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网上热议《萧条经济学回归》，于是我翻出了当年写的被《It经理世界》刊登一篇书评：
治疗“萧条”的良方 ——评介《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5年前曾经预言“亚洲经济危机”，如今，他又向人们发出了“大萧条”的警示。而且，以大师的真知灼见，针对当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他开出了简单的“药方”。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几乎所有的经济类杂志都提到了中国当前所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但是，大家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一些人依据典型的“凯恩斯理论”，提出的是现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增加国债发行量、扩大公共设施投资的做法；另一些人担心中国会像日本那样，虽然实施了“零利率”，但仍旧进入“流动性陷阱”的状况；也有一些人提出的建议是减少税收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但总体而言，很难说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良方。而且，几乎所有的经济学专著都没有提及现时中国、日本、欧洲等广大地区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更不用说探讨解决方法了。因此，当得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保罗·克鲁格曼著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1999年8月)之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找来此书细细研读，想立即了解此书作者的立场和解决方法。
书中没有公式，没有难以理解的图表，也没有晦涩难懂的行话。克鲁格曼认为，避免枯燥无味的理论表白，去除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的那种无人能懂的语言，对这本书表达思想是十分重要的。他说：“现时世界需要的是行动，为了达致这种行动，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思想转化成大部分人能够看的语言，而不只是经济学博士的专利。”
克鲁格曼写道：当你理解和相信市场会令供给和需求平衡的原则后，你就会发现衰退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在经济衰退时，特别是严重衰退时，你将会看到，到处都是供给，而需求却无处可寻。为什么会缺乏需求呢？难道人们真的不想把他们的钱花掉吗？
克鲁格曼认为，认识一个复杂系统的唯一方法是利用模型——将其简单化到可以帮助你理解该体制如何运行的程度。为了解释上面的现象，他引用了琼·斯威尼和理查德·斯威尼在1978年发表的文章《货币政策与大国会山保姆公司危机》中使用的模型。克鲁格曼运用这个模型让我非常容易地就理解了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词我已经耳闻目睹了多次，但一直不明白其含义，直到看到了此书。
根据这个模型的推演，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衰退主要是由于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想储蓄现金造成的（或者说，储蓄多过投资），这一般都可以通过多印票券的方式（即在实际中多印钞票），非常简单地解决问题。
为了正确分析经济增长，克鲁格曼引入了“全员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它是一种间接计算技术进步的方法，利用残差(即投入指数增长率和产出指数增长率之间的变化)来计算的。克鲁格曼根据“全员要素生产率”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的高增长必须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否则这样的经济体是有问题的。
克鲁格曼认为，如果增长与生产率迅速提高之间的正常关联失调，至少同时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这些经济可能马上有麻烦事发生；二是这些经济在将来可能会面临困境。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新加坡，通过极高的投资动员了比香港多得多得资源，但在增长方面并不快于香港。这意味着资源没有被有效利用。
在谈到日本时，克鲁格曼认为，日本经济的失败与它的成功一样意义深远。日本今天发生的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种警示，经济学家们用“增长型衰退”这个非常尴尬的词语来描述日本经济。增长型衰退指的是一个经济体虽然成长，但不能够充分利用其生产能力，所以越来越多的工人和机器设备被闲置。一般说来，增长型衰退很少见，因为客观经济的繁荣和衰退都很明显，表现为经济或者快速成长，或者明显下降，但日本居然经历了长达8年的增长型衰退。由于经济增长水平长期处于生产能力之下，日本出现了新现象，即增长型衰退逐步演变为“增长型萧条”。克鲁格曼再三表示，只要采取积极的货币扩张政策（多印钞票），就可以解决问题。
克鲁格曼说：“有时经济出现问题，并非因为我们的过错而招致的惩罚，它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太多的人去追逐那些数量太少的票券。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
一般认为，对付衰退的标准答案是降低利率。可是，日本的利率已经降到了接近零的水平，但居然没有效果。现在该怎么办？应付这种情况的经典答案是与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私人部门的支出不足以维持充分就业，公共部门的支出就必须填补剩下的空间，这就需要政府去借钱，然后将这笔钱投资于政府的公共项目。投资可以提供工作机会，更多的人就有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了，进而又可以进一步提供更多的工作……如此循环不已。美国就是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大规模财政赤字公共工程的方式，彻底解决大萧条问题的。实际上日本也已经尝试过了。90年代初以来，日本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政府举债建造道路和桥梁，根本不管这些道路和桥梁是否有用，这些刺激措施，直接创造了工作机会，而且每次推行时，整体经济在一段时间内都会明显上升。但问题在于，这些项目没有收到足够而持续的效果。
根据模型分析，克鲁格曼又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处在“流动陷阱”中的经济体，需要预期性的通货膨胀，即要人们认识到，在一个月后、一年后，他们现在持有的同等数量的货币能购买到的东西比现在要少。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采取这种措施。克鲁格曼认为，那是因为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看法是追求物价稳定，鼓吹通货膨胀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危险结局。然而，物价稳定重要性的理念不是出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模型分析；恰恰相反，它出自普通经济学教科书的一般分析。他说，当我们面对日本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采用通货膨胀政策是自然不过的解决方法。通货膨胀会减少储蓄的吸引力，增加借贷的吸引力，刺激国内开支的增加；同时，它会令日元汇率下滑，令出口在世界市场上更有竞争力。所以，实施管理型通货膨胀政策实际是降低日元汇率。只有坚持贬值，坚持通货膨胀，日本经济才有可能走出困境。
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但克服这一障碍的真正困难在于，太多有影响力的人不顾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坚持教条主义的经济政策，也就是偏见，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大脑中过时的教条。20年前，当大多数发达国家深受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之苦时，当不分青红皂白的外汇管制成为经济扭曲和腐败的主要原因时，追求价格的稳定和货币的可兑换性，当然可以将世界引向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已不生活在那个世界了。当接近或陷入“流动性陷阱“时，拒绝重新评价零通货膨胀的正确性；当投资者对经济崩溃的恐惧演变成为自我强化过程时，拒绝考虑外汇管制，那就犯了将经济政策的教条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大忌了。
克鲁格曼对中国也作了一些分析和评价。他认为，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风险，并通过大规模的公共支出来对付它们，这正是典型的“凯恩斯疗法”。但中国仍然存在着危险，这种危险不在于中国经济本身会崩溃，而在于当压力逐步增大时中国会选择贬值（这个判断似乎是准确的，类似的观点在一些媒体中有所体现，如1999年第11期《商界》中的文章《聚焦人民币汇率》认为，6个月内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很大。）。克鲁格曼认为，这不但会给中国自己带来悲剧，也会威胁其他正在复苏的亚洲经济。
1999年第22期 《IT经理世界》吴智勇
