提供了一笔安置费，让他们重新回到巴西。
长期以来，地形和历史决定了日本成为了一个民族结构单一的国家，大和族占到了日本总人口的98%。对于日本人来说，一个多元种族的日本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关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和矛盾性，已经有很多社会学家做出过描述，日本人的社交习惯很独特，他们在生活中会用很多非语言的方式来传递信息，这些方式可能是肢体的细微动作，也可能是轻微的喉音，总之，任何一个外国人，到了日本都会感觉自己难以融入，不是他们中的一份子。
傅高义对此深有体会，他说：“日本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他们对外来者非常慷慨，但是很多外国人都能清楚感受到自己并不受欢迎。”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的外国人居住比例只占到了日本常住人口的1.2%，在英国，这个数字是6%，在德国是8%，在西班牙是10%。
这个数据的背后，显示的或许是日本对其他国家和文化深深地抗拒。
对于日本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消极态度，李光耀感到非常失望，他说：“如果日本把这个问题搁置到10年之后再来解决，到时候恐怕已经回天乏术了。”因为让这些移民来适应日本的文化，本身就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